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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平静地回到北京，一回来就着手办调动。 当然，第一件事是把新疆团场政委的东西尽快送到人家的手里。我送了，把该说的话也说了。然后我给政委去信，报告了经过，并讲准备调离新疆，以后如有商调函到农场，请政委“高抬贵手”。同时，又给团场宣传队那位“留守哥们儿”去信，说已到北京，正着手办调动，并问候他那位“如花美眷”。  这时，王震已经当上国务院第七副总理，听说是分管交通，不知道准不准。我心想，您管这管那都无所谓，多管管我就行了。费了老大力，我才找到他。他已然搬了家，是—个几进的大院子。我在第二进的候客室等着，他从后面出来，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他很关心新疆的情况，尤其是塔里木河农垦大学，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他听着听着，把脚从布鞋中抽了出来，蹲坐在那软软的皮沙发上——我心里嘀咕，他是否以为屁股底下，还是昔日南泥湾的土地呢？最后谈到我，他讲中央不准他插手新疆问题……正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车已备好，马上出发，去中南海开会。他向我伸出手，“问候你的爸爸、妈妈。”居然没第二句话。 以后又去了两回，都是秘书出来说“不在”。我知道“凉”了，就再没去。我仰天长叹——今后就只有自力更生喽。  第一步打算：当然争取进北京。找谁帮忙呢？只有找浩然。找他比找王震容易，他也真帮忙。因为我去新疆已七年多，上山下乡，这属于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下产生的行为，拿到哪儿也说得出口。我写了材料，拿了作品，先在市属几个剧团的头头儿那儿转圈子。京剧团没成，评剧团没成，最后河北梆子团说可以接受。我听了有点委屈，我奔的是京剧嘛！可事到如今，也只能“认头”，等进去了再说以后的。更何况，梆子有一股“燕赵的慷慨悲歌之风”，总比评剧的“小家子气”要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行了，就先梆子吧。谁知材料报到了市委文艺组，情况有变。组里说，北京市的文艺干部还有好几千呆在干校没分配，有什么理由非要从边疆调人？就这么一句话，就把这一阵的努力“报销”了。那时候，什么都喜欢称“组”而不称“部”，表面上精兵简政，实际上机构庞杂，“组”比“部”要大得多。 退一步，做第二种打算：找北京外围的中等城市，也不排除那些富于文化底蕴的省会。金紫光（他是延安平剧院《逼上梁山》中林冲的扮演者）很帮忙，说河北省的唐山地区创作组缺人，他可以负责介绍。他讲，唐山地区的种类多样，农、林、牧、副、渔，还有工、矿和果（树），可写的题材多；同时那儿有文工团和好几种戏曲剧团，可写的形式也多。我有点动心，但思来想去，觉得离北京远了点。最后，又把这一番美意给“回”了。当然，等到1976年大地震才好一阵后怕，去了准砸死。  只能再退一步，做第三种打算：挑一个北京最外围的县份先“忍”下来。有人告诉我，北京的版图迟早要扩大，东边的三河县肯定会进来，南边的固安县也跑不了。赶快找来地图，一看，果真都不远。然后就托人了解两个县的内情，知道了内情才能决定取舍。结果，只打听到固安的情况；虽然和北京只是“一河（永定河）之隔”，但农业落后，县北部滨临永定河一段系沙质土壤，产量不高。县的中部往南，土质转好，产量较高。该县有几个中央或国务院的部的干校，有干校的专车往返于北京、固安之间。最近几年，该县没少从外省和边疆接收北京籍贯的青年，明知道他们想拿固安当跳板，可依然照样接收。只要你能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为县里服务几年，县里一定礼送你回北京。听说县革委会主任是位现役军人，姓张，大事都是由他拍板…… 我搜集了自己的作品。然后认真给张主任写了一封“自报家门”的信，挂号寄出。不久就收到县革委会的回信，要我去该县面谈。我挺高兴，然后仔细打了一份儿“腹稿”（到那儿之后应该谈什么和怎么谈），然后就去了。 我坐在张主任的对面，他四十多岁，戴着领章帽徽，很安静，也很文气。 “张主任，我跟您一见面就觉得面熟，把原来想说的话全忘记了。”我这是心里话。 “噢？”张主任一怔，他必然会想，这小子“见面熟”，睁眼就说瞎话。 “见到您，就如同见到我在新疆塔里木河那个团场的王政委……”我开始“佩大山”，讲到王政委的经历，讲到我临行前在他家里吃饺子，讲到他老婆和他女儿的思想活动……我发现，张主任很感兴趣，或许这些和他的经历有暗合之处。 随即，我和盘托出自己调固安的真实目的，“坦白说，就是想拿这儿当个跳板，过几年再回北京。但既然来了，我就要好好先干几年。我和您这么约定：我要拿不出成绩，您就不放我走；但是我的成绩出来了，您可不能故意捏住了不放人……” 张一直安静在听，并不住暗暗发笑。此时才插了一句：“怎么才能把你调来呢？” 我一愣，心想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来十成的事情已经有了九成。 “只要固安向新疆发封商调函就可以了。” “那好办，”张主任停了一下，又说，“你来了以后，想干什么？” “听说您县里有个文化馆，里头有个创作组。” “嚯，早都打听清楚了。行，就先去那儿。以后觉得不合适，你找我来，再换。” 回到北京后，向新疆的王政委和“如花美眷”的丈夫分别发了一信。一个月后，“美眷”丈夫给我发电报：“档案寄出。”又一个月后，固安给我来信：“调令已发。”  我定了定心。心头涌现出几个最基本的数字： 31岁。这当中包含了在新疆的8年。这8年当中，又应该包含浪迹天涯的1年半。 37元多一点。这是月工资。当时大学生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是42元多一点，一年后转正就“定”在了56元。 55公里。从永定门坐长途汽车到固安县的实际距离，车票要l元2角。我还需要知道文化馆的休息办法。如果是小礼拜，那就简直没办法回家啦。 我又跑了一趟固安，提前到文化馆“拜会”了一次未来的领导和同事。听文化馆馆长说，文化馆实行大礼拜制，两星期休息两天半，那个半天算是来往的路程。他还说，从永定门骑车到固安，体力好的人，二个小时就能到。他怎么会知道？再一打听，敢情他也是北京人，流落在固安已经快十年了。  知道了这一个“十年”的数字时，我忽然一阵悲凉。每个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十年”呢？要知道我以前在新疆，已经耽搁过一个“八年”了！（待续）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徐城北(1942年10月20日-2021年10月11日)， 笔名塞外、品戏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生于重庆，长于北京，求学于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曾在新疆和河北工作了15年，"文革"当中被迫在全国游走了22个省。粉碎"四人帮"后专业归口，调回首都，在中国京剧院担任编剧，后转入学术研究，曾任该院研究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成果:多年专注于对京剧艺术及其背景进行学术研究。著有《梅兰芳与20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等各类著作共4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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