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中国（清政府）1861年的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变革理念，这很大程度的也预示着它们将会有不同的命运。两场几乎同时代的变革，由于各自的初衷和处境不同而有着迥异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较之于清政府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变革时更彻底，体系更加健全。从政治上的“废藩置县”和“废除武士特权”到经济上的“土地改革”和“殖产兴业”，从文化上的“文明开化”到社会层面的“四民平等”以及后来的制定宪法和召开国会。这都体现着日本明治维新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和社会等各方面全方位的变革，是有一套完整的设计蓝图的。而反观洋务运动，其起初的目的不过在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维护封建统治，此所谓“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因此，其变革开始于军事工业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就如陈旭麓先生所言：“比之欧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实现的产业革命，洋务运动像是在缺乏产业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产业革命迹象。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主其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1]由于这些军事企业经营管理理念落后、又不通过市场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从生产关系上来说，它是历史上管办封建工业的延续。[2]传统的小农经济没办法支撑起这样的消耗，所以经费很快就捉襟见肘。于是才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又把中心转向发展民用工业。一言以蔽之，其结果必然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买的，不是批发的”。[3]
在变革的态度上，显然日本比清政府更加坚决，反应的速度也比清政府快。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61年洋务运动。清政府做出变革决定的时间跨度长达20年之久，而导致其变革的最初目的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因此在现代化变革上，清政府是被动的。而日本，我们通常都强调日本的觉醒是在1853年“黑船事件”之后。但是，即便是在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日本领导人也关注西方的发展状况，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以及伴随着荷兰而带来的“兰学”就是最好的证明。据有关资料表明，幕府时代末期的日本政府和地方大名都很提倡发展军事工业，提倡学习西方语言。物理学已经从化学中分离出来，医学已经划分为儿科学、内科学、外科学等诸多学科。这表明，与清政府相比，日本在学习西方和顺应时代变革方面都更加主动。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版,104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版,108页.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版,108页
历史文化传统对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有深远持久的影响的，这种影响本身原本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是，当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现代化起阻碍作用的时候，那对这个国家、民族的未来肯定是不利的。如果拿日本和中国的现代化作比较的话，人们肯定会清楚的发现，日本的变革阻力较之于中国清政府要小得多。在中国，数千年繁荣、积淀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夷夏观念”——在近代却演变为“夜郎自大”。我们去回望洋务运动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惊讶的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几年里？我们常常说这是因为清政府以及官僚的顽固守旧，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历史文化传统的阻碍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这种影响一方面导致有话说的人不敢说，另一方面助长了传统士大夫的自大。林则徐可以说是封建礼教下成长的一个完美人物——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人，也有鲜为人知的“重名誉而轻国事”的一面。在林则徐被贬谪伊犁的途中，他曾写信给友人谈及西方兵器先进，如果中国要想赢西方人也要有这样的武器这样的言论。但他却嘱托友人不要把这番言论说出去。这也难怪后人批判林则徐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1]但林则徐不说的背后，更大原因或许是那个时代给予文人士大夫的压力，“文字狱”和八股取士已经让很多士大夫迷失了自我，而这背后悬在士大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是“清议”，为了免受“清议”指谪，士大夫丧失独立之精神，在时代面前选择了沉默。但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则恪守“夷夏观念”，盲目自大。其实，当我们重新回过头去看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鸦片战争中“主和派”琦善、耆英等人，虽然因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们恰恰是对西方的先进有比较客观认识的人。相反，“主战派”虽然体现着民族气节和不屈外来侵略的精神，但恰恰是对西方缺乏客观认识的人，这一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面对英法联军的入侵，叶名琛的策略是“不战、不和、不守”；面对下属的备战请求，他却说：“姑待之，过十五日，必无事矣”。[2]仅仅两天后，叶名琛在内的广州官吏皆成英法联军的俘虏，叶名琛最终还死在了印度。叶名琛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在传统的“夷夏观念”支配下，当时像叶名琛一样对西方不了解也无兴趣了解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当时虽然历经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但上层士大夫大多都还没能够转变观念，正视中西之间的差距。据史料记载：“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3]。“抚夷局”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称。后来在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下才改了名。由此观之，当时人的“夷夏观念”之重可见一斑。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言：“在那个时候的中国，顽固是一种社会病症，仅仅把它归于守旧官僚的可恶是不够的”，“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与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联系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洋务运动虽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传统，但它的很多措施其实已经超越了封建传统的底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洋务运动自一开始就受到很大的阻力。首先，千年以来善于学习先进文化的传统使日本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接受地更迅速。正如前文所论述到的那样，它一直都有一个向先进文明学习的好习惯。这样一来，在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它仍旧“允许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经商，主要是为了向他们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4]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以岩仓具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人组成的赴欧美考察团，这些人考察回国之后对日本的资产阶级改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中国清政府直到1905年才派出所谓的“五大臣”考察团。在这之前，派出的留美幼童没能完成学业就被清政府从美国撤回。因此，在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日本就高于中国清政府。其次，强烈的民族主义传统也让日本在强大后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日本的宗教是维护政府合法性而存在的，日本的儒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在德川时代,它的作用就是证明幕府政权是天皇承认的合法政权的这样一种思想。在明治时代,它的作用是证明所谓“天皇政权”的合法性。[5]既如此，这样的宗教文化传统给日本这个国家以及它的人民强调的更多的不是个人，而是国家和民族，民族主义远远高于个人主义。所以，每当日本国内出现大的矛盾的时候，它总喜欢通过对外战争去转嫁。这一点，在明治维新时期的措施中——“和魂洋才”——体现地淋漓尽致。确切地说,正如“和魂洋才”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 日本人一直是强烈地拒绝西方的精神观念的。[6]日本希望尽可能的保留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希望用“神国主义”的思想去支配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其必然会走上一条狂热的扩张之路。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22页.
[2]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版,90页.
[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第2版,105页
[4]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像婴等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2版,591页.
[5]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282页.
[6]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