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消战略”与军事变革

来源：航天防务

作者：贾相晨

“抵消战略”是指利用技术优势，或者技术提供新能力，抵消对手的优势军事能力。自1950年代开始，美国共提出过三次“抵消战略”，旨在谋求技术优势抵消主要对手的战略优势，掌握军事变革的主动权。

一、“第一次抵消战略”与军事变革

       

第一次抵消战略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执政时期。当时，美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期。美总统呼吁增加国防开支，以满足由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小组撰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68》中制定的遏制目标。该备忘录旨在呼吁储备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以遏制苏联的发展及其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对美的影响。

1953年，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当选总统后，关于避免战斗、准备和资源保护的战略占据了中心位置。除了朝鲜战争，美还试图阻止华沙条约成员国“入侵”西欧。因此，为了在战争中站稳脚跟，美军开始寻求在不消耗资源的情况下展现其军事优势。在太平洋舰队司令亚瑟·W·拉德福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开始探讨如何在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推进对敌人的军事统治。这催生了“第一次抵消战略”，以增加对国家供应核武器的关注和依赖。第一次抵消的主要目标是威慑侵略者（主要为苏联），以核优势抵消常规力量优势。

当时，苏联的人员和装备都明显优于美及其盟友。据美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军队拥有近175个陆军师，可部署的预备队为125～145个。相比之下，美国只有29个师和7个预备队，差距的悬殊使得常规战争不再是国家军事战略的可行选择。1952年11月1日，美军试验了第一枚 “常春藤迈克”（又名“香肠”）的全尺寸热核弹，其爆炸威力为1040万吨（大约是“男孩”原子弹爆炸威力的700倍）。同时，美又开发了更高效、更具威力的远程轰炸机B-47和B-52，以及导弹和火炮。自1953～1961年，美原子武器数量从1000件增加到18000多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超过苏联，数量比例为9:1。在成本上，美国的核武器有效的抵消了苏联作为美国主要战略威胁对象的常规优势。

二、“第二次抵消战略”与军事变革

       

随着苏联军队规模的增加（红军从315万人增加到390万人）和苏联SS-19核导弹（SS-19核导弹是一种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提供500千吨的核当量）的部署，美苏两国核力量势均力敌，“第一次抵消战略”失去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军开展“第二次抵消战略”，并通过DARPA执行，重点围绕“改进指挥和控制、对峙和反装甲武器、隐身、传感器平台和通信平台，如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以及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美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表示，第二次抵消的目标是“利用技术作为平衡器或增效器”。

“第二次抵消战略”重点涉及技术资源的最大化，由4部分组成，包括开发新的情报、监视与侦察平台和战斗管理能力；研发更高效的精确打击武器；飞行器隐身技术的使用，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通信、精确导航和定时的空间利用。“第二次抵消战略”在机载预警和控制系统、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联合战术信息分发系统、精确制导武器、全球定位系统等项目中运用了重大技术创新，构成了“空地一体战条令”的基本部分。“空地一体战条令”旨在协调空军、陆军部队，重点关注作战技术、作战机动性、分布式执行任务、隐身和精密技术、一体化作战和延伸战场，扩大美苏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在特定条件下空陆联合作战提供适应性强的战斗力量。

“第二次抵消战略”尽管存在争议，但为美军提供了超越对手的巨大战术优势，并在海湾战争中得到证明。该战略使美陆军和空军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性得到加强，推动了先进精密隐身轰炸机系统和低雷达探测飞机的出现。与“第一次抵消战略”一样，“第二次抵消战略”的目标在于威慑敌方作战人员和发展美国军事力量。总体而言，这一次抵消实现了所有预期目标。

三、“第三次抵消战略”与人工智能

       

2014年11月，美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发起“第三次抵消战略”，以期美军在大国竞争时代维持优势。“第三次抵消战略”主要在压制敌军的同时保持盟友的信心，开创了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并通过未来技术的设计、强化行动概念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进步来实现。沃克表示，将人工智能纳入军事领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用于处理大型数据和学习模式的自主学习系统、用于更高效决策的人机协作、辅助式外骨骼设备和可穿戴电子设备、先进的人机战斗团队以及网络支持的自主武器。随着未来军事行动倾向于网络空间、机器人和信息技术领域，人工智能的使用将对维护美国的地位及其与对手和盟友的关系至关重要。

随着人类对人工智能认知的不断加深，引发了对机器自主、增材制造、纳米技术、量子计算、人机协作对威慑/解决现代战争的影响的潜在担忧。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网络空间领域的商业化，意味着可向出价最高的人开放商业秘密和先进军事信息，导致一个国家的抵消技术被另一国家利用。

四、总结

       

这三次“抵消战略”虽在不同时间提出，但均是出于保护和推动美国超越其竞争者的需要，它们需要发展或依赖技术，如核武器、隐身技术和人工智能，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美军关于战争和作战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在确定了军事变革超出技术变革的范围，也超出理论和组织改革的范围之后，有必要通过前两个视角来审视当前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基于人工智能的抵消战略——以确定它是否有能力成为一场军事变革。前两次“抵消战略”都是军事事务上的变革，从根本上影响甚至重构了对战争的理解，使其与创立之初大不相同，其目标是提升或保护美国的军事力量，并能够通过可见的技术上、组织上和理论上的变化来实现，这些战略有着明确的时间表。

“第三次抵消战略”在一些特定方面与其先前战略不同，例如，没有明显的起止点（核实力的明确判定可以计算一个国家拥有的核弹头数量来实现）。“第一次抵消战略”是为了与追赶美国或正在生产核武器的国家竞争；“第二次抵消战略”是为了使美国拥有足够有效的非核技术，以抵抗苏联可能发起的核打击；“第三次抵消战略”没有提出固定的敌人，只是寻求利用创新时刻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新对手。

同时，“第三次抵消战略”不是将一套技术聚集起来，而是在利用和应用技术过程的一种革新。该战略包含的这些突破性技术的开发和部署旨在探索出实现战略目标和概念的新方法，从而为联合部队提供战争中作战和战术层面上的优势。随着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开发人员很可能会找到更多的方法将其集成到军事的各种领域，各国需要确定如何在现实中应用这些新技术。目前的弱人工智能支持个人任务、流程和技术应用的变革，但并没有完全改变人类参与战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