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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内蒙古地区的政区设置和边界变动极为频繁，沿袭自清代的盟旗制度在中央政府的边疆内陆化政策下逐渐瓦解。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叶，地处农牧交错带的磴口，伴随着内陆移民不断增加，土地开垦面积日益扩大，其原有的政治管理模式发生改变。特别是磴口于1929年经国民政府批准直接设县，相较于内蒙古其他地区由厅或设治局逐渐发展为县级政区的过程，这一政区调整行为过于冒进，由此引发阿拉善旗与宁夏省间关于磴口问题的长期争执。在磴口设县过程中，交织着近代中央政府边疆内陆化政策的推行与边疆民族意识渐起下蒙旗反弹的政治因素，土地垦殖与盐运税收的经济因素，以及清末民初天主教势力在河套地区迅速扩张的宗教因素。 晚清民国时期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区在社会、经济、人口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并由此引发边疆政区内陆化的进程。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这一变化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诠释。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晚清以来天主教势力在该地区迅速扩张，并在推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垦殖，进而改变农牧分界线位置和当地社会结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被广泛关注的鄂尔多斯地区农牧交错带相比，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磴口地区的政区内陆化过程开始得更晚，却更加迅速。近代磴口在政区内陆化过程中由“旗县并存”所引发的省旗矛盾和在边疆行政区划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亦曾引起学者的关注。而近代磴口较之鄂尔多斯地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政区演变并未经过长时间的地方社会结构转变和民众意愿表达。从磴口设县的历程看，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由于军事和政治强力作用，磴口完成了从阿拉善旗的巴格向宁夏的县的政区转变。因此磴口设县过程直接越过在边疆地区曾普遍施行的设治局阶段，于1929年经国民政府批准直接建立县治，但设县后其地权与行政权却又长期分治。这一过程中，磴口治权和利权被阿拉善旗、宁夏省府和天主教势力反复争夺。这使其成为了解近代中国北部农牧交错带和内蒙古西部政区变化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试图从长时段视角审视磴口地区的设县过程，分析其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和政治、宗教环境，以获得对近代边疆政区内陆化过程中内在动因与机制的新认识。 一、磴口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 今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属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北与乌拉特后旗、杭锦后旗相接，东与东南隔黄河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和鄂托克旗相望，西面与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相连。民国时期的磴口县与今日磴口县辖境范围不同，其县域呈狭长状分布于乌拉河以南、宁夏平原以北的黄河西岸。县域范围向南一直延伸至石嘴山，南北连接起河套平原和宁夏平原两大西北灌溉农业区(图1)。原本作为宁夏与阿拉善地区自然分界的贺兰山脉，在石嘴山以北消失于黄河冲积平原，这也为此后阿拉善与宁夏关于磴口地区的争夺提供了地理上的可能。 民国时期的磴口县域(图2)以北为阴山山脉西段支脉狼山，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东北部为河套平原西缘;中部及南部狭长状地带为乌兰布和沙漠;县域西南方向为贺兰山向北延伸部分。狼山山脉与贺兰山脉之间在磴口地区西侧形成一个巨大缺口，乌兰布和沙漠在风力作用下通过缺口向东延伸，直达磴口地区中南部的黄河河岸。其时磴口县域内的农业垦区主要分布于县域北部，核心垦区与宁夏之间通过县域中、南部的狭长县境相连。天然的地理界限造就了磴口县域范围的基本格局: 南倚贺兰、北控狼山、西接大漠、东滨黄河，这一区域也成为近代磴口县域的基本范围。  磴口地区是典型的温带干旱气候，天然降水不足以支撑雨养农业的发展。不过黄河在其东境穿流而过，为其提供了充足的灌溉用水，使灌溉农业在当地发展成为可能。在历史时期，这一地区黄河河道曾自西向东不断迁移，汉代临戎城即在今补隆淖附近，窳浑、三封两城则位于今沙金套海苏木境内，这可以说明今磴口北部地区两千多年前就曾是农业垦区。 二、近代磴口县的设立 清代磴口地区在行政上属阿拉善旗札萨克亲王辖地，作为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的游牧地，自清初至乾隆初年(1644—1737)，该地区一直被禁止开垦为农田。乾隆五十一年(1786)，始允许阿拉善旗境内吉兰泰盐场所产盐通过水运转销，池盐“自宁夏平罗边外磴口下船，由黄河运至山西临县，于碛口(今山西临县碛口镇)地方验照登岸”。磴口盐运的开启，促进了该地的商业繁荣，使之逐渐发展成为以盐运贸易为主导的沿黄交通集镇。  图2 民国时期磴口县域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宁夏省政府民政厅1941年制《宁夏省行政区域图》改绘。
嘉庆十一年(1806)，阿拉善亲王将捞盐之地吉兰泰献与清廷，以添国赋。清廷令宁夏道在发盐之所磴口设盐大使一员办理督捞验放等事，又于磴口添设运判一员以加强对吉兰泰盐运的控制。为保持与磴口码头的沟通顺畅，陕甘总督在平罗(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至磴口间设邮传站12座，并派兵在黄河附近的察汗库尔、磴口、石嘴子等处把守。磴口地区与宁夏间联系开始趋于加强。 晚清时期，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势力衰微，无暇西顾，蒙古王公亦无力掌控地方局势。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会在法国保教权的支持下，在长城沿线势力迅速扩张，形成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之势。这一时期，磴口地区的天主教会亦凭借其政治、经济优势，以沿黄地区大片灌溉土地为依托，不断招徕内陆汉族移民进行垦殖，势力迅速扩大，成为磴口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 阿拉善旗地方政府为适应磴口地区各种势力交错的复杂局面，于光绪初年在磴口设立总管公署，掌管阿拉善旗境东北部今属磴口地区的磴口、沙金套海、哈腾套海、道兰宿亥(道蓝素海)4个巴格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权力，同时在4个巴格内设立了军事防卡、行政亭子若干处。总管公署是旗府派出机构，其设立目的是为加强对该地区土地、税收、治安等方面的管控。此时，磴口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表现为天主教势力依托磴口地区的土地经营权不断扩张，与阿拉善旗派驻磴口地区的总管公署形成对立态势，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民国初期。 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过境磴口，以临时军粮站为基础始设县治。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阿拉善与额济纳两旗亦归宁夏统辖。经报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磴口设县正式被国民政府承认。此后经过1935—1938年省旗双方多次交锋后，宁夏省方基本控制了磴口地区的行政管理权。1941年4月，黄河以东原属陶乐设治局之王元地，因“毗连磴口，仅隔黄河”被划归磴口。至此，民国时期磴口县治和县域完全形成。 磴口初设县治具有偶然性，而设县后其治权与县域范围的真正确立，直到马鸿逵主政的宁夏省政府时期才最终完成。这一过程又有其必然性，前文提及磴口县域范围连接了河套和宁夏两个西北主要灌溉农业区。1926年国民军由河套向宁夏进军时初设磴口县治，而宁夏省方面则是由宁夏向河套方向最终完成对整个磴口县域治权的控制。其县治设立最终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灌溉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的增加，而民国时期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省、旗、教三方在磴口地区的利权争夺，亦在磴口设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近代磴口地区设县的驱动因素 （一）晚清以来天主教主导下的土地垦殖 磴口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清代中期已悄然出现。清中叶时，山陕地区灾害频仍，部分汉族农业人口试图越过长城进入蒙地谋生。与此同时，蒙古王公也急需通过出租土地获得更多收益。乾隆四年(1739)，清廷准许将磴口地区水分条件最好的四坝乌拉河一带辟为阿拉善王爷的菜园地，阿拉善王府随即开始招徕汉族农业人口在四坝地区进行垦种。为扩大耕地面积，这一时期开始从黄河引水灌溉，磴口地区早期最重要的灌渠——沈(申)家河得以开挖。 嘉庆、道光年间(1796—1850)，磴口地区的农田已扩展至道蓝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及黄河西岸等各处，种植业开始形成规模。受清廷政策限制，磴口地区新垦种的土地所有权仍属阿拉善旗王府，而汉族佃农则需春来冬归，不准在本地越冬，不准携带家眷，不准购置田产等，这种租种与迁徙模式史称“雁行”。故此时磴口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农业人口规模始终处在小规模、不稳定的状态。 光绪元年(1875)，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受阿拉善王爷邀请进入磴口地区，开始在当地传教。天主教会在磴口地区采用租地皈依教徒的方式，并以三盛公主教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天主教社会，其传教范围南至宁夏、东到包头，整个后套地区均属其管辖范围。光绪二十七年(1901)，磴口地区天主教势力进一步扩张，三盛公教堂主教闵玉清以前一年“庚子事变”中教堂遭受巨大损失为由，提出赔款要求。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阿拉善旗与三盛公教堂订立协定:“三盛公教案赔款准由五万两了结……面议将三盛公附近十处教堂并旧有租种地及毛诺海之地共十一处抵押与教堂，作典价银三万两，不计年限，银到取赎。” “庚子事变”后，天主教会不仅控制了磴口地区大量沿河土地的使用权，而且打破了该地区汉族佃民“春来冬去”的惯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阿拉善旗发给理藩院派驻宁夏理事司员的公文中提及:“本旗定远营沿河一带，查明耕种贸易民人恪遵旧例，春出冬归，并未径留，亦无徇隐过冬之人。……其道洛苏海(道蓝素海)、三盛公洋人教士，暨奉教各省男、妇民人共有二千之谱，仍在道洛苏海(道蓝素海)一带居住过冬。” 在“属人管理”的原则下，汉族人口的大量涌入使磴口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表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正如后来宁夏省方面在“磴口事件”中的声索理由:“磴口以北地方，自前清庚子年发生教案以后，外人在该处租地开垦，并本省人民自由领地垦种者，日益增多，年淹月久，遂蔚为人口繁殖之区。当时该处农民均系由宁属平罗移垦之汉民，凡民刑诉讼，均必赴平罗县政府声理……” 磴口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人口增长，以及与宁夏的往来日益密切，都成为此后磴口设县的重要基础。 (二) 多重政治势力博弈下的县治格局 1.军事强力下初设县治 磴口正式设县前，该地区行政权力归属于阿拉善旗政府及其设立的磴口总管公署。1926年，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五原誓师后向西经过磴口，并函告阿拉善旗府协助征粮。遭到阿拉善磴口总管拒绝后，国民军自行宣布成立磴口临时粮站，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添设磴口县治。 1927年1月，国民军新设磴口县知事刘振远在致阿拉善旗的公函中提出:“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磴口地处边陲，环抱沙漠，居民虽有二三百家而开房极少，兹查有贵旗新构河沿东首空房一所尚称合宜，当即派警扫除暂借设为磴口县署。” 阿拉善旗接函后，遂致函冯玉祥进行辩驳:“磴口一镇为敝旗数百年管领之区，向来由旗委派总管边官担任地面驻扎，巡防蒙队保卫闾阎，历经办理无异。考其地界，南至石嘴山以外，北与乌拉旗毗联，完全为敝旗辖境，并非甘肃平罗县与晋北临河县鞭长莫及之隙地。……适值冯总司令旌即过磴，该总管边官蒙队等调回不及，迎候多疏，其实并非无人担任地方治理……接阅之余，不胜诧异。” 在信函中，阿拉善旗方面不仅以历史沿革、实际状况等理由进行辩驳，同时祭出“民族平等”“三民主义”等政治理念:“因忆冯总司令未曾入甘之先，各蒙旗颇相疑惧时，套中蒙员等以冯总司令此次用兵重在铲除一切不平等之专制，解放蒙人束缚之中，务求达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目的。誓词具在，何有蚕食蒙地之心，极力劝导各邻旗勿起猜疑。……又查沙金套海地与伊克昭盟各旗暨晋北联界，容易产生枝节，现当民权伸张之际，该沙金套海蒙众佃民既然不肯服从，磴口县知事之摊派倘再加以强迫，设一旦激成意外将若之何除。” 此后，阿拉善旗府先后派遣德毅忱(又称“小三爷”)、田协安等人赴银川交涉磴口事宜。但二人在宁夏反被策动倒旗，并在宁夏方面的暗中支持下试图推翻王公政府。最终导致1928年阴历三月三日发生了以德毅忱为首，旨在推翻王公政府的“小三爷事件”。政变未遂，阿拉善旗与宁夏方面的交涉也因此中断。 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经报请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磴口设县正式被国民政府承认。国民政府批准磴口设县后，阿拉善旗与宁夏省之间在磴口皆设有管理机构。为反对磴口设县，阿拉善旗札萨克和硕亲王、宁夏省政府委员达理札雅呈请行政院:“饬宁夏省政府撤销磴口县署，仍归旧制，以苏蒙困。” 然而经达理札雅呼吁后，情况仍未有改变。 磴口初设县治看似偶然，但其中包含着冯玉祥对其政治对手张作霖以及对张作霖在西北地区的政治伙伴阿拉善王公的反制。在由磴口争端为导火索而引发的“小三爷事件”中，作为冯玉祥系重要将领并驻防宁夏的门致中公开支持德毅忱一方。阿拉善旗府则因得到张作霖的军火支持最终得以平息变乱。联系1925—1926年的“冯张战争”和冯玉祥支持的郭松龄反奉事件，这场阿拉善内部变乱和围绕磴口设县展开的交锋可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当时国内政治派系矛盾在边疆地区的表现和延续。 2.围绕磴口治权的省旗争夺 磴口设县后的1933年初，马鸿逵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试图进一步扩张宁夏省在磴口地区的控制力。1935年，宁夏省决定将磴口县政府迁往县域北部垦区的广兴源，从而引发宁夏省与阿拉善旗间的武装对峙。事件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并利用各自关系密切的报刊表达己方的观点。 天津《益世报》曾站在宁夏省方立场对事件进行报道:“宁夏境磴口县附近，阿旗突派蒙兵干涉县政消息……据谈宁夏有磴口县，在昔系阿拉善旗之荒地，于民初始设县治……此次磴口县府在广兴源地，建筑营房堡垒，并设县府临时办公处，意在巩固边防，就近处理民事，达王竟派蒙兵横加干涉，殊出意外。” 而《边事研究》的报道则站在近乎相反的立场来表达阿拉善旗的态度:“阿旗幅圆广阔，且处国防最前线。前训练旗兵千余，颇着成效，惟其经费，全由广兴源田赋项下拨充。若宁夏省府亦于该地征税，蒙民实不堪任双重担负。若宁夏省府能原谅阿旗苦衷，允将广兴源赋税拨归蒙方兵饷，则磴口纠纷当可迎刃而解。” 南京国民政府为解决宁夏省与阿拉善旗之间因磴口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纠纷，派遣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和蒙藏委员会派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赴当地进行调解。 调解中阿拉善旗曾提出六项要求: (一) 磴口地方主权，仍为本旗所有，磴口县政府暂时不撤，于最短时期呈报中央，撤出本旗境外; (二) 磴口县署暂时所占本旗地方，宜给以相当租价(前年曾付过县署地皮租洋); (三) 自磴口以南至石咀山(约百二十里)，暂作磴口县政府代管地方。磴口县政府撤出本旗境外，应即归还本旗;(四)自磴口以上乌兰木都、富家湾子、上蒋、二十柳子、三圣宫、广庆源、渡口堂等处地方，所有地方一切行政权，省方磴口不得稍加干涉，与至广庆源之县府办公处及各区公所等名义，应即撤销; 省方在本旗磴口、土克木都、大水沟、道卜鲁等处所设税局卡，应即日交还本旗，自行照章办理;(六)非有特殊情形，遇事应互相援助，事先商妥当局者，省方不得随意派兵到本旗任何地方驻扎。 宁夏省方面得知阿拉善旗所提出的六项要求后，表示“阅之不胜诧异”并提出:“磴口设县，系因磴口以北地方……本省人民自由领地垦种者，日益增多。……加以该处素为宁夏北门锁钥，扼包宁交通之中枢，各种税局，盐局，电报局，在须由政府切实保护。”宁夏省方同时援引蒙政会条例表明磴口设县的不可变更:“中央制定蒙政会条例，有凡未设县之蒙古地方，不得设县。其已经设县之地，仍照原案办理之规定。法令煌煌，何能置此于不顾?” 今天尚能看到“磴口事件”中宁夏省方的答辩说辞，当仰赖《中央周报》在事件发生后对电文内容的全文刊载。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周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刊物，全文刊载宁夏省政府发给行政院长蒋介石且标注有密级的电报应当是经过国民党高层同意的。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中央对“磴口事件”双方的态度倾向。而翻检1935年“磴口事件”发生后的新闻报道及舆情反应，除上文所引的《边事研究》外，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宁夏省一边。由于舆论宣传的影响，在关于“磴口事件”的各种表述中多将蒙旗描述为蛮横的阻挠者和破坏者。有趣的是，目前所能看到少数表达阿拉善旗声音的《边事研究》是一份具有蒙藏委员会背景的刊物。而国民政府内部的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对于“磴口事件”的不同态度，也可由此看出端倪。 在国民政府及各方斡旋下，“磴口事件”最终获得暂时解决。唐柯三在返回北平后，曾接受报纸采访，并明确最终维持县治的理由即是国民政府此前颁布的“蒙古自治八项原则”中“凡蒙境中尚未设县者嗣后不得再设县治，其已设者亦不得再行无故取消”之规定。 1935年的这场争端，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的直接干预下获得暂时解决，但也造成磴口地区土地权和行政权分离的特殊现象，同时也为双方再起冲突埋下了隐患。同年“华北事变”爆发，阿拉善亲王达理札雅因与公开倒向日本的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关系密切，引起国民政府的猜忌。1938年2月24日，宁夏省军队在国民政府默许下包围定远营，3月1日阿拉善亲王达理札雅及全家被押往银川软禁。同时宁夏省方两个骑兵团对驻磴口地区的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第八大队进行包围袭击，该部武装被迫撤退到阿拉善旗北部巴音乌拉山、沙拉布隆一带。至此磴口地区完全被宁夏省军队控制。 (三) 利益驱动下的地方权力分配 1. 省旗间税收权力的争夺 早在1919年，宁夏尚未由甘肃分出建省时，甘肃省就曾以“杜绝奸商沿途洒卖起见” 为由，在磴口设立子税局。时任甘肃省长兼督军的张广建承诺只在磴口借地设局，并言明“只收取新销甘半道子口，决不干预别项征收，尤不干碍蒙民生计，其定远营商号运销蒙地各货概不过问”。然而至1926年，甘肃财政厅在致阿拉善旗的公函中要求在磴口增开皮毛、药材、禁烟、邮包等税目，为此曾遭到阿拉善旗的强烈抵制，但磴口子税局的税收活动却并未停止。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随即在磴口境内设立税务总局，下设补隆淖、四坝两个税务所，并在大生号、大水沟、巴音毛道三地设立分卡，同时设置武装税警。 1935年发生的“磴口事件”和围绕此间的设县纠纷，其重要的驱动因素和争夺焦点即是以税收权力为中心的行政权力。1935年国民政府的调处结果主要涉及地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和税收分配等问题: 一、 确认磴口地方之土地权属于阿拉善旗。二、 关于磴口行政权，仍属宁夏省，县治不取消，但于该地遇有重大问题发生时，可由阿拉善旗驻磴口县之总营代表与宁夏省府会同商讨处理。三、 关于税收问题，因宁夏省府先于该地已设有局卡征收税款，复以该县地处蒙古草地，为防止偷税，在附近数处曾设有稽巡卡，此次达王要求取消，事实上未能即时办到……将来即由中央令宁夏省政府于该地征税款项下，每月提出一部拨归阿旗。 据当时代表国民政府进行调处的另一位当事人——蒙藏委员会派驻宁夏调查组组长刘柏石回忆，调节后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 田赋方面，省方按照“征汉不征蒙”的原则办理;税收由省方征收，但要每年补助阿拉善旗四万元 ，亦反映了上述情况。 2. 围绕磴口地区土地权益的交锋 长期以来磴口地区的农业地租也是阿拉善旗府的重要财政收入。表1为1944年阿拉善旗农业耕地统计表，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磴口地区农业耕地对整个阿拉善旗农业的重要性。  表1中所列磴口巴格、多伦素海(道蓝素海)巴格、哈拉和尼图巴格、沙金套海巴格所属的磴口、三盛公、大滩、渡口堂、补隆淖、四坝等全部位于宁夏省划定的磴口县域内，耕地面积达24 500亩，占到阿拉善旗全部耕地面积的60%。更为重要的是，宁夏划定的磴口县域范围内的耕地全部沿黄河或沿乌拉河，为修建有灌渠的水浇地。相较于定远营附近及阿拉善旗其他巴格的耕地具有明显的灌溉优势。 长期以来，阿拉善旗和宁夏省对磴口地区的农耕都极为重视，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天主教会仍然是磴口地区绝大多数耕地的实际经营者。其不仅利用手中的土地经营权招徕内陆民众进行垦种，而且不断私自开垦新地。对于此种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被各方注意到: 宁夏磴口以北三圣宫(三盛公)一带数百里地方素为天主教势力范围，西人仅年纳租金二千元于蒙王，遂拥有该处土地，年可获利四十万元，且强迫当地居民信教，神父或即为该实际统治者。官厅力量反极脆弱，现宁夏各界，均盼中央早日收回，以保国权。现据留平之阿拉善旗之亲王谈，三圣宫(三盛公)原为该旗辖地，及庚子之乱发生，始租借于教堂，当时所签订条约，现犹存在，按该条约极易收回使蒙民耕种，刻正在筹划中云。 在阿拉善旗与宁夏省之间争夺磴口税收权力的同时，阿拉善旗也开始积极寻求对磴口地区天主教会土地地权的收回。为废止庚子赔款合同，1931年阿拉善旗与磴口天主教堂重新签订租期为四年的租地合同。1935年合同期满后，阿拉善旗本欲对教会经营耕地进行清丈，因随后发生的“磴口事件”，遂又在未清丈的基础上续订五年的租地合同。1941 年五年租期已过，当年10月16日被软禁于兰州的达理札雅通过遥控旗政发布命令： 本旗所属之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租地合同内载明，关于贵教堂承领租地自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起，至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止，以五年为限，期限届满，再行另议……期满即将该地收回。……现已(以)生活物价情形而论，所有租金拟应酌情增加，以昭公允。……除将本年租金面商增加付给来人外，至民国三十一年一月起，如教堂仍愿继续租地，自应从(重)新规定地亩，增加租金，另订合同。 1941年10月23日，阿拉善旗于“庚子事变”后抵押于教堂的十一处共计三十余顷耕地被收回，该土地以合同租种的方式，继续由教堂经营。 1944年达理札雅获准返回阿拉善旗执政，次年磴口天主教堂与阿拉善旗之间的租地合同期满。阿拉善旗发布训令:“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耕地与天主堂承担契约规定业已期满……查该等处地亩向未清丈，殊与政府法令不合，自应遵照实行清丈，以资清理，而符法令。”然而阿拉善旗与天主教会之间就土地清丈和地租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1946年8月14日，阿拉善旗又发布训令，“三盛公天主教堂承租本府公地，历年均不照章纳租……现查租期已满，该教堂所租公田，另外转租……影响所至，殊匪浅显，实属痛恨已极，自应查明制止，而符规定，如有故违情事者，着即收回另租……切实办理。”随后阿拉善旗府派出的丈地收地工作团，对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教堂范围及耕地面积进行清丈，共丈量耕地四百顷左右。除留给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土地三十顷以维持教会自耕度用外，其余耕地全部收归阿拉善旗王府所有。 四、 结论 近代磴口县域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黄河、狼山、贺兰山和乌兰布和沙漠使磴口地区形成一个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清末以来的垦殖经济发展是近代磴口县治形成的根本动因，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如同这一时期多数北部边疆地区所发生的农业垦殖过程一样，磴口设县成为北部边疆农牧交错带中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不同于与之相邻的陕蒙交界地区在清至民国时期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这一时期的磴口地区并没有形成地方士绅与基层民众相呼应的移民势力。在磴口设县前相当长的时期内，阿拉善王府和天主教会一直在磴口保持着较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民国以来天主教势力逐渐式微，宁夏省政府则借机凭借政治、军事力量介入磴口地区事务中来。因此在磴口地区设县问题上，多是省、旗、教三方围绕各自利益进行表达，民众诉求并未成为政治决策者所主要考虑的因素。 另外，由于地处河套平原与宁夏平原之间交通孔道，政治与军事因素在磴口设县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1926年冯玉祥国民军西进与1934年孙殿英部进犯宁夏都曾波及磴口。作为宁夏北部面向河套的最前端，考察政治、军事因素在磴口设县过程中的作用，无疑需要将其放在西北乃至全国政局中进行考察。具体到磴口设县过程中的省旗纠纷和最终解决，实质体现的是近代以来中央政府的边疆内陆化政策。宁夏省对磴口地区的完全行政控制也是在边疆危机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默许对阿拉善旗采取非常措施后得以实现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磴口地区原属的阿拉善旗直属于蒙藏委员会，使意图鲸吞磴口的宁夏省政府及态度暧昧的国民政府皆有所顾忌。在蒙藏委员会的牵制下，阿拉善旗虽被剥夺了对磴口地区的行政权，但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磴口地区的地权仍然掌握在阿拉善旗王府手中。因此虽然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内陆化政策在较长时间段内具有连续性，但在具体时间节点的操作中却常有反复，这是由民国时期边疆政局变化频繁和中央政府内部矛盾所共同决定的。 在磴口地区政治纷争的背景下，其经济和税收状况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其中既包含省旗双方对于磴口税收权力的争夺，也包含阿拉善王府与天主教会在磴口地区的地权交锋。在这一过程中“边疆”“民族”等概念被反复运用到各方声索权力的主张中，但这些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所表达的内容与涵盖的范围却大相径庭。伴随着国内战争与革命，抗日战争的爆发与终结，对日、对苏关系的紧张与和缓，在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的20世纪前半叶，区域经济与社会结构逐渐趋同于内陆的磴口，在设县过程中所展现的各方势力之间的争夺，无疑具有时代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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