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旭东 | 黑箱中的皇帝（访谈）

采写 ︱刘硕

原标题：《侯旭东：皇帝无法逃脱被隔离的命运，免不了受官吏们的摆布和哄骗》

全文共7635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日常统治研究不是写流水账，宋代以前的历史也无法实现，即便宋代以后资料丰富，也无需如此。需要挖掘的是反复进行的日常统治背后的机制是什么。以往的研究，包括传统上的历史学研究，多强调的是变化，是特殊性，认为历史是独特的、不重复的。也就是常说的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仔细观察，肯定会发现任何两片叶子都不一样。观察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独特与否，亦是相对的。

中国传统史学有“常事不书”的习惯，记录下来除了制度，几乎都是各种不寻常的情况，这种记述风格亦影响到研究，尤其是20世纪以后受西方的进化论影响，更重视“变”，似乎不变的就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价值。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年年月月，大家都是千篇一律过日子，没有什么变动，此等日常人生便写不进历史。历史之必具变异性，正如其必具特殊性”。学术分工上，社会学研究不变的东西，研究人类的行为模式，关注的是当下的社会；历史学重在研究变，研究独特性，关注的是从古到今的历时性演变。总结一下，因为重视“变”，产生了中国史里有各种各样的变革论，发生的时间从殷周之际到改革开放，几乎每个朝代都可以纳入变革过程当中。换个角度看，变来变去，中国文化还是有它内在的前后相沿的部分。

  侯旭东，山西汾阳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2009.2-6）。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0.4-2014.3)

《汉家的日常》一书在政治史、制度史之外另辟蹊径，立足关系思维，聚焦两汉时期上自朝廷，下至诸侯国、西北边地的候官与各地传舍运作的日常形态，致力于揭示反复进行的事务中形成的不同位置的人与律令、制度、机构的错综关系，展示了国家日常运转与维持的内在逻辑与生动细节，也对设计两汉乃至整个王朝时期的不少基本看法提出新认识，围坐着倡导开展的日常统治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精彩个案。

▌皇帝很容易处在一个黑箱之中

燕京书评：你曾经对专制一词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是否为 “君相委托制”的存在？对于其他学者比如黄敏兰关于你质疑专制的反对意见，现在是否想要作出一些新的回应？

 

侯旭东：我在《汉家的日常》绪论中提到此问题，到今天我也不能正面对中国王朝时代的政体做出什么简洁明快的论断，感觉还是研究不足，尤其是宋代以后，资料丰富，研究的时间短。简单应用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专制政体说，实际就等于将他所创立的政体分类说通盘接受下来，对认识中国，利弊参半。所揭示的现象与遮蔽的现象一样多。需要的是在揭示中国王朝时期统治运作机制的基础上的概括，这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西方的政体分类说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的印记，且内涵也颇为简单，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比它要复杂得多。实际需要一些更复杂的描述，基于对二千多年王朝时代的机制性的理解。民主和专制这样非黑即白二元对立，都不足取。

我的立场恐怕是两边都不讨好，一方面我认为专制这个论断太简单，遮蔽了很多现象，这样一个简单化本质化的论述不妥，需要从机制的角度重新去思考，甚至我们应该重新建立一套我们对世界政体的分类。分类学实际上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的思路，亚里士多德调查过当时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后来仅留下一本《雅典政制》。大概有140多种政体，他生活在一个小国林立的时代，且政制不一，因而会产生比较的观念，形成政体分类，寻求何为理想政体。中国则一直在君主统治下，除了禅让没有其他选择，也不会考虑分类，20世纪以后，才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产生了政体与政体分类的观念。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传统中国有多么值得推崇，在历史上日常统治中发现了太多的问题，无法让我对这种统治方式有什么好感。

 

燕京书评：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像西周当时有共和，然后我们现在共和国肯定跟当时共和不是共和，是不是你强调的也是一种古代这种语境和现在的它不太一样了，就是一个狭义广义的区别。

 

侯旭东：也不只是狭义广义，古人本身用这个词，是针对大臣皇后或宦官把持了本来属于皇帝的权力。不是用来描述皇帝的，皇帝就应该专制，一统天下。古代儒生也接受君主制，强调君主统治是合理的，恐怕我们需要在古人的君主论的脉络下去认识古代的君臣民之间的关系，认识理想君主与现实君主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不是一上来就戴上一副灰暗的有色眼镜或在研究之前就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

 

燕京书评：那么有君相委托制的时期是不是就应该重新考量专制一词？

 

侯旭东：钱穆讲的君相委托制可能有此意图，我倒也没这么宏大的抱负，还是就汉代论汉代，最多是提供一种统治类型，拓展一下对君相关系的认识。但它不是个稳定的制度，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会出现，所以因为我在序里特别提到董仲舒那段话，他就专门强调人主心一正，整个秩序就全都井然了。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现实中好多人主是中主，甚至是庸主，并不是圣人，所以就需要贤人辅佐他，君相委托就是在此种意义上存在。按照古人的君臣同体论的描述，皇帝相当于头，大臣是四肢，百姓是躯体，三方共同努力维持身体的生存。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各方作用差别很大。

头再不好，也不能随便砍掉换个新的，只是靠大臣辅佐来他矫正一下，最好是皇帝承担形式上的元首之职，垂拱而治，具体事务由大臣们来完成，这样就不会发生大问题。实际皇帝往往不愿意当傀儡，一旦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愿望，乃至好恶，想发挥作用，依靠的或是外戚，或是宦官，或是亲信，常常会和大臣产生矛盾乃至冲突。

 

燕京书评：关于御史大夫寺位置由内到外的变化，直接原因是桑弘羊和霍光等人的政治斗争，但我们是否仍然能把他看作一种趋势，即皇帝逐渐把“家”中的侍臣官职外化？如何看待这种外化？由于外化之后，内部空缺出现，是否会出现新的家臣来填补，比如魏晋侍中权力的上升？

 

侯旭东：对，所以它不是一种单向的，一次性发生的现象，中国历史中是反复发生的。此说最早是章太炎指出的，1939年的和田清的《官制发展史》也讲到了，余英时也有提到。这其实就是个波纹，就不断的往外推，然后还有一波一波往内收，两种反向的运动往往同时存在，共同发挥作用。御史大夫由内而外的同时，还有侍中、给事中、左右曹等皇帝身边的加官出现，后来其中一些成为了正式的官职。汉代以后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以前读过一篇论文，研究清代的军机处“行走”，就发现和西汉时期的“加官”有很多相近之处。所以我们要不仅要关心变，也要关心它的不变，以及掩藏在变中的反复。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提到“给事”体现的是现有官吏数量与日益增长的实际事务的矛盾是对现有官吏制度的补充，那么这种增生，是不是生长容易消除难？也就是冗官难减？

 

侯旭东：的确是，这种做法今天依然广泛存在，现在叫“借调”，依然是不少政府机关用来解决人手少与工作多的矛盾的常用办法，现在和秦汉时期一样，增加编制并不容易，书中有一篇研究东汉《乙瑛碑》的论文，碑文刊刻的就是围绕增加编制（当时称为“吏员”）的文书往来。

朝廷控制编制是为了控制财政开支，尽管控制严格，因为事务增加，官吏人手有限，临时性的给事只能暂时解决问题，增加编制是长久性解决之道，因而随着时间推移，官吏的编制在缓慢增长。那时候没有多少创业的机会，几乎只有当官这么一个发家致富的方式了。所以很多人识文断字读书明理，就是为了入仕。

 

西汉末年，全国在编的官吏不过12万多，全国人口6500多万，还是相当高效，但到了东汉末年战乱纷起，持续多年，官爵名号成为各方吸引豪杰的手段，慢慢的名号与职位、与事务就拉开距离，军职与将军号也系列化了，后来又滋生出散官、勋官等等各种称号，叠加在一起，从秦汉到唐，特别是到了宋代，官员的头衔变得相当冗长，《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头衔就有60字之多，那些头衔来自战国到宋代各代官称的叠加，各有作用。这些被蒙元王朝扫荡一空，重新开始，到了清代，官职又开始复杂化。这也体现了某种反复与循坏，背后不止是一个名号的问题，是皇帝与官吏利益的争夺与博弈，官员利益膨胀的时期，往往是持续战争时期。因而现实中存在的是带着各种头衔官称的人，涉及这些人的利益，一旦头衔增加，就无法剥夺，只能再叠床架屋，增加新的，导致官称复杂化。

 

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是整个王朝时代几乎处理各种问题要靠行政办法来解决，为此就要离不开任用官吏来完成。皇帝就不能不给官吏做些利益上的让步，官吏也会利用这种依赖来争取更多的利益，扩张官吏队伍，让更多的人跻身其中也是一个方面，同时也压制与排斥其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将王朝的精英卷入其中，陷入不断恶化的竞争中，到最后积重难返，不断膨胀的官僚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效率低下，且会不断谋求扩张自己既得利益。

 

燕京书评：你在书中提到京房的故事，并探讨了刺史的奏事问题。京房非常希望能够面见皇帝奏事，但最终也没有被允许。我们能否说，只要存在一个帮助皇帝代理处理文书的职务，不管其为尚书或者宰相，都可以将这一行政过程逐渐转变为一个权力黑箱？

 

侯旭东：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这种黑箱不止是妨碍官吏与皇帝的接触，甚至也会让皇帝本人封闭在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狭小空间里，受官吏们的摆布甚至哄骗。古代不止出现过晋惠帝的肉糜的故事，还发生过王莽的肉羹的故事。王莽一生精明过人，骗过无数人，但做了皇帝后，一样被臣下所蒙蔽。

 

这些中枢机构相当于喉舌，上传下达的必经之路，谁控制了此就控制了信息，也就控制了号令全国的核心权力。王朝时期没有多元的信息渠道，一旦中枢受阻或出现问题，皇帝也就成了牺牲品，他得到的信息往往就是经过筛选，甚至是扭曲的，从秦二世开始就面临此类问题。另一方面，皇帝的命令看上去雷霆万钧，一层层传达下去，到了下面具体如何？就很难讲了。皇帝获得的信息，又有多少是真实的，也要多加思考。不然皇帝为何不时要派遣大臣到地方巡视，甚至要建立专门的“特务机构”来监督臣下。在我看来，这个体制中没有赢家，几千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各方都走入了死胡同。

看《道光起居注》时让我深刻体会到道光帝真是很可怜。他每天处理与英逆作战的上奏，封疆大吏们经常欺上瞒下，慌报战况。闽浙总督今天说消灭了多少英军军舰，击毙英军多少，第二天便报告厦门失守。道光的心情如过山车，恐怕真是不清楚战场上是啥情况。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他大概也不清楚这些军队早就不堪大任。除了对英国知之甚少，道光对清军战力的了解恐怕大概也主要限于京师的八旗，这些经常被检阅的队伍的状况恐怕要远远优于各地的驻防八旗与绿营。清朝的皇帝已是史上最勤政的了，每天起早贪黑，日理万机，尚且如此，可知在一个问题丛生的体制下，即便是九五之尊，力量是多么有限。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将个人行为与想法连接在一起的机制的问题。近代海开以来的历史，尽管悲壮，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让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方式，来把人和人之间联系起来，维持国家社会的运转，更高效更透明，且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我研究古代王朝的统治，总体上认为是个反复不已的悲剧。

这样的体制是将无数人卷入其中的旋涡，历史上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只能如此，如果没有新的外力刺激，可能还会继续维持下去。

宋代人在文化艺术上确实是登峰造极，但是我觉得却是最卷的时代。读书人也比前代多了很多，又没有其他上升或发达的途径，入仕吸引无数人竞折腰。官制在历代积累的基础上变得极其复杂，众人在其中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心思都放在其中，争着分蛋糕，难怪与辽金蒙元对峙，无法取胜。

燕京书评： 你的书中有一章名为《胡广/蔡邕“帝之下书有四”说的“显”与“隐”》蔡邕《独断》中的四类说，是对何种体制不满的春秋笔法？主要针对了哪一权力机构或个人？

 

侯旭东：很大程度是对皇帝和宦官。因为两人生活在东汉后期，当时有所谓的清流和皇帝和外戚宦官之间的冲突，出现所谓党锢之祸。两人是在以笔作武器，用一种春秋笔法来表达皇帝应该如何做的看法，通过对文书类别的描述，来把皇帝的下发命令方式，还有文书的形式与颁授对象变得制度化与规范化。

他们出于对现实中桓帝与灵帝的不满，描述了理想皇帝的形象，包括皇帝的文书还有礼制上该如何等等。因为当时认为宦官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经常绕开尚书，使用口头方式传达皇帝命令，不为儒生所容。两人强调“制书”是制度之命，下发时需要用尚书令的印重封，等于要求这类文书要经过尚书的审核，尚书就可以发挥一定的约束作用。

这种主张是体现了胡广蔡邕两人的想法和期待。蔡邕的书名为《独断》，就是希望皇帝要独断，不要听信身边宦官外戚，体现了两人看似矛盾的认识。不过此书对实际时局和行政能没有多大影响。儒生总想得君行道，但大部分时候的现实与他们的理想都有差距，宋代皇帝或许最为接近，但国势却不济，不难发现儒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底层行政对上级斗争的反应是很迟钝的

 

燕京书评：汉朝有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就是七国之乱，在这之后你有没有在出土文献中看到有体现在这种日常行动中的差异吗？

 

侯旭东：这个应该没有，将来可能会看到，因为现在我们用的出土材料基本都是武帝以后，甚至是昭帝宣帝以后，距离那个事件已经很远了，彼时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这事，对他们来讲可能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有些刚刚出土资料还在整理尚未发表，将来如果材料公布也许能看到一些。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从史书角度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对整个帝国包括基层的官员来讲，它的影响力有多大？也不好说，除非是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内容，当时那种通信条件下，七国之乱主要还是集中于关东地区，对关西地区有多大影响，就很难说。站在长安的角度俯视，或从王朝史的角度回溯，会觉得七国之乱很重要。若从地方的角度也许除了经历了战争的那些人有感受之外，更多地方的人或许都不知道这事。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有一份《编年记》，记录了秦国历史中的大事，以及墓主人及其父母兄弟的大事，那些秦国攻城略地的大事记述得都十分简单，除非亲身经历，仅靠寥寥数字无法体会战争的残酷。小吏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对朝廷大事的了解，大概主要要靠平时接触的诏书。皇帝可能会下达诏书到全国，如七国之乱之后大赦之类。

有些事件像巫蛊之祸这类的影响可能会大一些，因为朝廷要追捕逃犯，会将文书下发到全国各地，基层的官吏会了解朝廷要抓哪些要犯，而对事件经过本身却难有机会了解，甚至很多时人还不如今天的史家了解得详细，除非是作为案例下发全国的奏讞书。汉代流传比较广的，只是全国官员的功劳资料以及学习文字的课本，还有一些典籍。

老百姓基本上都不识字，宣读诏书未必都能听懂，再加上方言的。秦朝初步奠定了大一统的格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其中还有很多障碍。依靠文字来实施文书行政，也是克服障碍的一种重要手段。

 

燕京书评：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你在书中谈到邸最早实际上是郡国官吏的住处，后来才逐渐演变成了商铺，因为在其中有官员利用这一资源做生意，最终结果似乎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北师大游彪教授关于北宋邸报的研究，就是会有一些读书人通过邸报针砭时弊，起到一个信息交流，对于上面来说是采风的作用。

 

侯旭东：郡国邸的作用和今天的驻京办作用相近，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有官员发现可以利用出差的机会携带本地的特产到京师，并在这一机构来寄存、销售，谋取私利，开发了这一机构的商业价值，到了东晋南朝以后，更多的官员模仿学习，使得这一机构的用途变了味，才出现了唐代以后所谓的邸店。这是官员们搭便车创造历史促进商业发展的一个例子。唐宋以后围绕邸开发出更多的功能，包括邸报，作用也就更丰富。

 

燕京书评：由此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名字变了，比如传舍，但实际上没变。有些东西名字没变，但实际已经面目全非了，一个制度底下也可以有很大的流动性。

 

侯旭东：对，因而研究者需要从变与不变的互动中去把握历史。20世纪以来史学的问题之一就是过于看重变化，甚至是进化，而忽略了反复、循环乃至不变，需要将两者并观，才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这种观察可以从不同侧面展开，以反复、循环与不变来观变，或借助变来观察不变。前面提到的《胡广》一文是在皇帝下发文书实践中包含的流动性来反观胡蔡两人所试图建构的稳定性（不变），而实际使用过程却是两人及其著作所无法控制的。皇帝当然既可以按照律令行事，也可以超越律令之上，下发文书的对象也可以不遵照律令的规定来。破例的情况多了，也会增添为新的例，此后还会出现新的破例与新的例，如此反复，将皇帝下发文书的类型推向更为多样化。

 

这座墓在新店子乡境内恽河北岸的一座山上，还有一座东汉末年的古墓，以其场面壮阔的壁画闻名于世。

 

我在这一篇专门引了一幅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号汉墓壁画中也出现了“玺书”榜题。东汉晚期的一个墓，墓主最后担任使持节护乌桓校尉。壁画中场面宏大，前呼后拥，因为通常情况下，玺书极少赐给六百石的县令，一般只有两千石的官员才有机会得到玺书。这算是墓主在繁阳令上的高光时刻，所以死后要绘为壁画，留在墓中。这种越级和破格，突出了独特的殊荣，这是历史中引发变动的一种动力

 

燕京书评：汉制是秦制的延续，在偌大疆土的管理上，显然汉制更加灵活成熟，你在研究汉代文书时，觉得汉代制度上的进步与秦朝相比是什么，是否存在相似但尚未解决的问题？

 

侯旭东：汉初统治政策偏黄老，确实是慢慢宽松化的，这便是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还是汉承秦制，现在出土了秦代和汉代的律令，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其间的连续性。实际上萧何等人本身就是秦吏出身，熟悉秦朝律令与统治方式，但是他们作为楚人，对秦朝的统治也有很多切肤之痛，得天下后相应地做了很多调整。整个的体制架构往后退了一点，郡县与分封并行，诸侯国有自己的年号。自己任命官员，或许还有自己的律令，可以因俗而治，汉朝廷只是直接控制郡县。陈苏镇老师专门做过研究，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保证了汉朝统治的稳固。

此前秦始皇统一有点操之过急，没有考虑各国风俗、传统的差异。十年之内迅速统一六国，就志得意满地将秦国那套在秦地实施上百年的严厉制度推行全国，各地有很多人难以适应，陈胜振臂一呼，各地响应者如云，统治十五年就土崩瓦解了。秦朝的速亡与始皇急切的心态有关，也和秦制缺乏弹性有关，还和继任的二世统治不知时变，不加调整有关。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核心大都是楚人、秦吏，了解秦朝律令与统治方式，同时也对统治的严酷有切实感受，汉初则既继承，也加以调整，奠定了四百年的江山基础。

这是汉朝最大的进步，换个角度看，也是个退步，但是退步中维持了长久的统治，这是深刻体察现实的调整。这中间显示了刘邦及其统治核心的政治智慧，刘邦看上去是个小无赖，他跟秦始皇岁数差不多，做过小吏，基层的经验和感受很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