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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搜狐健康 作者 | 吴施楠 编辑 | 袁月 近日，著名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专家曾光与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委会常务副主委、总干事袁钟教授在搜狐健康直播间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谈。二位专家从哲学的角度切入，深入浅出，详细介绍了当前的疫情形势及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向。 此外，曾光就“什么时候摘口罩？”、“XBB毒株会不会引起新一波感染高峰”等广大网友关心的问题做出了一一解答并告诉大家，面对未来，我们要谨慎乐观，对回归正常生活既要有信心，更要有耐心。 同时，二位专家共同呼吁，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需要更多人才，要形成医疗改革和公共卫生改革“两翼齐飞”的局面。 以下为对话速记，略有删减调整： 袁钟：我和曾老师亦师亦友，曾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是我们协和著名的学者。2003年抗击非典的时候，曾老师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新冠病毒来的时候，虽然他退休了，年事略高，但是依然奋战在一线。曾老师一直在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在观察分析新冠病毒以来，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里面存在的很多对立的或者不同角度的思考。这不单单是医学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层面，我们怎么处理好将来管理层面和专业层面，长远和眼前，公共利益和某些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公共卫生这个领域和医学领域非常相似，就是它越分越细。从整体把握上来看，曾老师特别强调中庸不极端，怎么把各方利益考虑好，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比较能推动的，减少冲突的有效方法。我非常佩服曾老师这种思考。我也希望今天曾老师的发言能给管理者，专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看法的专家，带来一些启发。我想请曾老师主讲，我来说一些体会的感想。 曾光：谢谢袁老师对我的介绍。我是做公共卫生的，肯定对哲学问题考虑没有那么深入和周到，那就请袁老师多点拨，多进行更确切的评论。袁老师刚才提到了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能不能达到和谐统一，它往往不是零和一的游戏。从哲学的一些抽象概念怎么变为我们防控实际的思考，这是我是尝试去考虑的。我对这一对矛盾思考的确实挺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放开了，新冠从“乙类甲管”变成了“乙类乙管”，这里就有一个思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放开与管理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对矛盾的。放开还有没有管理？管理应该落实什么样的？管理应该怎么落实才能和放开达到和谐一致？ 不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只是两者层次不同。实际上，“乙类甲管”这个概念在SARS时就被提出来了。当时还达不到现在的防控能力，在疫情报告、疫情管理中存在着很多漏洞，按照“乙类乙管”达不到防控要求，单靠卫生系统力量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当时就把SARS的管理提高了一个层次，变成了“乙类甲管”。从这个整体防控上我们就出现了一个名词，现在这个名词很流行，就是联防联控，联防联控已经不是卫生系统在做常规管理了，而且是由政府领导的，是由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动员各部门，各系统、各部门，社会各层次共同参加的管理了。甲类管理给我们赋予了理论基础，我们就可以根据传染病的管理，对社区进行封闭，对交通进行封闭，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对疑似感染者进行强制隔离。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弥补过去我们卫生系统管理的不足。 这个时候是不是卫生系统就可以靠边站了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们卫生系统的专家要做好具体的工作，做好我们的专业工作。同时要给管理者、决策者们提供公共卫生建议。我记得我当时在做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有机会跟决策者直接接触。我记记忆很深，是我终身难忘的。那年4月28号，受卫生部派遣，我去讲非典的科学防治。一对新的矛盾出现了，公共卫生防控策略和高科技防控策略这对矛盾出现了。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以哪个策略为主？这两个策略位置应该怎么摆？我认为当时出了点问题，出了点偏差。就没有达到袁教授刚才说中庸。因为领导人听到的都是那些大牌专家们主张的高科技防治策略，他们的积极性很好，跟国家要经费，请任务，要求去研制疫苗，研制抗病毒药物，研制特效干扰素，要对这个病毒做进一步研究。这些当时也都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几乎每提一下都拿出几千万，让他们立即去做。可是我们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高科技防治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措施，它的前提是如果这个SARS长期屡剿不灭，我们确实需要疫苗上来。但是更急迫的我们认为应该是加强公共卫生防控对策，也就是重点实施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策略。这种策略现在看起来好像人人都知道，都很了解，当时也是这样，它并不是一个新的对策，但是我们需要这种策略化为社会上的防控行动，需要中央来领导，需要发动，需要搞联合、联控。 当我们讲了这个策略以后很受重视。领导提了十多个问题，对这种策略很感兴趣，因为我们一分钱没有提，希望国家执行的是策略。另外当时我跟他们讲，我说这种策略是在世界公共卫生史上，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都是屡试屡灵的。我特别给他们讲解了伍连德消灭鼠疫的故事。1911年在东北出现了鼠疫大流行，这种流行当时来势凶猛，那时候中国缺医少药，连起码的对鼠疫防治的概念措施都没有。当时的政府虽然腐败，但他用对了一个人，就是伍连德博士。政府赋予他权力，他就采取公共卫生对策，亲自下现场，查清楚，这病人做尸体解剖，从显微镜下看到了鼠疫杆菌，认为这是呼吸道传播的，然后就采取了很多措施。最后，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控制了东北鼠疫流行。他采取的就是公共卫生防控对策。我那时候跟中央领导人讲，我说我们现在当然有困难，但是只要这策略变成全国性的防控行动，那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当时也有很多层层加码的现象，层层加码不是新冠防控才有的，那时候就有，但因为时间比较短，在一个半月之内全国清零了，所以这个层层加码实际上只是暂时起点副作用，但是整体来看效果非常好。 我刚才讲的这些是想表达，专家和决策者应该是和谐共同体，不应该是矛盾共同体，只要决策者认真听从专家的意见，选对专家，专家能用最确切的科学方法向决策者去进行表达，说服他们，对对防控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我要说一下，在新冠防控中也有这样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疫情初期的时候，中央派出了以钟南山院士为首的高级别专家组，我是六人组成员之一。我们到武汉考察了以后，回到北京向中央就提出了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防疫，启动防疫工作，就是把新冠作为乙类传染病进行甲类管理，这是参照SARS做的。另外我们提出了武汉人能不出去的尽量不出去，外地人能不能不去武汉的尽量不去。特别是当时春运开始了，风险非常大，不要光看到武汉报告的病例不多。我的这些建议被中央迅速采纳，在前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我觉得平时工作和关键时候的管理工作怎样转换衔接好，专家和决策者怎样各自发挥优势，我觉得这个对防控是非常重要的。 袁钟：曾老师，向您致敬。听完曾老师讲，我第一次知道了联防联控的由来。曾老师作为专业人员，很清楚公共卫生实际上不能简单只是在专业领域来做的事情。怎么样动员社会？我就想起健康促进这个工作，实际上有很大程度是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包括爱国卫生运动也是这样。 我觉得刚才您谈到了三个矛盾和对立统一。一个就是专家和决策者，决策者要尊重专家的意见，专家在这个时候要思考，因为决策者他要考虑全面，专家可能是一个局部，这时候全面如何来？这个得协调，就是更自洽，这个很重要。昨天我们俩通电话谈到中庸，就是把两个面看清楚之后在中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曾老师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公共卫生的防控策略和高科技的防控策略之间的不同。新冠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齐头并进。在我个人看，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2020年初我们打了一场阻击战，曾老师也亲自参加。在阻击战当中，我们用公共卫生的防控策略来占主导。因为那时候高科技防控策略没有。我记得2020年初有专家，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虽然在武汉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社会调动的胜利。我不太赞同，这也是科学，这是公共卫生的科学。可能他们从高科技这个角度没看到公共卫生防控策略的胜利，但这是不同的角度。 现在叫突围战，我个人感觉叫突围战。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有几个原因，比如我们的疫苗，我们有三款疫苗是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认同的，也达到了90%的覆盖度。当然大家有不同看法，但是主要专家的观点是，奥密克戎的传播力强，但是致病致重症相对较弱。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药，多多少少也有了一些办法。这三年的阻击战，恰恰是公共卫生防控策略来阻击的，阻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一个很好的时机。当然是不是达到这个时机，这个有不同看法。谈到我们现在的突围战，就看到我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的防疫工作者带领14亿人突围，有人说是不是又会陷入重围？我说我也不敢说。但是大多数专家认为，我们这次突围是有希望的。曾老师谈到了公共卫生如何调动社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曾老师一直在强调我们是专业人员，但是怎么和社会打交道，怎么和政府打交道，这是我们都必须做的事儿。因为必须通过政府和社会来调动。我一直在主张我们在考虑防控政策的时候，多一些其他领域的专家，比如社会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传媒学等等，这可能对我们防控更有作用。 曾老师给我很深的启发。从哲学层面，我们不静止的看问题，我们动态的看问题，我们不从局部看问题，从整体看问题。我们不仅有对立存在。我们辩证的看问题，事物是有转化的，事物是有消长的。北大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告诉我，人类社会原来有几大危险，第一战争，第二饥荒，第三灾难，现在多了一个重大传染病。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新冠不是短期的了，可能还会来。那么我特别想听曾老师在将来，我们如果还遇到重大传染病，不管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有哪些思考？谢谢曾老师。 曾光：刚才袁老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看将来。先不说遥远的将来，我先说最近的将来。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对吧？所以这里又出现了一对矛盾，预测和探测。不论是决策者也好，媒体也好，社会大众也好，都希望我们公共卫生专家拿出预测结果，回答疫情什么时候能够见底？什么时候能摘下口罩？什么时候能回归2019年以前的生活中状态？等问题，特别是大家关心的XBB.1.5毒株会不会引发第二波疫情，让老百姓遭二茬罪等。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科学知识到现在为止，不是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的，我们需要预测，但是更重要的两个字叫探测。探测是我们（公卫专家）的本职工作，也就是早期发现，早期提出防控对策和建议。 很多问题是立足于这个角度来来谈的。当然离开这个角度来谈，我们也不能不做预测。我预测这波疫情过去后，可能3—6个月之内不会有这么高的感染高峰了。即使是XBB.1.5，也只能掀起一个小的发病波澜，不会像第一波疫情那么“排山倒海”，它要弱得多，病死率也不会比已有的变异株有特别大的提高，临床类型也应该是大同小异。这是我的预测，为什么这么预测呢？我参考了国外的经验。但这一切都不能代替探测，因为中国的国情跟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疫情走过的道路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我们打的疫苗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我们第一波疫情来得如此“排山倒海”，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在北京，我预测感染人数到80%以上。 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来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承认，面对这么复杂的情况，我们预测不可能有十足的把握。为了人民的健康应该瞪大眼睛加强我们的基本功，加强我们探测的水平。包括不断分离新毒株，发现新的变异株以及迅速做出总结分析等。还要分析我们接种的疫苗或者自然感染，对XBB.1.5到底有多少交叉保护作用。经过这些初步探测，我们能形成一个针对XBB.1.5比较确切的反应策略。在此以前我们需要高度警惕，谨慎的乐观。谨慎乐观本身也是一种中庸，要乐观，但是又不能绝对，这里都是有一定的辩证法的。 另外，什么时候摘口罩？我首先说口罩是怎么戴起来的。戴不戴口罩其实也是一种流行。少数人先开始戴，然后大多数人跟上，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戴起来了，这本身就是个流行的过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流行？这肯定和疾病的威胁程度、和我们政府和公共卫生宣传有关。但更重要的、不可忽视的是，这是民众的一种自然反应。对疫情信息的判断加上老百姓的自我教育，自我保护意识互相传染，使得大家迅速戴起了口罩。这个相互影响作用是非常大的。这也说明一种防控措施的形成，不光要有专业队伍的宣传，也要有老百姓的（参与），化成老百姓的行为，必须要取得老百姓自发的理解。从他们内心中觉得我必须要戴了，应该戴了。 同样，什么时候摘口罩也是一种流行。我相信不会有这么一天，政府宣布大家都不戴口罩了，我不相信会这么笼统的讲，但是我觉得老百姓很可能会（自行）摘下口罩。因为他们会根据疫情形势的发展，根据联防联控机制提供的信息和卫生专家提供的临床报告以及看到医院发热门诊不再拥挤，重症病房也逐渐空起来，病人也寥寥无几等现状后，自然就接受了摘下口罩的建议。一部分人摘得快，一部分人摘得慢。在哪种场合摘，哪种场合不摘，这就需要我们专家讲话了。老百姓自然的摘口罩过程中，也需要一个引导，需要管理，我认为大概是这个过程。大家不要着急，我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自然而然的（摘下口罩）。你们那时候加入戴口罩的行列，也会自然而然的去摘掉口罩，只要时机成熟了。 袁钟：谢谢曾老师。你特别谈到预测和探测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对预测更感兴趣，但是预测必须以探测为基础。我举个例子，我们说神学与科学的区别，科学是理解之后再相信，神学是相信之后再理解。我们现在看到有些盲目的崇拜，然后就说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科学。曾老师刚才说的探测就是我们去认识理解的过程，只有探测才会早发现，早做准备。 刚才谈到我们对XBB.1.5这种新毒株要早认识。曾老师通过对国外资料的分析和预测、探测，认为它是一个小的波澜，它的死亡率不会有太大变化。不管怎么变化，新冠病毒的诊治方法上也不会有大的不同。曾老师在探测中也谈了自己的预测。所谓预测，是以探测为基础的，它们俩不矛盾，是要结合的。但是现在有些可能老百姓们更喜欢让大专家拿出预测。其实我今天讲什么叫科学，科学就是有限。像曾老师刚才讲话中，他讲条件，他讲在什么情况下，他讲动态变化，他不说满话，他不说过头话，他不说肯定，他会告诉你，因为科学就是有限的，只有神学才是无限。科学家说话就像曾老师一样，我特别佩服他的严谨，他说话的分寸，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表述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觉得大众需要这种预测，但是更重要是要基于探测。 曾老师谈到的口罩问题，我记得上次在曾老师办公室，我俩聊天儿，你给我讲西方女生为什么不戴口罩，有一个原因就是口罩没有科学实验的报告，没有论文。当时我大吃一惊，我以为仅仅是文化层面的原因。后来我一想很有意思，其实不仅是口罩。当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实验是科学探究的唯一方法，我们作为科学主义者，我们所谓的科学主义者，拿这个来判断，其实科学有四个方面。首先，你的发明发现是否符合以往的定律，理论如果符合，我们算科学。如果不符合，需要做实验，需要做可重复的实验，如果还不符合，那么需要数学推导，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黑洞理论是数学推导的。如果还不符合，应该是高概率现象，就是大量的人群长期在实验当中所推出的。包括曾老师说的戴口罩，甚至包括公共卫生很多方法，我觉得它是一种高概率现象，它都属于科学。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候会简单拿一个把全部都给否了。 其实曾老师讲的属于人类学、社会学的思考，就是大家根据不同的观察、不同的体会，到了什么阶段？人们会感觉到该摘口罩，而不是政府下命令。他谈到我们的规矩和习惯，往往是在实践当中、社会当中、文化当中，氛围逐渐影响下形成的。我觉得在谈预测和探测、摘口罩和戴口罩这两个问题时，曾老师实际上用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从哲学思考的层面上来讲，有对立的方面，也有结合的方面。我们怎么站在中间思考？来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当然刚才曾老师说了，他还可以带给我们除了最近的思考之外，更长远一点的思考。 曾光：谢谢袁老师的高见。第一个问题我再补充一点，也是站到一定学术高度，甚至做到这个权威机构的高度上做出预测，失败的这个教训。其实有些东西没造成危害，也就是“放空炮”了。我给大家举点儿例子。另外我还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怎么样把探测和预测相结合，从认识论角度我谈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经历过的SARS。我们把SARS迅速控制住了，但是还有些人认为，SARS是气候变暖，自然而然的就平息了。并不是这样的。SARS是被我m们“围奸”的，就是让中央采取正确的防控策略，最后一个病人他不能传代了，所以SARS就平息了。那时候SARS确实和现在不一样，几乎没有无症状感染者，甚至没有什么轻症病例，容易辨认。但是SARS被平息以后，马上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今后会不会卷土重来？当时社会也是有恐惧的。当时学术界上，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都认为，过去我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是一种传染病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这是我们的认识，根据这个认识，就觉得第二年春天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是第二年春天，我们瞪大了眼睛进行探测，没有探测到。再过一年再探测，第四年没探测，第五年再探测就探测到了，但这次来的不是SARS了，是高致病禽流感。 高致病禽流感主要是在禽类中，那排山倒海的死，一死几万只、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只，禽类都要宰杀。它也影响到人，人的病死率很高。它在禽类传播的很快，传到人类症状非常重，但是传播力非常弱，我们就怕这高致病禽流感再变异，变异到病死率也高，传播性也强，那这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就太大了。我们就连续监测。结果这个监测，终于到2009年发现了，确实是我们探测到在北美洲墨西哥和美国发现的流感病毒的新变异，里面既含有猪流感基因，也有禽流感基因，还发现有人流感基因，这三者结合起来了不得呀。我们一看这个基因，那世界卫生组织非常紧张，那马上就是带领各国进行防治，那时候提出升级从一级到六级。 后来到第二年，一看冬天过去了，接近夏天了，一看这个病毒也没那么厉害，不是原来想象那么厉害，各国就开始“缓疫”，放到现在就是“躺平”，重视抢救危重病人，不再做海关检疫，也不再发现一例就导出去追踪传染源、易感者者了。我们中国大陆是最后一个采取这些措施的，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对这样这样难以防范的大流行，给它封了三个月，然后它就抬不起头了。我们在三个月内进行了“练兵”，研制出了针对新毒株的流感疫苗。我们得到了一次很大的锻炼。同时，这样的防控也减少了很多发病和死亡。所以这个和SARS的经验共同带到新冠疫情防控上来了，这就说明预测也可能失败，但从失败中我们能总结出经验来，这是我给你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还有一个预测的实例，这样的实例年年都在做预测和探索。就是在农业上，比如说世界粮农组织，中国农业部也是这样的，在前一年的收成后就要预测第二年的产量了，那么这就纯粹是预测。根据我们的能力，根据我们的肥料，根据气候进行预测，得到一个大概的数据，比如明年要比今年增产多少或者说持平或怎么样。预测的做出来了，到了春天，我们要根据实际播种的情况，根据春旱的情况再一次做出预测，对上一年的这个预测进行修正。为什么？因为他又获得最新的春天的信息了。然后根据夏天的信息再调整预测值，因为他又有获得了新的信息了。最后到秋天，最后这个预测值和我们最后实测值就很接近了，一步一步的通过探测、预测、探测、预测、探测这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这种调解矛盾的过程，矛盾对立统一的过程就和人的认识论的过程是完全一致的。这是我对刚才这个预测的一点总结。袁老师你有什么说的，最后我再谈谈对将来的预测。 袁钟：曾老师，我听到您讲的这些很感动。我才知道从03年SARS以后，还有高致病性禽流感，还有很多你们不断的探测的故事。其实可能连我们老百姓很多都不知道有这么个过程。有句话叫“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努力”。最坏的打算可能就不是客观的了，它宁可稍微夸大一些。很可能它根本没发生，但是我们做了准备，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包括你刚才谈到的探测，不光是年度的探测，它还有季节的探测。其实刚才谈到的农业上的预测，和气象的预测也类似。不过气象和农业没有医学这么复，人类生命和疾病那么复杂，如果是庞大人群的这种流行病，就更复杂了。因为它不仅仅需要在生物层面，还在心理层面，还在社会层面来探测和预测，这里面问题更多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你的工作和你的团队，包括你们这个专业这方面做的真的很棒。 这一次新冠病毒流行，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经济是不发达的，科技是不发达的，医疗，包括公共卫生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但是最发达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洲也没有拿出样板，甚至有时候我们还看到很失望。而我们国家从2003年到现在，有你们这些专家在做的。刚才你把预测和探测谈的很细，我才知道我们能走到今天。说实话我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带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突出新冠病毒的重围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保护这么大的人群，开展阻击战、遭遇战是相当难的。 有人说SARS是突然结束，也有人说是气候原因或者其他原因。但是我想公共卫生的作用，你和你团队和你们专业发挥的作用是绝对不可磨灭的。将来可能还是这样。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公共卫生，对预防为主，说的多做的少。说实话，刚才还说了一个问题，公共卫生不花钱、花钱少。我们现在习惯的花钱多的了，因为资本已经渗透到科技了。所以在很多方面我们会看到，不光是科技发挥作用，资本也在发挥作用。而越大公无私，越站在公共立场做的事情，才越是值得敬佩的。 曾光：我觉得刚才袁老师实际上也替我做了一些预测了，讲出了公共卫生的发展应该加强。我相信这次疫情过了以后，从长远上来看，我有两条要提出。第一条就是，我们卫生系统所做的日常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和治疗工作和政府多部门的联防联控的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小公卫”和“大公卫”之间的关系。“大公卫”（即广义的公卫，除了卫生健康部门、疾控中心等，还包括财政、发改、住建、环境、农业等影响人类健康的各个领域）的模式在非典和新冠防控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在SARS结束以后，我们就只是给公共卫生多“盖了点房子”，比如增加设备等。但从长期上看，没有稳定公卫的人才队伍。 2019年7月，那时候新冠还没流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一个医改十年的总结会议请我去参加。我听他们谈的都是医改十年怎么走过来的，取得哪些成绩，还有哪些不足。我的发言跟别人都不一样，我说我非常羡慕医改，为什么呀？不管他足不足，社会这么重视，国家这么大的投资，很多人参加了医改，朝思夜想的想改进。政府部门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样板，甚至很多综合的大专院校都建立了医改专业，一些社会学的人也来参加医改。公共卫生就没这种待遇了，医改主要是改什么？医疗、医院，还有医保等等，这里面有没有公共卫生啊？有，“四梁八柱”中有一个“梁”说的是公共卫生，实际上这些经费没有到公共卫生领域上来。公共卫生这个“梁”是不承重的“梁”。所以医改这十年，公共卫生人才大量流失。我就特别担心一个问题，就是公共卫生怎么能才吸引人才？特别是能吸引到高水平人才？他们不但要懂医学，还要懂预防学，还要懂人文学，还要懂怎么样提出对策建议，能做宏观观察和动态变化，能够给国家，给各省，各地的行政决策者提出防控对策建议，不考虑个人得失。这样的人要求素质很高。如果现在考大学的时候这高分生都不投奔公共卫生了，都把公共卫生只当成一个混饭吃的一个职业了，而没有把它当成一个需要不断的蒸蒸日上的事业去推动，（那公共卫生的未来就非常令人担忧了）。我希望改革能形成医改和公共卫生改革，也就是中国健康的“两翼齐飞”的局面。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袁钟：当年兰安生说的两句话我印象很深，第一学习优秀，第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觉得这两句话送给你很合适的。我真的想在全国呼吁我们一起预防疾病。协和的老校长顾方舟谈到为什么他要做公共卫生，因为他很清楚，他救的不是一个人。你救的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人，一个省的人，一个地区的人。 我觉得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把医疗变成了商业。但公共卫生永远不会是商业，因为它是公共立场。作为你们个人，作为这个专业的人，我就在想什么叫最大的幸福，就是越无私才是最大的幸福。200年前英国学者亚当·斯密写了本书，叫《国富论》，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越自私越发财。这医学，包括公共卫生这种利他的行业带来的是最大的冲击。今天给我很深的启迪。下一步，如果我们要防住重大传染病，我们如何来看待公共卫生，我们如何来看待公共卫生的人才？包括你刚才说的，说到底投资多少，真金白银多少，才能吸引我们的优秀人才？这是关乎国际民生的大事儿。今天非常感谢曾老师，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曾光：谢谢袁老师。通过你的点评，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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