 编者按：武汉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因病抢救无效，于2023年1月12日上午10时41分驾鹤西去，享年81岁。冯先生生前关注人文武汉公众号，并亲自撰文《李文亮大夫不朽》、《封城之际议“生态”》，在本公众号发表。今天，本公众号特发《史学大家冯天瑜》一文，对先生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崇高的敬意。
冯天瑜（1942—2023） 史学大家冯天瑜 冯天瑜（1942—2023），湖北红安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生物系。历任武汉教师进修学院教师，武汉师范学院讲师，湖北大学副教授、历史系副主任。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史及湖北法方史志教学与研究。1976至1979年间，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4年，冯天瑜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历史学会第五届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省图书馆的少年常客 冯天瑜生长在书香之家，其父亲冯永轩先生出生于黄安（今红安）一户半耕半读的农家，1923年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在文字学、训诂学方面得到过著名文字学家黄侃先生的指教。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冯永轩以同等学历考入，成为第一期学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他主攻历史考据学，毕业论文是“匈奴史”，由王国维先生亲自指导。 出生在这样一个治史之家，冯天瑜从小最感兴趣的却是文学，其次才是史学。 冯天瑜的母亲张秀宜解放前做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这给少年冯天瑜接触文学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从小学三年级起，冯天瑜每天都会到湖北图书馆阅读。 在为湖北图书馆百年馆庆所撰的文章《精神家园》中，冯天瑜详细记录了自己从9岁到18岁期间泛舟书海、吸取精神食粮的经历。“从儿童阅览室的小人书看起，《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三个火枪手》等是我的最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卖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冯天瑜感慨，这种得以饱读“闲书”的童年要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那时还没有沉重的课业负担，功课在校内自习时就可以做完。他自己对考分一向不大经意，母亲也没有因为考分高低而奖罚。因此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 从六年级开始，冯天瑜成了湖北图书馆成人阅览室里的常客。从古典文学到外国文学，从游记到地理书，少年冯天瑜学问大进。当时湖北图书馆的老馆长方壮猷称赞他：“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
子承父业治史 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幼年时的早期积累，本来冯天瑜子承父业进大学历史系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不是自己理想的专业，但大学时期生物系的课程对冯天瑜来说也非常轻松，他在涉猎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同时，依然继续攻读文史哲书籍并练习写作，大学4年间陆续发表了一些科普文章、散文和杂文。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政治对于个体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小,冯天瑜遇到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人到中年的冯天瑜分明感受到自己对文史的热爱,这热爱让他可以放弃此前所学的专业与工作积累,这热爱也可让他葆有最大的热忱投入文史的汪洋学海中。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曾任教三年,也曾经在武汉市宣传部工作过。 1979年,冯天瑜回到了武汉师范学院。其间,冯天瑜发表了两方面的历史研究文章:一方面是思想文化史的作品,另一方面是湖北地方史,像张之洞、辛亥革命的研究,正式走上治学道路。他选择了“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正式跨入治史之门，先后出版《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晚清经世实学》、《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封建”考论》等著作。他的才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甚至毛泽东主席当年曾经说过：中国历史学家中最有见地的有“二冯”，老的是北京的冯友兰，小的就是湖北大学的冯天瑜呀。至今还可以在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找到冯天瑜的名字。 1984年,武汉师范学院改制为湖北大学,后来由冯天瑜组建了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94年,冯天瑜被调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作为一名醉心研究的学者，冯天瑜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典型的一丝不苟、非常严谨，甚至不苟言谈的“夫子”形象，似乎唯有明清文化、中华元典、近代术语等专深高奥的学术才是他唯一关心的东西，但在熟悉他的人眼里，他还有太多的奇才异趣。他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传播系主任洪九来教授揭秘，冯天瑜实际上是个十足的足球发烧友，遇上重大的国际比赛或自己心仪的球队球星的赛事，常常不顾自己的年纪与疲劳，甚至半夜起床守着电视机，有着“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动。 冯天瑜曾说自己对一些机械的数字如门牌号、电话号码等有“健忘症”，生活中经常会为此出些“洋相”，每次购物回家，夫人问其价格，他一概回答不上来。有次朋友来访，冯天瑜一下子竟然叫不出对方姓名，只好悄悄把夫人叫进其他房间，低声询问：“来客非常熟悉，到底姓甚名谁？”但对英超、德甲等大牌足球明星的上场号码，对一些关键赛事的比分，冯天瑜却记得准确无误，他自己也为此颇为自得。
醉心于中国文化史研究 1996年，武汉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院，2000年更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出任中心主任。正因为深感治学机会来之不易，冯天瑜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研究上。 冯天瑜回忆：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时，是最早进入、最晚离开研究大楼的人。2005年8月，当他从该研究中心离开时，多位职员和研究人员一字排开，向他挥手送行致意。一位朋友告诉他，在这个中心，每年接待各国的研究人员住所研究至少几十人，人来人去很平常，像这样列队为一个外国研究员列队送行的，还没有先例。他自我评价说：“我绝非'外国人研究员’中水平最高的，加之日语不行，平日也很少与日本人交往，赢得日本人尊重，大概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勤奋地工作。” 冯天瑜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史框架构筑和明清文化史。研究工作中沿着微观辨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的理路，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篇，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诸书。提出并论证“文化生态”说、“文化元典”说，得到学界充分肯任和大量采用，被前辈学者誉为探讨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认为表现出系统史学的魅力，是对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建构。 近十余年来，冯天瑜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考察文化近代转型，代表作为《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合著）、《晚清经世实学》（合著）、《张之洞评传》、《新语探源》、《“封建”考论》等。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多种成果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韩文出版或发表。多年来为建立和发展武汉大学中国文化史学科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注日本侵略文化渊源 冯天瑜近年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1998年至2003年五年在日本讲学，著有《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年10月）。主持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以术语为切入口，探讨近代中国与欧美、日本间文化复杂的三边互动关系，从文化传播学和文化发生学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冯天瑜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在日本５年讲学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近代以来，日本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至今日本的右翼当政者与右翼文人，仍以种种说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若明若暗地表示自己是这种侵略传统的招魂人，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显在表现。日本右翼的战争观、历史观在学理上是荒谬的，在法理上是非法的，而且包藏着相当严重的现实危险性，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的谴责。 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坚持侵略传统的右翼能在一个文明水平颇高的国度，长期强势占据执政地位与话语主导权。造成此种怪异现象，冯天瑜认为有复杂的国际原因与国内原因，其深刻久远的文化传统发挥历史惯性作用，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因缘。贫穷落后贪腐的旧中国在他们眼中，就是理所当然被侵略的对象，多年来的日本国策一以贯之的走向，日本侵华成为他们国策的组成部分。 历史上佐藤信渊（1769——1850）和吉田松阴（1830—1859）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1835—1901）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冯天瑜剖析日本对外侵略这种文化特质的成因、表现、演变和现实危害，同时就日本缺乏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清算问题，给予非常有力的批判。冯天瑜认为针对日本这样的邻居，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中国只有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国民素质等等各个方面自己强大了，才能得到日本的尊重，也才可能应对日本的野心。日本多年来形成的脱亚入欧、侵吞邻国的战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一以贯之，我们不能口说一句“小日本”、影视剧中丑化、漫画日本鬼子就能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冯天瑜强调日本国民素质在国际上评价在前五名，而中国则落在后面好远，差距明显。日本人的智慧、日本人的敬业、日本人的团结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在日本讲学、研究的工作单位，冯天瑜目睹清洁女工工作时一丝不苟，楼梯扶手擦得铮亮。加强中日两国人民民间交往，也需要国人主动参与。
冯天瑜用其一生在浩瀚的历史中撷取精粹,一贯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治学,出版《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等书。从微观、中观课题入手,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研究,扬弃外因论的“冲击—反应”模式,考析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1998年至2001年,他在日本爱知大学的中国学部担任专任教授。2004年到2005年间,他在地处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外国人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其著作《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政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原载《名人武汉足印·教育传》 有修改 作者：袁厚翔 田联申 摄影：刘建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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