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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夕我党通过成功解决西安事变，再度实现国共合作，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战线。抗战全面爆发后，我党和八路军也因此在国统区得以设立各级办事机关。 南京陷落后，武汉一度成为民国战时首都的地位，我党也在武汉设立长江局，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在这里工作，同时也方便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协调。 与共产党开诚布公的态度不同，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表面上承认共产党、八路军，可是暗地里无时无刻不在以敌视的目光偷窥我党，好寻找一切机会制造事端。 武汉中共长江局因此就成为国民党特务眼中钉肉中刺，整日大大小小的特务窥探、跟踪，里面出来什么人，立即就会有特务跟踪，或者外边进去什么人，都会立即记录，并等他出来后实施跟踪监视。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自然成为特务的首要监视和接近的目标。一天，国民党大特务头子康泽，提出想宴请周恩来、李克农。
周恩来和李克农也是我党长期秘密情报战线的领导人，长期领导“特科”与敌人特务明枪暗箭的战斗，当然知道康泽是什么货色。 对不少不是那么熟悉历史的朋友来说，康泽从知名度上不如戴笠、毛人凤、沈醉这样的特务。可是却不能低估这个家伙，需知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危害性，说当年毁了中央苏区的有两大敌人，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竟然就是这个康泽。 为什么呢？原来康泽堪称国民党特务行业的“理论大师”，他早年也在黄埔军校学习，而且非常善于不动声色地表现自己。 他暗中窥探校长蒋介石起居规律，一日故意在蒋介石起身巡视之前，在教室里装模作样地用功苦读，结果当然被蒋介石“意外发现”，蒋介石一直注意网络门徒爪牙，见这个学生这样用功，当然留意栽培，于是二人就这样一拍即合，康泽从此成为蒋介石心腹之一。 康泽最大的贡献，其实就是兴办“蓝衣社”，在国民党内部大搞“法西斯主义”，上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以德国和意大利两个国家为主体，兴起一股强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当时还没有爆发二战，法西斯还没有那么臭名昭著。相反，法西斯主义还由于采取极端的集权形式，非常富有蛊惑性和感染力，许多像中国这样苦苦寻找国家强大的途径的国家，都一度想效仿德国意大利，大搞法西斯主义。 蒋介石也是如此，他也学习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建立独裁。 康泽等一批特务，就适时地建立了法西斯组织“蓝衣社”，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康泽又率先在苏区大搞法西斯式洗脑教育宣传和“连坐制度”，从精神层面清洗苏区。最终使昔日的中央苏区成为国民党“模范区”。康泽等法西斯理论大师“功不可没”！
周恩来李克农因此当然知道此人的阴险毒辣。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党捐弃前嫌，愿与一切中国人一同抗日。 周恩来冒着风险在敌人统治核心地区开展工作，为的正是这个。 因此周恩来对康泽的宴请没有拒绝。 康泽为了麻痹周恩来，故意在宴会上请来不少昔日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们假装崇敬周恩来这位昔日的恩师的谦恭样子，不停敬酒，欢迎周恩来讲话。 周恩来当然满足了他们，李克农也陪周恩来喝了不少酒。 喝到最尽兴时刻，康泽请来摄影师，要诸位黄埔学子和周公一起合影留念。 旧中国，“照相”可不像现在这样随意的小事，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社交习惯，人们相互合影，互赠照片，是非常流行的。 周恩来李克农由于喝多了酒，也没有想太多，就答应了，一起合了影。 哪知第二天，李克农突然醒悟了，感觉这绝非康泽什么“友情”，而是包藏祸心。 原来，干秘密工作的，一个重大忌讳，就是被敌方掌握自己的详细准确的外貌特征，因此秘密工作人员，都不会留下什么清晰无误照片，而且经常还要化妆、易容，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相反，敌人则千方百计获得重要目标人物的清晰照片。尤其像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其实一直没有非常满意的“近照”。因此，康泽就借此机会达到自己目的。 有了清晰照片，首先有利于特务内部辨认，所有大小特务都能精确辨认，无论是出于盯梢、监视的需要，还是暗杀这样的罪恶目的，这个都是重要一步。 另外还有一个目的，即便现在也有人经常使用，那就是借助“名人效应”，拿着和名人的合影，就可能借机散布一些谣言，造成对名人不利的影响。 李克农想到这些，后悔不迭，于是就立即打听到那个摄影师所在的照相馆。于是就假装取相片的，第二天就去取。 那时都是玻璃底板，冲洗非常费事，哪有那么快的？ 李克农于是假装想看看底板。老板就将刚刚冲洗的玻璃底板给他看。 李克农举起底板，装作看得很认真，突然脚下一滑，底板脱手，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李克农立即诚惶诚恐地赔不是，又是掏钱赔偿，又是不断道歉，老板也只好如此。李克农离开照相馆，漂亮完成任务，挫败康泽的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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