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毁晋馆垣”这件事让我们更进一步见识了子产出色的外交才华；对内，他是如何施政的呢？《左传》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意思是：“子产执政，选拔有才能的人，妥善地使用他们。”这样知人善任、因材施用的施政方式，中国历史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做的，也不足为奇。而子产具体操作上可是“别具一格”。 郑国有四位贤能士大夫，尽管不是全才，但在某些方面各有特殊才能：“冯简子能决断大事；游吉外貌秀美且熟知典章制度，又精通诗歌音乐；公孙挥洞悉各国诸侯之所欲为，有知人之明，又善于辞令；裨谌能出谋划策，但此人很怪，谋于野外正确，谋于邑内失当。郑国若有大事要与各国诸侯交涉，子产先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国内动向，并让他妥善准备好外交辞令；然后和裨谌一起乘车到郊外，让他考虑是否可行；再把商量的结果告诉冯简子，让冯简子决断；方案确定后，交给游吉让他落实执行，以应对各国诸侯。因此在子产执政时期，郑国很少有办不好的事情。” 当时，人们把子产这种因材使能的行为，置于“有礼”的高度大加赞赏。卫国贤臣北宫文子于“毁晋馆垣”这一年十二月，到郑国进行国事访问“文子入聘，子羽为行人，冯简子与子大叔逆（迎接、招待）客。事毕而出，言于卫侯曰：'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并引用《诗经》上的话，说郑国如此之作为“何患之有”？他所说“郑有礼”产生的作用是：不但本国世家大族、庶民百姓能享受“数世之福”，就连大国也不攻打于你，这样，你就不会有什么灾难祸患了。这是北宫文子所说子产施政产生的效果，竟会那么大！ 《论语》也有记载：“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游吉）讨论之，行人子羽（公孙挥）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虽然与《左传》所记不尽一致，但子产因材任能的事实应是客观存在，从中也可以体味到孔子发自内心的赞赏之情。紧承上句《论语》还有：“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之所以称子产为“惠人”，也有可能与子产任贤使能这种行为有关。 中华文化宝库中有则成语故事：“房谋杜断”。唐朝宰相房玄龄足智多谋但不善于决断，另一宰相杜如晦“谋”不如房玄龄却具有极强的决断能力。唐太宗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巧妙利用并充分发挥二相的长处、规避二相的短处，造就“房谋杜断”这一名垂千古的用人策略。这一策略的实质，是把人才的个人优势，变成群体的结构优势。然而，当我们对太宗这种化偏才为全才的用人策略拍案叫绝的同时，是否会想到，这一策略的发明权其实并不属于唐太宗，而应归属于春秋第一贤相子产。太宗皇帝仅仅是继承并有效地行使了这一策略，如是而已。 言归正传，子产对上层统治集团的人士能友善相处，人尽其才，对于下层民众态度如何呢？民众百姓能否有效地参政议政，是一个国家政治环境是否清明透亮的主要标志。当然，两千多年前的郑国是不可能让下层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但子产却能让百姓民众比较自由地议论执政者方针政策实施的成败得失，这却是难能可贵的。 郑国为了教诲子弟后生，推行教化，在各地设有乡校（前边所述民谣“我有子弟，子产诲之”可为佐证）。乡校是政府主办的“公办学校”，也是百姓民众身边的学校。“学余”时间，乡校自然也成了郑国人理想的休闲场所，一边游乐，大家一边议论执政者的善恶功过。朝臣然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反倒非常担心，害怕会对子产执政造成不良影响，出于公心也出于友情，小心翼翼地对子产说：“毁乡校，何如（怎么样）？”（“毁”有人译为“关闭”，很有道理。《左传》中的“毁”字不能一概视为“毁坏”。） 子产很认真、很诚恳地对然明说：“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音居）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段话意思是： “为什么要毁掉（关闭）乡校？人们早晚做完事情到那里游乐，并议论执政者行政的得失。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厌恶、反对的，我就改掉它：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关闭）它呢？ “我听说用忠善之行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倚势压人来防止怨恨。难道用强硬手段就能立刻把众人的嘴巴堵住？如果那样就像防止河水泛滥一样，若冲开大口子，伤人一定很多，就无法挽救了。还不如开个小口子加以疏导、沟通。乡校不但不能毁（关闭），我还要把听到的不好的议论，作为治病的良药，改正我执政的过失呢！” 春秋时期，说出这样的话，简直是一声“春雷”！子产竟能这样对待民众百姓、这样对待民众百姓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然明听后，很感慨地说：“我从此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就大事。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整个郑国都会得到利益，岂止几位大臣？”“整个郑国都会得到利益”：全体民众都能获得福祉，这应该是子产施政治国的主要目标。 从子产话中我们意识到：他是要把“和气”自大族始，外溢到“乡”，使得整个国家都能充满“和气”。这是臆想吗？不是。有两句话原文是：“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如何使“怨谤损息”？子产要用“忠善”之行，而不是“作威”。他认为毁掉乡校是“作威”，是一种不讲“忠善”的行为、有伤“和气”的行为。 《左传》在这则故事后边记载：“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其实，当时孔子才刚刚十岁，根本不可能讲出这样的话。是左氏造假吗？当然不是。话是真的，是孔子成年后说的。因为孔子当时就是一位海内很有名望的圣人，所以左丘明常常引用他的话，作为对某人某事的评价、评论。 孔子那句话意思是：“从这件事、这些话看待子产，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啊！”子产“不毁乡校”与“子产不仁”似乎风马牛不相干，孔子怎么会把二者联系起来、说这样一番话呢？应该是：在子产执政初期人们对子产那次改革不理解、不满意，议论纷纷，甚至编唱民谣发泄怨愤，这些负面信息四处飞扬，海内尽知，以至造成“子产不仁”的假象。后来“不毁乡校”之事（对百姓民众那么仁慈、和善、宽容）纠正了孔子的看法，他不但不信“子产不仁”的说法，还说：“子产，“惠人也”。 由子产“不毁乡校”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语》“邵公谏弭谤”的话，因为二“话”太相似了。《国语·周语上》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堵塞百姓议论之口，比堵塞洪水泛滥之河道还要艰难。堵塞河道若堤坝决口，伤人一定很多；堵塞百姓议论之口与此类似。因此，治理河道者，聪明的做法是疏通河道，使洪水顺畅而下；治国理民者，应该广开言路，让老百姓说话。子产“不毁乡校”的初衷，与《国语》“邵公谏弭谤”的用意是一致的，其精神实质也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子产把普通民众正、反两方面的议论统统称为“吾师”：“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其实比邵公胸襟更宽阔、格局更宏大。 所谓“吾师”之“师”，在古代地位是很崇高的。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尊师的优良传统，《吕氏春秋·卷四·尊师》有这样一段话：“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意思是：“这十位圣人（神农、黄帝等十人）、六位贤能之士（齐桓公、晋文公等六位）没有一个不是尊师的。如今的人，尊荣贵重比不上帝王，才智学识比不上圣人，反而不想尊重老师，有什么理由可以达到五帝六贤的水平？这正是此后没有再出现五帝这样圣明的人、乃至三代盛世消失的原因所在。” 这段话把“尊师”说到那样高的地步，竟与盛世有关！文王、武王是以吕望、周公旦为师，齐桓公以管仲为师，“十圣人”“六贤者”之师都是以某个名人为“师”，而子产之所谓“师”则是普通民众、则是百姓正反两方面的议论。对于普通民众无论褒贬的议论竟然这样看待、这样重视、这样吸纳，如此高超之见识、如此宽广之胸怀，在古代士大夫中实属罕见。自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来，能臣贤相极多，能把百姓“以议执政”褒贬臧否的话统统视为“吾师”的，有几人？能列出个名单吗？ 子产不毁乡校，后世非常赞赏，唐宋八大家韩愈专门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这篇韵文开头说：“我思古人，伊郑之侨。”结尾是：“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开头结尾都是“我思古人”，韩愈说他思念的古人，第一个就是子产。中间部分大段历数了子产业绩，末尾叹息道：现在天下之所以治理不好，是因为只有好的君主而没有像子产那样的贤臣！ 子产执政的第二年，发生的这两件“毁”字号事件，由于处置得当，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且永垂史册，万古流芳。这一年（前542年），还发生了一件子产与子皮私人之间的小事。可就是这件小事，却极有可能危及子产代理执政大臣的地位，破坏子产与子皮之间的亲密关系，甚至损害郑国官场风气以致政事混乱。什么样的小事、有那么严重吗？请看：第二十章 闻过即改 子皮委政 《春秋第一贤相——子产》撰者长葛高根明（河南许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