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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4月，西花厅的海棠盛开依旧。这里曾经的主人，周恩来与邓颖超同舟共济的绝美爱情广为流传，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一段佳话。其实，周恩来在婚前曾有过一段感情，身为初恋的张若名鲜少被人知晓。 提起张若名，邓颖超曾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到：“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当时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么认为。” 张若名的祖父是河北清苑县的首富，父亲是当地名门。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她的父亲执意纳妾，母亲备受冷落整日哀伤又无可奈何。原生家庭的阴霾造就了她刚强果敢的性格，小小年纪就发出“以后削发为尼，不依靠男人”的独立宣言。 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进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三年后，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受到北京爱国青年的影响，天津学生们的革命热情高涨。南开大学、官立中学、高等工业学校的男生们自发组织了学生联合会，女生也纷纷加入了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为营的女界爱国同志会。 为了壮大力量，两支队伍的骨干们开始寻求联合，组成了一个新的核心组织——“觉悟社”。觉悟社明令禁止社员恋爱，周恩来带头独身。作为骨干代表，张若名主张妇女解放，她曾在《觉悟》中发表过《“急先锋”的女子》一文，高呼“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句来自百年前的呼喊如今依旧振聋发聩。 1919年8月，觉悟社的刘清扬、郭隆等成员作为天津代表进京反对“马良祸鲁”时不幸被捕，张若名听闻焦急地找来周恩来等人商议，随即率领五六百名学生营救，中央政府最终释放了被捕的成员。 1920年初，学联调查员遭到毒打。寒冬腊月，周恩来、于方舟、张若名、郭隆真带领天津各界爱国群众来到省长公署请愿。四人作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却反遭拘禁，游行队伍也受到了镇压。 张若名的父亲赶来劝说，被拒绝后气得声称要断绝父女关系。狱中寒冷彻骨，张若名与郭隆真双双患病。即便身体不适，张若名仍旧坚持与一墙之隔的周恩来互相鼓励，两人彼此信任，交换手稿。他们同狱友们一起绝食抗议，觉悟社的成员们联合学联对此展开声援。7月，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终于被释放。 狱中生活激励着张若名的革命斗志，18岁的她毅然报考了留法预备班。此举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为了让女儿安分下来，他开始寻找婆家。渴望解放的张若名十分反感包办婚姻，留下了一封书信便义无反顾地踏入上了去往法国的轮船。 1922年，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在巴黎组建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成为了早期成员。张若名的法语能力十分出色，为了更好地与法国共产党交流，她被任命为秘密联络员。 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张若名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得知邓颖超在国内开办《妇女日报》的消息，张若名喜出望外，连忙写信称赞，还在期刊上发表了《现代的女子以怎样的解放为满意？》一文。随着阅历的增加，周恩来也不再执着于独身主义，他开始写到：“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 曾经一起赴法的郭隆真等好友相继离开，张若名只能孑然一人留在这里。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她在组织里受到了多次审查，就连去莫斯科学习的请求也没被批准，更不允许她擅自回国。周恩来离开后，她与负责人一度产生意见分歧，经常受到刁难。 张若名思虑再三，最终决定退出组织。身在国内的周恩来听闻十分震惊，写信劝说她改变心意，不要轻言退缩，可惜为时已晚，张若名顺利考入里昂大学。 1930年，在郭隆真的介绍下，28的张若名与同在读博的校友杨堃在学校的礼堂中举行了婚礼。年底，张若名顺利毕业，她的学位论文在里昂与北平两地刊印，受到了国内外一致好评。 1931年元旦，“首对博士夫妇”归国。专攻民俗学的杨堃回到了当年保送他的河北农大执教，张若名在北平中法大学担任教授，既讲法国文学又讲心理学，偶尔也教法语。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将京冀地区的儿歌童谣汇总著成了《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经过张若名的翻译，中国民俗成功涌入了法国市场。 1947年底，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邀请杨堃任教。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张若名决定举家迁往云南。在云大，张若名在中文系传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年4月，周恩来参加亚非会议，回来时途经昆明，特意看望了张若名夫妇，这次相见成为了他们的最后一面。三年后，张若名逝世。 在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周恩来和张若名到达法国立刻参观了巴黎铁塔，张若名感叹着巴黎的美丽，想到了自己的祖国不忍泪流满面。 周恩来与张若名，这对曾经为国并肩战斗的战友，他们忍受过牢狱之灾，面对死亡时互相托付遗愿。他们经历了祖国的动乱时期，亲眼目睹了这位东方雄狮破败不堪的模样，不管身在何处，无论外面多么富足美丽，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选择回家，为中华之崛起付出所有。作为党的儿女，他们的关系不能用男女之情形容，因为这种感情要比生命还弥足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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