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宝麟：米芾《研山铭》研究

《研山铭》是米芾今存大字行书真迹四件之一。十年前，我在编著《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时，把《吴江舟中诗》系于元丰五年（1082年），元章时年三十二岁，因属早期作品，个人艺术风格尚未成熟，自可勿论。而其他三件——《虹县诗》、《多景楼诗》和《研山铬》，我皆系于晚年。

北宋 米芾 吴江舟中诗 局部

北宋 米芾 虹县诗 局部

北宋 米芾 多景楼诗 局部

北宋 米芾 研山铭

距今跨三十个年头的197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印行《米芾墨迹三种》，即以上述次序排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能看到以前纯属“横扫”的古物已是万幸，更遑论探究流传、藏所等等书迹以外的内容了。直到我编纂米卷，始考出《研山铭》书于崇宁元年（1102年），是晚年三大字中的最早一件。从书法而言，这三件初始的观感，《研山铭》似乎是最不为我看好的。但随着学习的深入，它的佳处渐渐地被品味出来，深觉本帖实代表了米氏大字行书的最高水平。与《虹县诗》的稍嫌力过和《多景楼诗》的颇苦躁急相比，《研山铭》以“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高格，更体现出对所藏宝物一往情深的得意之情。如从技法层面稍作分析，本帖可作为其实践艺术主张的最佳样本。

举帖中“痕”、“震”二字极细的撇画为例，便能与他《自叙帖》中“得笔，则虽细为髭发亦圆：不得笔，虽粗如椽亦褊”的深刻心得互为印证。

另如章法，一任感情的流注而错落有致，最精彩的中间四行，行距较窄且字形偏小，使左右两边粗大的笔墨形成较为对称的平衡。

如此随心所欲、不拘常格而又处处合辙的超逸发挥，我们只有在面对晚年杰作的《珊瑚帖》时激发过共鸣。但《研山铭》因是擘窠大字而更见其难能可贵。因此，我认为《研山铭》不仅是米书代表作，而且是大字行书的佼佼者。

二

我在考释《研山铭》时，发现其书年上限的线索是帖末已出“宝晋”字样。《书史》云：

余白首收晋帖，止得谢安一帖，开元、建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军二帖，贞观御府印；子敬一帖，有褚遂良题印，又有丞相王铎家印记。及有顾恺之、戴逵画净名天女观音，遂以所居命为宝晋斋。

《画史》亦云：

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絶精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晋画必可保，盖缘数晋物命所居为宝晋斋，身到则挂之，当世不复有矣。

所谓“谢安一帖”，亦即今日我们能在《宝晋斋法帖》中看到的《八月五日帖》。米芾从蔡京那儿用寻死要挟的非常手段夺得此帖，是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十日（可参考《中国书法全集·米芾一》附录之《米芾（太史行寄王太史彦舟）本事索隐》）。足见“宝晋斋”的名目必待这个获帖年月日之后才能产生，这显然也是《研山铬》书写的上限。然而本帖分明作“宝晋山”而非宝晋斋，又如何解释？我想，既然斋匾可以“身到则挂之”，而他在《褚临黄绢本兰亭跋赞》后正有“宝晋斋舫”的游船命名，那麽他家旁的西山照理也可偶用“宝晋”之名的。米芾作于崇宁元年五月的《弊居帖》说出了宝晋斋原命名地的方位：“弊居在丹徒行衙之西，翛闲堂、漾月佳丽亭在其后，临运河之阔水，东则月台，西乃西山。故宝晋斋之西为致爽轩，环居桐柳椿杉百十本，以药植之，今十年，皆垂荫一亩，真一亩之居也。”窃以为书写《研山铭》的“宝晋山前轩”’应该即是致爽轩了。

既得本帖书时上限，于是研山的来龙去脉也就逐渐显山露水。我观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碌》卷六中《宝晋斋研山图》一则，判断此研山即彼研山。不妨移录陶书图后文字：

右此石是南唐宝石，久为吾斋研山，今被道祖（薛绍彭字）易去。中美旧有诗云：“研山不易见，移得小翠峰。润色浥书几，隐约烟腺胧。巉岩自有古，独立高崧巃。安知无云霞，造化与天通。立壁照春野，当有千丈松。崎岖浮波澜，偃仰蟠蛟龙。萧萧生风雨，俨然山林中。尘梦忽不到，触目万虑空。公家富奇石，不许常人同。研山出层碧，峥嵘实天工。淋漓上山泉，滴沥助毫端。挥成惊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风速洞庭宽。往往入佳趣，挥扫出泉，滴沥助毫端。挥成惊世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风速洞庭宽。往往入佳趣，挥扫出妙言。愿公珍此石，美与衆物肩。何必嵩少隐，可藏为地仙。”今每诵此诗，必怀此石。近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秀气尤不复泯矣。崇宁元年八月望，米芾书。余二十年前，嘉兴吴仲圭为画图，钱唐吴孟思书文。后携至吴兴，毁于兵。偶因清暇，默怀往事，漫记于此。

“米芾书”后四十字乃陶宗仪（字九成，1316-1396年后）的附笔。按，吴仲圭，即“元四家”之一的吴镇（1280-1364年），吴孟思是吴叡（1298-1355年），二吴皆未入明。假如所谓“毁于兵”指元末之乱（元亡于1367年）的话，则“二十年前”，只取整数即为至正七年（1347年）。

《南村辍耕録》上録一则前，有木刻的研山图（图一），

图一

与今见《研山铭》卷内米书本幅后王庭筠跋紧接的《宝晋斋研山图》（图二）相较实大同小异。

图二

所不同的是，除了标识文字“少”作“小”外，前者书体作楷书而后为隶书，另外篆书图题亦非前者所具。文博专家指出，米卷中阑入此图，是古董商或收藏者欲造成此为米氏所画的假象，而此图非米亲笔的证据即押边宣和印是伪刻。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说者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米友仁的“右《研山铭》，先臣芾真迹，臣米友仁鉴定恭跋”是他为绍兴内府所作的鉴定语，他只提铭而不及图，也可见图并非原有，而一个“右”字，已显示小米签条本当处《研山铭》左边，现在被割下置于图左，反露了马脚。

研山图非米所画可以论定，然而出于谁手还应该追究。陶宗仪说过他毁于兵燹（xiǎn）的研山图是请吴镇画吴叡“书文”的，这所书的内容应即图上的小字。吴叡所善为篆隶二体，现将吴氏书于至正四年（1334年）的作品（图三、四）与图题篆书、注字隶书试作比较，不难看出差别之巨，最明显的不同即是点画的工拙和结构的精粗。

前文假定图文作于至正七年，虽为约数，但年代毕竟相近，因此研山图哪怕认作临本也是不可能的。陶宗仪今亦有篆隶存世，隶书作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图五），篆书无纪年（图六），我倒觉得与图上的书体颇为相近，它们都是那种不甚精到甚至有些稚拙的形貌。于是我怀疑本图很可能是陶氏“默怀”的作品，要之，它从气息上至少可以断至元代末年。

我在考释《研山铭》时尚未见到这幅立体皴染的《宝晋斋研山图》，我仅凭陶记便作出了判断，未料竟是如此暗合。考释云：

陶宗仪《辍耕録》卷六刻《宝晋斋研山图》一幅，峰峦间注有小字云：“龙池，遇天欲雨则津润”、“滴水少许在池内，经旬不竭”，其铭首四句之谓乎？图后有记……铭后既出“宝晋”，则上限已不能过建中靖国元年二月，故所铭研山即陶氏録者无疑也。

十年后看来确实写得过于简略。其实中美诗中如“隐约烟朦胧”、“独立高崧巃”、“安知无云霞，造化与天通”、“崎岖浮波澜，偃仰蟠蛟龙。萧萧生风雨”、“淋漓上山泉”等描写无不与《研山铭》的意象宛转相通，只是米芾更为夸饰、更为诡奇而已。

《研山铬》我系于崇宁元年，但严格而言，应宽泛地定于建中靖国元年二月十日后宝晋斋之得名至崇宁元年中秋前研山为薛道祖易去之间。需加说明的是，写《研山铭》时，使其追悔莫及的事情尚未发生。可以想象，如那篇稍为感伤的图跋尚存，其书法是絶不会这般萧散闲适的。

那麽，研山这种久成絶响的文房清供用途何在？研山，一作砚山。以“砚”修饰“山”，则观赏如盆池假山之类的功能是主要的，其次才用以研墨，一物而得二用。米芾“近余亦有作”中的“玉蟾蜍”是注水磨墨的砚滴。原是亲密的伙伴，今失其一，难怪要伤情落泪。图中的“方坛”，当即磨墨的地方，因此“潭在顶，出黑云”的“潭”字或许是老米的笔误，因为宋代官话中“坛”和“潭”已经同音。如果是潭，已能储墨汁，于是也不会“挂龙怪（龙神）”来形容墨汁的下泻了。“龙池”当即储墨汁处，只有这样理解方能读懂“五色水，浮崑仑”两句。“浮崑仑”是群峰倒映在龙池中，而“五色水”也并非“滴水少许在池内，经旬不竭”的清水，因这无非说明石质的阴凉致密，但真正能焕出五彩的只是上好的浓墨。

然而，研山也因形制大小而功用各异。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三收《砚山诗》有序云：“谁谓其小？可置笔砚。此石形如嵩岱，顶有一小方坛。”那此研山只能搁砚兼作笔架了。虽也有方坛，但可能不是所铬的那座。

“公家富奇石，不许常人同”。米芾好石，砚当然也包括在内。他有一方研山名“壶岭”，见于《竹前槐后帖》。周密《云烟遇眼録》卷下“赵子昂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书画古物”云：“又灵声，壁小山一，叶森曾见魏公灵壁石一，其大如拳，峰峦皆五列，分名之“五老峰”，手抓之拂之皆有声，米海岳故物也。”他的收藏之富，即如南唐旧物就有两座，除所铭者外，另一研山早于元祐初年便换了苏家甘露寺下的古墓地，后筑海岳庵，成为米氏定居润州的第一个住处（见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有的文章混为一事，翁方纲早已辨其非。

明代毛晋所辑《海岳志林》有“眠石”一则云：“僧敄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后得之，抱之眠三日，属子瞻焉之铭。”惜未标出处，但今本《苏轼文集》中只有《米黻石钟山砚铭》而并无所云。顷闻重庆博物馆不仅藏清罗聘画研山图，而且米芾研山亦在该馆，据告即为端州石，如此则实堪庆幸。看来米芾抱眠三日的就是这座研山了，这也可为《研山铭》增添一段佳话。

三

《研山铭》经米友仁鉴定为真迹，已为定论，似乎不应存在问题。但是如果鉴定语为伪，那不是问题更严重了吗？所以愚以为对本幅书法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考察，最足倚信的方法即是校勘。因为每位书家的所谓“笔性”各自有别，这是作伪者无所逞其技的。很多赝品往往只须通过比勘而使其不能逃遁真形。

米芾另有一刻本大字行书，字形大小与《研山铭》相仿，即前文已提及的《自叙帖》。它刻于南宋韩侂冑（1152－1297年）的《群玉堂帖》中。韩氏为权臣，编次者向若水精于鉴别，刻手又颇能传其精神，这数重保险确保了该帖的真实性，而岳珂所辑《宝晋英光集》卷八也收入其文字，它也早就作为米芾的一条重要书论被广泛引用。从常理而言，自叙学书历程和独到心得，具有回顾总结性质，必待中晚年取得成就以后，怀素如此，米芾自也应如此。因此，《自叙帖》与《研山铭》从理论而言也不失有可比性。

收入《群玉堂帖》的米芾《自叙帖》宋拓本（局部）

先比较二帖相同的字。次序以《研山铬》为准。

（一）铭

《自叙帖》该字出“鼎铭妙古老焉”句。二字尽管有若干细节的不同，但整体上看显出一手且时间相近。《自叙帖》云：“又笔笔不同，三字三画异，故作异；重轻不同，出于天真，自然异。”三”字是米氏作为举例的，意思当理解为具有平行方向的数笔必须异。但使其异的方式可各出机杼。这两个“铭”各有三撇，而居上的两撇起笔，无不采取左藏头右露锋的做法，而且方向的避免平行也如出一辙。

（二）在

《自叙帖》该字出“入学之理，在作字必悬手”句。二字最明显的相同处是长撇的曲折变向，当然折点的部位稍有参差。自形态而言，“怪”的异体写法中的“在”与《自叙》更为接近。

（三）出

《自叙》该字出“知出于欧”句。因两叠有留空以舒气，故胜于墨迹。王羲之此字的笔顺是中竖最后写（参《圣教序》的“拙”字），但米芾一向采取如此笔顺，恐集自于其他书家。另《自叙》中“出于天真”的“出”亦同，谅更便于与下字应接。

（四）泽

《自叙》此字出“骨筋、皮肉、脂泽、风神皆全”句。二字可谓惟妙惟肖，不必赘言。

（五）晋

《自叙》此字出“入魏晋平淡”句。米芾本字两横中间例作三点，无论是早岁的《李太师帖》、《裹鮓帖》，还是晚年的《弊居帖》、《晋纸帖》，终其一生皆未改辙。

（六）书

《自叙》此字出“一一相似则奴书也”句。米芾此字的笔顺中竖最后写，亦几乎是一生不变。这种笔顺，黄庭坚亦如此。但米氏敷横连写，到最后的“曰”，有时笔势带上，会有些像“口”。这一习惯发端于早年，《龙井方圆庵记》中已见，《苕溪诗》、《蜀素帖》则径作“口”。《研山铭》此字只不过是萦带而已。《自叙帖》“曰”中一点明显，只说明二次写时速度略有不同。

再来看二帖某些相同部首的写法。

（七）“石”字旁

《自叙帖》“碑”字出“《刘宽碑》是也”句。藏锋起笔、横尽即折，折、撇的夹角以及“口”作雨点，这四个特征二字几同，实不因撇的轻重而淆乱判断。试比较“《石鼓文》”句的“石”字，结法则完全不同。

（八）“五”字头

《自叙》“悟”字出“悟竹简以竹聿行漆”句。此字渴墨稍枯瘠。但“五”接写“口”与《研山铭》的“五”接写下字的笔势一样。另“五”字独体，米芾特使中间横折错综其事。“悟”字在此不作强调，但并不掩盖相同部分的角度一致。

（九）“巴”字旁

《自叙》“把”字出“谓把笔轻”句。二字横折处的圆转的形貌以及省略下横，直接由一斜短竖连“浮鹅钩”的做法毫无二致。

（十）长点

《自叙》“段”字出“觉段全绎展《兰亭》”句，“鼓”字出“《石鼓文》”句。这几处最后一笔的长点，虽然“变”者有些振动，但皆落笔殊狠，颇有痛快之感。与大王一路长点由细到粗逐渐加重不同，米芾的反差并不明显。另“痕”字的最后一笔亦是此法。

（十一）“子”字底

《自叙》“季”字出“又慕段季转摺肥美”句。两个“子”的竪勾比较夸张的部位，可谓是老米的特殊标记。

（十二）“比”字部

《自叙》两个“皆”，一出“风神皆全”句，一出“八面皆全”句。“崑”脚“皆”头，哪怕单独写“比”，米芾都竭力造成相同部首的相异。这三处不难发现其积习所在。

（十三）“人”字头

两个“全”已见前条。“人”头交叉为直角是每个书家必须遵循的楷法，但交叉于何处和撇捺尽头形成的连线与水平方向的夹角却是因人而异。二帖的撇捺关系比较一致。“仑”字一捺与“又书非以使毫”句“又”的捺几可互易。

（十四）“页”字部

《自叙》“颜”字出“颜七八岁也”句。“顶”与“颜”字的“页”部，最有特色的相同之处即折得比较刻意。这种折法在小字中不必强化而在大字中似有流为习气的趋势。《虹县诗·再题》的“碧”和“苍”中皆有此表现。

（十五）“黑”字部

《自叙》“墨”字出“使毫，行墨而已”句。《研山铭》因是独字，四点容有不同，但二字上端“田”的大小一致体现出某种惯性。

（十六）提“手”旁

《自叙》“抵”字出“锋抵壁”句。前文已引用的“把”字的提手与“挂”字更为相似。其长竖之弯，下端之细，勾起翻侧接挑，这一连串的动作真使人赏心悦目，足见老米笔底的纵控能力。

（十七）“小”字底

《自叙》“余”字出“余初学”句，“紧”字出“见柳而慕紧结”句。这类结构，竖勾两侧的顾盼点，米芾皆处理为左点与勾相连而近，右点孤悬而远。“余”与“烁”尤似。

（十八）横折勾

《自叙》“而”出“而鼎铭妙古老焉”句。这两个字尽管此处长度不同，但笔法一样，而且圆转后的角度和粗细亦然。“雨”头的这种写法在黄庭坚的大字中也随处可见，应有同时的相互影响。

（十九）“辰”字旁

《自叙》“振”字出“振迅天真”句。短横连折撇，再两短横写得像“工”，也是老米终其一生的习惯。“震”最后三笔，尤其是勾起略呈蟹爪形，与《自叙》的“展”更为酷肖。

（二十）平捺

《自叙》“是”字出“如蓴丝是也”句。“楚”字出“《诅楚文》”句。这些颇为肥腯的平捺，其实与前文“人字头”的捺已非常相似。捺脚即波拂的最后一折，其波发处例需以已写就的竖笔焉基准，而米芾自有其特殊的处理方式。

（二一）浮鹅勾

《自叙》“毫”出“非以使毫”句，“也”出“颜七八岁也”句。像这样前后粗细甚为接近的浮鹅勾以及雁尾，所比勘的三字显然出于一时风气。

（二十二）“门”字部

《自叙》“兰”字出“觉段全绎展《兰亭》”句，“简”字出“又悟竹简以竹聿行漆”句。米芾“门”部的写法特点全在右侧，其耸肩集自欧阳询而陡勾则取于颜真卿。另外，一般多用简化写法和两竖呈相背之势，也是久已定型。在大字中，右竪最粗在中截，“阖”与“兰”同；着力于勾，几乎尽力，则又与“简”字仿佛。

（二三）宝盖头

《自叙》“写”字出“先写壁”句，“宽”字出“《刘宽碑》是也”句。老米此部首的特有标识，即第三笔横的突然顿挫。在左点与横画的笔锋转换处，当有一偃笔而又快捷的动作。这一笔法，米芾晚年几乎全乞灵于此，遂成一种程序。

（二四）八字头

《自叙》“遂”字出“遂并看《法帖》”句。这三字起始顾盼两点，在右点重按并延伸接横画的体势上完全相同。

通过以上的比对，不仅足以作出《研山铭》必真无疑的结论，而且也证实《自叙帖》作于晚年的推测。我们甚至可以断言，这两部作品书写的年代极近，而且从字形和线质也可认定二者是同一支笔同一种纸所写。

《研山铭》距今正九百年，我初见印刷品在三十年前，而考释它又正在十年前。这三个整数，似是冥冥之中的某些安排。虽说天机不可泄漏，但我想科学的目的正在试图窥透未知的奥秘，所以我乐意从事这一研究。

原载《中国书法》二〇〇三年第三期

来源：曹宝麟著《抱瓮集》，文物出版社。

编辑：美学文摘

米芾评传

文｜曹宝麟

天姿凌轹未须夸，集古终能自立家。

一扫二王非妄语，只应酿蜜不留花。

——清·王文治《论书·米芾》

当一个新一统的王朝在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时候，其文化的复甦，必然迟于政治经济的中兴，这似乎是历史的规律。经过五代半个世纪的干戈扰攘，赵匡胤代周而起，建立了宋朝（960年），但将最后一个割据的北汉纳入大宋的版图，真正臻于四海混一，却已到了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书法，也只有在人心安定之后，才会重新产生兴趣。《阁帖》刻成于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仅就后来被米芾认为遣憾的一件事情，便足以说明其时书法已衰陋到何等地步了：“太宗皇帝借其（指驸马王贻永）藏书模《阁帖》，但取郗愔两行，余王戎、陆云、晋武帝、王衍及此谢帖（指谢安《八月五日帖》）、谢万帖共十二帖，皆不取模版。”这当然是痛心于主其事的王著目鉴低下，优劣尚且不辩，更何论真赝了。但即使是如此质量的法帖，亦唯勋戚显宦才有幸获赐，那么其复兴书法的作用，在一般士大夫中就很难奏效。于是，被米芾深恶痛绝的“趣时贵书的习尚就在朝野蔓延开来。欧阳修无愧起文之衰的骁将，忧患于时弊的严重，他叹道：“余常与蔡君谟论书，以谓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盖忽不为尔！”朱弁《曲洧旧闻》卷九说出了“非皆不能，盖忽不为”的原因，他说：“唐以身言书判设科，故一时之士无不习书，犹有晋宋余风。今闻有唐人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观。本朝此科废，遂无用于世，非性自好之者不习，故工者益少，亦势使之然也。”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也说：“国朝不以书取士，故士亦鲜以书名家。”欧公所谓“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之中，不言而喻当有蔡君谟，但即使被推为独步的他，哪有才力从唐人的唾余中挣扎出来呢？赵构《翰墨志》云：“书学之弊，无如本朝，作字真记姓名尔！其点画位置，殆无一毫名世。”无疑即指这个建国虽已百年而书学依然萎靡的时期。

百年必有伟人出。自苏轼、黄庭坚、米芾三杰崛起，继絶开往，宋代积弱的书坛才出现了新气象。其中米元章以超人的天分、淹博的学识和卓絶的勤奋，为自己赢得了万世不祧的地位。可以说，宋代若无米襄阳，其在整个书法史的光华定会大大地逊色；后世若无米襄阳，其谈助的齿颊之间，恐怕也会淡而无味了。

米芾的生平

米芾(1051-1108年)，四十一岁前名黻，字元章，别署火正后人、鹿门居士、襄阳漫仕、海岳外史等，襄阳（今湖北襄樊）人。中年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故又称吴人。其母阎氏曾为英宗高皇后接生哺乳，以此旧恩，元章幼年得在京城度过。相传米芾五世祖是宋初的武臣米信，但米芾本传只云“其先以武干显”而未指实爲信，元章书迹既不避“信”字，也从无一处炫耀此事，所以这个本出奚族的大将即使是其远祖，米芾恐也不会承认。然而米芾的“冗浊”的出身，却在本不怎麽注重门阀的宋代备受歧视。杨万里《诚斋诗话》云：“润州大火，唯留李卫公塔、米元章庵。米题云：'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有轻薄子于'塔’、'庵’二字上添注'爷’、'娘’二字，元章见之大骂。轻薄子又于'塔’、'庵’二字下添'飒’、'糟’二字，盖元章母尝哺乳宫内，故云。”按，“塔飒”、“庵糟”都是联绵字，因声求义，形体不常。“塔飒”又作“塌飒”、“塌撒”，意爲拙劣；“庵糟”又作“腌臢”、“肮脏”，不言自明。暗中作弄倒也罢了，但直到作礼部，还被御史攻击为因出身不好而不当此选。这就说明，元章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这可怕阴影的笼罩。他在许多地方表现出双重人格，忽而出奇的狂傲，忽而无端的谦卑，有时莫名的慷慨，有时异常的吝啬……不能说没有心理创伤的巨大影响在。

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能说米芾没有凭借这层特殊的关系而捞到好处。元章二十一岁，“既冠”，神宗（高后所生）便立法让他入了仕。《宋史·神宗纪二》：“熙宁四年十月，立选人及任子出官试法。”元章为任子，即有父荫者。这似乎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元祐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米芾仕途比较顺利，即使从雍丘去任，他也还能以县令的身份监庙食禄，这都是异乎寻常的待遇。元章表面上似乎与以吕大防为首的旧党关系密切，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吕是高氏倚重的宰相之故。如果由这一现象而说元章有比较鲜明的政治倾向，那倒是冤枉米芾了。

米芾的一生，贯穿始终的即是官场间的政治斗争。青年至中年是变法并延续为党祸，晚年则是曾蔡倾轧。米芾是小人物，他自称“不入党与”，与其说是不感兴趣，还不如说是无力参预。但他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亲疏去就关系，无可避免地给他宦途带来不利的影响。他在残酷的现实中逐渐总结出一条经验，那便是“庖丁解牛刀，无厚入有间，以此交世故，了不见后患”这二十个字。元章是深识化不利因素爲有利因素的，自己虽无厚度，但肯綮之间是有缝隙的呀！只要有利器，那麽真可恢恢乎游刃有余而不受损害。然而，我们从这自鸣得意之中，只感觉一个仰人鼻息者的难言之隐。

元章“交世故”的利器，最有效的即是他的絶技——书画。当时上至皇帝王公，下至外戚宗室，都酷好此道，即是目不识丁的高后之侄高公绘，也藏有不少名画。米芾爲他所藏韩干马作《天马赋》，恐怕巴结的动机爲多。以后只须是权要，他一概可用书画作敲门砖而登堂入室，踞为上席。元章从长沙远归后，在谙宰相中，除了蔡确、司马光、吕公着等少数人外，历朝相府无不有他的履迹身影。群臣之中，他与旧党的苏轼及其门人故吏黄庭坚、秦观、晁氏昆仲、张耒、王诜、李之仪、刘季孙、蔡肇、龚央、陈师锡、陈瓘等，与新党的吕惠卿、林希、沈括、谢景温、许将、蒋之奇、陆佃、曾肇、邓洵武、周穜、王漠之、涣之兄弟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游，而他舆这些人的往还，大多数是以书画作为媒介而见诸记载的，这就无怪元章要矜爲得计了。

老米取容于人的第二个招数是畸行诡迹和奇谈怪论。当然也得承认，他的颠有一半是出于天性。例如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一云：“一日，米回人书，亲旧有密于窗隙窥其写至'芾再拜’，即放笔于案，整襟端下两拜。”无人在场而如此，非自然流露而何？但另有一半却是饰于伪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奇装异服。他戴高帽，着深衣，全然“不用世法”，虽被友朋讥为“活卦影”而不顾，他是唯恐别人不注意他的。其好友张大亨竟誉之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说明他确知道自有识者会报以青睐。元章也熟谙视听二字缺一不可，所以他经常出语怪诞以耸动众听。不过他终以不谈政治为限度，在雍丘得到教训以后，他不敢再违背“重缄议法口”的诺言了。惠洪《冷斋夜话》卷四云：“米芾元章豪放，戏谑有味，士大夫多能言其作止。有书名，尝大字书曰：“吾有瀑布诗，占今赛不得。最好是一条，界破青山色。”人固以怪之。其后题云：“苏子瞻云：此是白乐天奴子诗。”见者莫不大笑：”赵构《翰墨志》记载一帖更发噱：“承借剩员，其人不名，自称曰张大伯。是何老物，辄欲为人父之兄？若为大叔，犹之可也！”老米的手段，已不下今日相声的“抖包袱”。其喜剧效果居然引得皇帝也忍俊不禁，那么他的预期目的也就达到了。

元章的所有伎俩中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恐怕就算是洁癖了。洗手不用巾拭，相拍至干之类的事，为宋人所津津乐道，但其“不情”，也有露馅的时候。庄绰《鸡肋编》卷上云：“其知涟水军日，先公为漕使，每传观公牍，未尝涤手。余昆弟访之，方授刺，则已须盥矣，以是知其伪也。宗室华源郡王仲御家多声妓，尝欲验之。大会宾客，独设一榻待之，使数卒鲜衣袒臂，奉其酒馔。姬侍环于他客，杯盘狼藉。久之，亦自迁坐于聚宾之间，乃知洁疾非天性也。”像庄绰这样刻薄的人，到最后也还不免笔锋一转道：“然人物标致可爱，故一时名士俱与之游。”由是观之，元章的佯狂，在有权有势者眼里即使出格过火，但只要像淳于髡、东方朔那样谐不伤雅，正是他们无聊的生活中最为需要的。

老米毕竟工于心计，然而智是“圆”了，其行却显得不那么“方”。鉴于他既要养家活口，又想买字苦学，故对于这样一个有局限的历史人物，我们只能报以凄然的一笑。

如果说老米是整日价装疯卖傻、插科打诨，那就错了：他何尝没有正常人的真情实感和正直人的古道热肠？他在雍丘的所作所为，即使称不上可歌可泣，也足以改变历史对他的偏见的。请看：“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束归早相乞！”（《催租》）这样沉痛的诗句，哪会出于全无心肝的人之口？若是墨吏恶胥，是宁肯盘剥百姓也要邀功请赏的，他们断然不屑一顾濒于绝境的灾民死活。但元章心中的秤杆显然偏向哀哀无告的农民。这样一来，他反而无所适从：一边是拿他薄禄的皇帝，一边是爱当如子的黎庶；皇帝固然不能欺罔，黎庶又怎忍以刑威逼？在上书宰相、奏劾监司等一切努力都失败之后，他最终只能与昔贤挂冠解组殊途同归了。倘若说“庖厂解牛刀”的憬悟是以后混迹官场的护身符的话，那么下面这篇《座右铭》应该刻上雍丘壮举的纪功碑——“进退有命，去就有义，仕宦有守，远耻有礼。翔而后集，色斯举矣。”（《宝晋英光集》卷六）我相信，此铭以及文集卷八所收的《到任榜》、《六顺晓示》，都应作于雍丘之时。《到任榜》有“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百姓无对本加倍利，无流移乡土，而衣食给足一一国家不以张官设吏，收给为劳。有凶岁倚阁赦放之恩，是隐恤百姓德泽甚厚……”等语，元章最终以自我放逐来向百姓逊谢未践宿诺之罪。单就这一点来说，老米已可无愧古代《循吏传》中的先哲了。

绍圣以后，元祐旧党无论朔、蜀、洛三派贬谪殆尽，朝端已基本上没有正人君子。米芾经过三年闭门思过，复起为涟水军使。这时他就聪明多了，不再像雍丘那样愚直狷介，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宋稗类钞》云：“米元章守涟水，地接灵壁（今属安徽），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加以美字，入室则终日不出。时杨次公（杰）为察使，知米好石废事，因往廉焉。至郡，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汲汲公务，犹惧有阙，那得终日弄石？’米径前以手于左袖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壑皆具，色极清润。米芾举石宛转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甚，又纳之左袖。最后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取之，径登车去。”幸亏来按察的同病相怜，否则元章因此丢了乌纱也未可料。他做诗颇为得意地对薛绍彭说：“部刺不纠翰墨病，圣恩养在林泉乡。风沙涨天乌帽客（谓薛），胡不东来从此荒？”（《书史》）一己逍遥，尚嫌冷清，最好是呼朋引类，把臂入林。从书札中得知，被元章邀到涟水的还有林希、蔡肇、陈觉民等人。此辈皆是朝廷命官，尚且可以如此散诞，由此看来，元祐年间终 究还讲一些风纪。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元祐中，陈正字无己（师道）为徐州教官，亦擅离任至南京别东坡先生，谏官弹之，亦不加罪，祖宗优待文士如此！”涟水为军州，时废时置。在天下太平之时，这种名义上的军，其实只同县。元章一生三次出为军使，自非偶然。或在皇帝意中，这样玩忽职守的人，给他个“陋邦”尸位窃禄，不也正能体现朝廷优贤养士的“圣恩”么？

今天留下的米芾手迹，书于涟水的最多，草书已经多年未习，至此又旧业重操，这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元章的“无为而治”，当然大受乡绅地主的欢迎。李之仪有信云：“某上启元章涟水使君节下……南来者一口交誉，谓自过扬子渡，行路无不咨嗟颂咏，每道及公名姓，则以手加额上，不谓至此而犹未还召，其势亦不能久矣，更希善爱以对之！”又一书云：“近见子鲁曾公书，道公学术高明，政事亹亹，挽之不断，企仰何及！”（《姑溪居士全集》卷二一）到了光绪年间孙云锦所编《淮安府志·仕迹》，竟说：“米芾知涟水军，用文雅为治，尚礼教，祛淫祠。任满之日，归橐萧然，图书之外无他物。偶值风浪，作诗矢（誓）神，即止。”则除了“咨嗟颂咏”外又加入神话色彩了。既识个中奥妙，那么这种阿谀，终近肉麻可鄙。米芾在涟水曾写遇一首《狱空行》（《宝晋英光集》卷三），向上司楚州太守唐领表功。狱空，意谓无人犯法，治下清晏，但这种把戏往往虚诳，犯人被藏匿转移即是故伎。但我终竟还不忍怀疑元章，因为涟水去雍丘到底只晚几年，他似不至于堕落得如此迅速。如果“任满之日，归橐萧然”尚堪置信的话，那么他在涟水的三年，尽管已成昏官，幸亏还不是个贪官！

元章生命的最后十年，已如下坂之轮，越滑越快，愈陷愈深。因已有专文论列，不翻陈账可也。

至于米芾的宦历，他在当礼部员外郎被劾时争辩说：“在官十五任，荐者四五十人，”但任何一书都没有讲全过，有的甚至仅列的几任次序也误。现梳理如下：

一、秘书省校书郎；

二、浛光县尉；

三、临桂县尉；

四、长沙从事；

五、杭州观察推官；

六、淮南幕府；

七、润州州学教授；

八、雍丘县令；

九、监中岳庙；

十、涟水军使；

十一、发运司管勾文字；

十二、蔡河拨发；

十三、太常博士；

十四、监洞霄宫；

十五、无马军使；

十六、书画博士。

如果到书画博土时为十五任，那么可能他不把监洞霄宫计算在内，因为他任无为军自称为“复官”。由于后世称元章为“米南宫”，南宫即礼部别称。有的书说元章未入拜而弹章已上，因被白简逐出。然而元·周密《云烟过眼录·天台谢奕修养浩斋所藏》（卷下）中分明记载了“尚书礼部员外郎米芾审定”的《辨印帖》，可证此说乃属耳食。所以在其宦迹中理应再加上：

十七、礼部员外郎；

十八、淮阳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