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溥仪将自己的前半生以“反省”式的自传来记载，记录了他从登基、流亡到接受改造的全过程。 对于溥仪来说，从“皇帝”到“公民”，可谓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变化是艰难的，但是他心中充满了信心和热望。 溥仪本想以自传来当回忆录，不曾想，这部名为《我的前半生》的自传，在多次修稿，出版后不但畅销不衰，还引起了版权纠纷，使得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也为此书打了足足十年官司。  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的溥仪，在组织的安排下，先是任职北京植物园，后来又在文史资料委员会上班。 当时，溥仪是单身状态，曾经的“皇亲国戚”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都被他拒绝了，他想找的是有工作的新时代女性为妻子。 1962年正月，经人介绍，溥仪认识了当护士的李淑贤，李淑贤生于192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曾经有过三次短暂的婚姻。 第一次见面后，两人便互生好感，李淑贤欣赏溥仪的稳重，而溥仪则李淑贤的职业，因为曾经溥仪想当医生，却没当成，他一直想找个医护人员当妻子。 没见几次面，溥仪便提出了结婚，并在1962年4月30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年溥仪56岁，李淑贤37岁。 结婚后，虽然因为溥仪没有生育能力，李淑贤曾经和他吵过、闹过，但是终究选择过下去，两个人像极了普通的夫妻。  这段婚姻里，溥仪真正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同时他也真正学会了去爱一个人，比如每次发了工资，便去给李淑贤买雪花膏和香水，平时也会在公交车站接送李淑贤上下班等。 虽然溥仪没能给予李淑贤应有的丈夫之责，可是却给了她日常中温暖深沉的感情，李淑贤也逐渐爱上了丈夫。 眼看两人即将携手度过美好温暖的后半生，可不曾想，溥仪和李淑贤的婚姻却仅仅维持了五年。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为尿毒症病逝，溥仪晚年曾经想写一部《我的后半生》可惜终究没能如愿，在溥仪逝世以后，李淑贤多次搬家，但一直未曾改嫁。  溥仪和李文达共同完成《我的前半生》著作《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的认罪书，也算是溥仪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溥仪先从家世娓娓道来，然后对童年、在位、逃难、改造等这几个人生大片段的介绍，是一本用白话文写就的自传。 因为溥仪特殊的历史地位，当时的战犯管理所还将这些油印成书，被称为“灰皮书”，只向政法界和史学界发行。 1960年，公安部打算将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出版，为了尽快出版，要找一个好的写手同溥仪合作，把本书改好，争取早点出版。 经过公安部办公厅和群众出版社的领导再三考量商议，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就落到了时任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李文达身上。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个决定，可能没有《我的前半生》这本书，它的油印本原稿将仅仅作为溥仪的认罪书，静静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档案袋里，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被人遗忘。 1960年1月，李文达和溥仪正式碰面，他们约在了全聚德烤鸭店吃饭，共同商议改稿的有关事宜。 这是溥仪第一次和李文达见面，桌上，溥仪注意到，李文达的个头在一米七左右，和自己差不多，肤色白净，看起来文质彬彬，很有书卷气。 对于溥仪来说，李文达能帮助他改书，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很愿意把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和思想改造过程向世人做一个彻底的、真诚而详实的交代。 溥仪也知道，自己之前那个稿子不行，之前在战犯管理所，手边没有任何报刊史料可以参考，他和溥杰只能靠零零散散的记忆来写那些历史进程，导致很多地方谬误百出。  溥仪对李文达说：“听说李同志是个大秀才，有你帮忙，《我的前半生》就可以搞得好些了。” 李文达笑着说：“能给“皇上”服务，也是我的荣幸啊！’’ 两人的合作就此启动，而历史的因果关系也由此发生，和溥仪的这次合作《我的前半生》，自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李文达的后半生。 李文达，何许人也？这位隐藏在末代皇帝身后的这位李文达，也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奇人。 1918年4月，李文达出生于天津一个富足的大商人家庭，在战争年代，他投笔从戎和敌人血战，不仅做过《新四军》淮海报的战地记者，还曾经潜伏到敌伪之中，获得情报，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文达一直在军中做对敌情报工作，堪称出生入死，身经百战。 解放初期，李文达曾经在天津公安局担任侦察科长，专门负责对外的反间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文达也不过30多岁，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因为自己亲身经历了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于是只要一闲下来，便开始写侦探小说。 他所创作的小说《双铃马蹄表》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还被改编成了惊险电影片《国庆十点钟》，郭沫若、茅盾都曾对这篇小说表示过赞许。  后来李文达接连创作发表了多部侦探小说，很快成为公安部仅有的三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之一。 也就是说，当时的李文达是我国公安文学的先驱，也是社会主义时期侦探推理小说的开创者。 因此，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最终选定由李文达帮助溥仪整理修改《我的前半生》，显然是因为李文达已经有了相当引人瞩目的创作成就和创作经验，他的文笔和思想完全是可以信赖的。 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了香山饭店104号房间，那时候，溥仪每天在北京植物园上班，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就赶到香山饭店和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 两人在一起时，大多是溥仪作答，李文达做记录，每次晚饭后，李文达送走溥仪，便在灯下裁开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或者勾划修改，或者增写删除，或者思考第二天要和溥仪询问的问题。 这样的工作方式大约进行了一个多月，李文达的信心反而不足了，刚开始接触《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稿子时，他并没有看出那么多问题，可如今仔细深入，才发现原稿基础根本不行，不仅漏洞百出，而且逻辑性非常差。  显然，李文达和相关领导把改书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以为稍微修补下大体上就可以成了，不曾想，真正深入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劳动量也相当大的工程。 1960年7月，李文达终于弄出一部整理稿，一共两册16章24万字，比起原先溥仪的油印稿来，只是文字有所删减和规范，但是看起来条理却很顺畅了。 尽管李文达为了这个稿本花费了3个月的心血，但是他内心觉得内容还是不够详实，为了真正理清历史背景，他专门跑了一趟东北。 他们先后去了沈阳、抚顺、长春、哈尔滨等，待了40天，此次东北之行，算是彻底弄清了溥仪从被迫改造到自觉改造的全过程。 在掌握大量生动素材之后，以及经过公安部的同意后，李文达终于拿起了手中的笔，决定废弃以溥仪认罪书为基础的“灰皮本”，对《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决定重新写一部文学性传记作品。 为了加快进度，出版社给李文达配备了好几个助手，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李文达收集资料和进行采访。 这期间，李文达和他的助手们在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比如溥仪的父亲载沣的日记，溥仪的教师庄士敦的回忆录，还有清史稿、大清会典等。  李文达还和助手们跑了上千里的路，调查采访了数百人，包括许多“皇亲国戚”，以及曾经伺候过溥仪的太监等，参与此书编辑工作的多达十几人甚至全社总动员。 溥仪也经常到李文达的小屋里来，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张破藤椅上，两个人开始讨论李文达前几天写成的部分，哪些需要增删，哪些不够准确，一般都是李文达问，溥仪回答。 溥仪走后，李文达就开始昼夜兼程地写作，许多同事记得，那段时间，李文达的小屋门外每天都挂着一块“请勿打扰”的牌子，那间小屋的灯光也常常彻夜长明。 1962年6月，凝聚了李文达、溥仪和出版社多位助手整整三年心血的修改本《我的前半生》，共计50万字，分送给各方面征求意见。 在送审名单中有这样一些名字：“康生、周扬、郭沫若、老舍、文化部......” 这时候，溥仪和李淑贤刚新婚不久，也算双喜临门了。 各方面意见反馈回来以后，李文达再次动笔修改，其中，为了照顾李淑贤的情绪，溥仪要求将书中关于第四任妻子李玉琴的描写给删掉。 在广泛征集各方名流专家对修改本《我的前半生》提修改意见后，李文达和溥仪三易其稿，九改九校，历经整整四年寒暑，《我的前半生》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终于在1964年3月出版发行。  在该书出版之前，就作者署名问题，群众出版社征求了李文达的意见，考虑到本书的宣传效果和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巨大影响，大家认为还是只署溥仪的名字为好。 就这样，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中，找不到有关李文达的一丝丝痕迹，他成了躲在溥仪这位末代皇帝身后的影子，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日里，李文达几乎成了完全被溥仪所遮蔽的人。 不过，群众出版社还是重情义的，在支付作者稿酬时，对李文达和溥仪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李文达和溥仪一次性各得稿酬5000余元。 为了出书，李文达把身体累垮了，出书不久，李文达就因为病重住院做了一次手术，可喜的是，这本书出版后从最初的轰动世界到后来持续十年的热销。 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末代皇帝》登上荧屏，曾一举夺得9项奥斯卡金像奖，以至于来中国旅游和看北京故宫的老外以数十倍的速度递增。 令人想不到的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却引发了一桩版权之争。并迫使一位一直藏在末代皇帝身后的李文达，不得不走到台前亮相，公开了自己和溥仪合作著书的身份。  李淑贤打了十年官司1984年，围绕电影《末代皇帝》改编授权问题，李淑贤和李文达起了纷争，当时，李淑贤在没有经过李文达的同意下，就私自将《我的前半生》的电影改编权卖给了香港一位导演，这自然引起了李文达的不满。 1985年初，李淑贤以溥仪遗孀的身份，致信中央高层，以强烈的口气要求确认“溥仪是《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并且承认她本人应该是该书著作权的“唯一继承人”。 可没曾想，李文达知道这个消息后，也愤然上书中央，反驳了李淑贤所说，并详细说明了自己曾参与该书写作及出版过程。 为了公正了结这一争端，群众出版社的上级主管单位公安部特别致函文化部，请求有关方面对此案作出有法律依据的结论。 国家版权局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给公安部回函：
然而，风波并没有完结，1987年6月和1989年4月，李淑贤先后两次状告到法院，称李文达“严重侵害了溥仪的合法著作权，要求李文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确认溥仪为该书的唯一作者”。  但是因为此案案情复杂，历时久远，影响广发，出于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和历史以及人事方面的原因，法院久拖不决。 1993年11月5日，李文达抱憾长逝，享年75岁。 1995年1月26日，法院终于做出一个判决：
李文达的遗孀以及三个儿子曾经不服判决，上诉到法院，但是法院仍然没改变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也许，我们应当庆幸，李文达生前没有看到1996年7月17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这样的终审判决：
最终，李淑贤赢得了该书的版权，可是，虽然看起来，是李淑贤胜利了，然而，李淑贤还没来得及品尝这胜利的果实，在打赢官司第二年，便因为肺癌去世了。 溥仪去了，李文达去了，李淑贤去了，何处是《我的前半生》的归宿呢？ 2006年，突然又冒出溥仪的一个弟弟溥任以及委托代理人，声称在溥仪和李淑贤先后去世之后，由于他们没有后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应该归属“溥仪家族所有”。 但是，溥任真的可以继承《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和版权吗？当时的群众出版社非常不同意，他们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定：
2007年11月27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
李淑贤耗尽十年时光来打官司，终究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这也显得溥仪身后的悲凉，如今看来，所有关于《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法律纠纷早已是过眼云烟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