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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民族融合是一个长期的、往往是伴随着苦难的过程。不过融合的大趋势是难以阻挡的，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如果逆潮流而动，其统治就难以持久。东魏－北齐高氏政权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自东汉以后，北方的民族融合经历了几个血与火的过程，经过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至北魏孝文帝改革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民族矛盾并没有从此就烟消云散，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北方的民族融合进程又出现了倒退，少数民族政权推行的民族政策又开始回到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老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的就是东魏及北齐政权。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迁居洛阳的鲜卑族上层贵族转化为汉化的贵族官僚，其中的很多人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同时也更多地学会了汉族士族阶层腐朽的生活方式，骄奢淫逸，荒淫残暴。这些从战马上下来的武士，丧失了武功，却没有学会文治。而留在平城地区的鲜卑族人编为镇守边疆的军队，很少受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影响。  北魏在北方边疆先后设立了以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沃野6镇为主的军镇，镇守军队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民族，北魏统治者的传统政策是把在征服战争中俘虏的各少数民族人民迁往边疆充当边镇士兵。鲜卑族人是军队的主力，和南迁的鲜卑族人相比，边镇的军人及低级军官随着鲜卑族内部两极分化的加剧，他们的生活日益困难，社会地位也日益低下。 他们受到汉化了的鲜卑族贵族官僚的残酷剥削压榨，又不可能在汉化了的官僚体系里占据一席之地，积聚着对于洛阳朝廷的仇恨。而其他民族的边镇军人地位更低，既不满洛阳朝廷的政策，更不满鲜卑族的统治。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孕育着大乱。  523年，怀荒、沃野镇民分别杀镇将起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起义的烽火就燃遍了北方的各个边镇，史称“六镇起义”。一些原来被北魏降服的少数民族部落也趁机起兵反魏，南梁见北魏大乱，也派兵攻打北魏的南部防线，北魏陷入空前的危机。 只是反魏的各股势力互不关联，目标也不统一，大多数反魏势力只满足于割地自保，使得北魏的内陆暂时还控制在朝廷手中。525年，6镇中最强大的反魏武装－破六韩拔陵统帅的以沃野、怀朔、武川3镇为主的镇兵，被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柔然打败，破六韩拔陵战死，20多万镇兵被迫向北魏朝廷投降。  北魏朝廷按照对付投降部落的惯例，将这批降兵迁徙到河北的冀、定、瀛3州（今河北中部），编为营户，安插在各地驻军的军府之内。这批镇兵刚到河北就又纷纷起来造反，把战争的烽火烧到了北魏的内陆，而且很快席卷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几经兼并后，葛荣成为势力最大的首领，建国号为齐，自称皇帝，俨然要和北魏朝廷争夺天下了。 在空前的统治危机面前，北魏朝廷竟然还在继续进行残酷的内争。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孝明帝元诩，他即位时仅6岁，由母亲胡太后临朝听政。胡太后是汉族人，迷信佛教，在国中大起佛寺，所建洛阳永宁寺，极其壮观，塔高90丈，耗费人力财力无法计算，搞得民困国穷。  520年，领军将军元乂等人发动政变，将胡太后幽禁，奉10岁的小皇帝临朝，由元乂及高阳王元雍主持朝政。边镇起兵，朝廷兵力出外镇压，胡太后的侄子纠集死党发动政变，杀死元乂，奉请太后再次临朝听政。 已接近成年的小皇帝不满太后的胡作非为，母子之间大起冲突。孝明帝元诩唯恐大权在握的太后暗害自己，在洛阳又找不到有实力的帮手，就想把有实力的地方军阀召进洛阳来清除太后的势力。他找到的帮手就是羯族首领尔朱荣。  尔朱荣的羯族部落早年曾帮助北魏建国，北魏允许这个羯族部落在北秀容周围300里世代聚族而居，不受北魏汉化政策的影响。尔朱荣在镇压边镇起义中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逐渐控制了并州地区。如此天赐良机，尔朱荣当然不愿放过。 这时胡太后已抢先毒死了孝明帝，又拥立了3岁的小皇帝。尔朱荣立即起兵，秘密与洛阳的长乐王元子攸联系，许诺奉元子攸为帝。公元528年，尔朱荣兵抵洛阳附近的河阴，元子攸前来相会，被奉为皇帝（史称孝庄帝）。尔朱荣则被这位空头皇帝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封太原王。  胡太后在武力威胁下不得不随王公百官到河阴去迎接这位上台才一天的皇帝。不料尔未荣出动骑兵包围这批王公百官，自己登上高处，把他们痛骂了一顿后，下令骑兵将胡太后及11个皇族国王、2000多个公卿官员全部诛杀，连元子攸的哥哥也被杀死。史称“河阴之难”。 “河阴之难”消灭了汉化了的、腐败的洛阳朝廷鲜卑贵族官僚，现在主持北魏政治的已是仇视汉化政策的鲜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军阀。第二年尔朱荣在洛阳附近打垮了葛荣率领的号称百万的大军，被俘的葛荣部下有20多万人，由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统辖安置在武州齐郡一带。  之后尔朱荣又被皇帝元子攸密谋刺杀，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又率兵进入洛阳，将元子攸囚禁在高楼之上，扑杀皇子，侮辱嫔妃，将元子攸挟持到晋阳，不久又将元子攸处死，改立元晔为皇帝，尔朱兆成为尔朱家势力的新首领。 然而先前投降的六镇降兵不断发生叛乱，这批降民主体是原鲜卑族镇兵，本就桀骜不驯，在羯族将领的压迫下又纷纷再次造反。  尔朱兆无计可施，召集部下将领讨论。他的结拜兄弟高欢建议：“这批人是六镇反叛军人的残余，不可能把他们全杀了，不如派大王的亲信统领，从中挑选头目分别管带，有犯错的就处罚头目。”尔朱兆觉得很有道理，问派谁去统领为好。有个叫贺拔允的建议让高欢去，高欢却猛地一拳打落了贺拔允的门牙，说：“过去跟随尔朱大将军（指尔朱荣）时，奴才们听从命令就如鹰犬一般。现在天下的大事都由大王决定，贺拔允竟敢诬下罔上，请大王处死他。”尔朱兆认定高欢最为忠心，就委派高欢去统领这批流民，高欢害怕尔朱兆酒醒反悔，马上走出军营，对六镇降兵说：“众人皆在汾东集结，听我号令“，坐实了这个任命，这个想不到恰好给了高欢独树一帜的机会。  高欢的祖先是发配到边镇当兵的汉族人，到了高欢这一代已是完全鲜卑化了，以至于高欢及其子弟都自认为是鲜卑族。高欢参加了六镇起义，失败后被迁到河北，又参加葛荣的军队，后来投奔尔朱荣，为尔朱荣的得力干将。他得到这批鲜卑流民后，以当地缺粮为由，请求移居河东就食。一到河东，他就打出反对尔朱氏的旗帜。  他发布号令，向鲜卑族流民说明葛躲之收，是由于没有纪律，所以才会一败而亡。随后他宣布两条命令，一不得侵犯汉族人，二必须服从命令。这批乌合之众从此才比较有了纪律，河东的一些汉族世家大族也因此支持高收。高欢很快占领河东，并频频进攻洛阳。高欢乘着混乱，只用了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尔朱氏的势力，控制了北魏朝廷。他拥立了一个皇帝，自己为大丞相。 可公元534年，他所立的北魏孝武帝元修，自认为是天下的主角，不甘心当高欢手中的傀儡，组织人马要讨伐他，高欢打败了这个倒霉皇帝，孝武帝只得狼狈逃到割据关中的另一个军阀字文泰那里。 不料字文泰觉得太有主见的皇帝不好控制，过了几个月就暗杀了孝武帝，另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史称文帝。高欢也立了一个才11岁的小皇帝，史称孝静帝。这样就出现了高氏控制下的东魏和宇文氏控制下的西魏对峙的局面。 高欢控制下的东魏占据着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广大地区，他的基本力量是原来的边镇镇兵。高欢作为军阀武夫，认定保持政权的主要方法是武力，文治只是武力的辅助手段，所以他对于北魏末年的弊政及社会矛盾只进行了有限的调整。 在政治、经济方面，高欢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北方因战乱大量的土地荒芜，高欢主政后立即下令进行均田，让流民与土地结合，并大力鼓励垦荒，发展农业，为政府提供物资，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同时在各地设置备战备荒的粮仓，北方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高欢裁撤了3个州、153个郡、589个县的编制，精简了政府机构。他死后的第四年，他的儿子高洋废黜东魏孝静帝，自称皇帝（史称北齐文宣帝），正式建立了北齐高氏皇朝。 东魏到北齐高氏统治集团从仇视汉化政策的北方边镇起家，掌握权力后就在民族政策上进行了大倒退。高氏统治集团的主体是鲜卑族人及鲜卑化的汉族人、其他鲜卑化的少数民族人，虽然也笼络了不少汉族世家大族进入统治集团，但就其本质而言，他们是非常蔑视甚至仇视汉族人和汉族文化的。 尽管高氏皇族及统治集团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在血统上是汉族人，但他们却习惯自认为是鲜卑人。高洋在准备废魏建齐时，曾问汉族功臣杜弼，治国应该用哪一种人？杜弼说:“鲜卑只是车马客，治国还是要用中国人（指汉族人）。”高洋认为杜弼是在嘲讽自己，怀恨在心，在统治局面稳定后最终杀死了这个得力的文臣。 齐文宣帝高洋以北方汉族的士族大姓赵郡李氏之女李祖娥为皇后，同样是汉族血统而鲜卑化的大臣高德政、高隆之表示反对，说：“汉族妇人不可为天下母。”李皇后生下的太子高殷，从小受舅舅家族的影响，喜好汉族文化，高洋认为太子有“汉家性质”，不像是自己的儿子，几次想废掉太子。 有一次高洋命令太子亲自动手杀人，太子胆小，割了几刀还没有把人头割下来，高洋大怒，举起马鞭把太子狠狠抽打了一顿。高洋的弟弟高阳王高浞，在路上见了自己的汉族岳父，连理都不理，说：“无官职汉，没必要和他讲礼貌。”高氏统治集团不仅蔑视汉族人，而且还蔑视汉化的少数民族人。 如西域胡人后代的和士开，汉化程度较高，就被当成汉族人，他得到齐后主的信任。后来被齐后主的弟弟琅琊王高俨杀死，齐后主发怒要处罚弟弟，主政大臣斛律光劝阻道：“天子的弟弟杀一个汉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鲜卑族秃发部人秃发贺投奔北齐，齐武成帝高湛说我们同出一源，赐姓为源。源贺学习汉族天文学，有一次对产后主的宠臣高阿那肱说起天上出现“龙星”，是不祥之兆，高阿那肱骂他“汉儿懂什么天文星宿”。 出于这样的蔑视、仇视心理，高欢初定中原时，对鲜卑族人为主的军队发布号令说：“汉民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种，女人为你们织布，给你们粮食布帛，使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要欺凌他们？”而对汉族人却说：“鲜卑是你们的客人，拿了你们1斛粟、1匹帛，为你们打盗贼，让你们得到安宁，你们为什么要恨他们？” 这些号令的宗旨就是鲜卑族有权压榨汉族人民，只是这些压榨要有点秩序，而汉族人民只能忍受这种压榨。这可以说是高氏统治集团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高氏统治集团在民族政策上可谓是倒行逆施，务必反北魏孝文帝改革而行之。在语言上，原来洛阳朝廷及南迁的鲜卑人已普遍讲汉语，到高欢掌权，又推行鲜卑语，凡所下达的口头号令都使用鲜卑语，军队、朝廷用语也都改用鲜卑话。 汉族官员如能讲鲜卑话，就被重用。有的汉族士大夫还专门教儿子学鲜卑话，弹奏琵琶来取悦鲜卑族公卿。在姓氏上，高氏统治集团将鲜卑人的姓氏改回到原来的鲜卑姓。皇帝即位的礼制也改回到使用鲜卑族的旧俗：黑毡蒙头，向西拜天，然后进太极殿。在文化上，汉族皇朝传统的治国之术儒家学说名义上仍然保留，但中央到地方的儒学学校由于选官不用儒学而形同废止。 鲜卑族没有文字，所以朝廷的公文依然要用汉字写成，用汉字签署，可很多鲜卑族官员根本就不会写字。功臣库狄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签署文件只写一个“干”字，当中的一竖从下往上划，号为“穿锥”。大将斛律金原名敦，嫌敦字难写，改名为金，可仍然不会写，汉族大臣教他，说在字的上面要盖上个房顶，他才记住了自己名字的写法。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高氏集团就无法在统治阶级内部保持和平局面，东魏一北齐政权经常爆发鲜卑族与汉族官员之间的激烈冲突。高欢初入河东，汉族大族高敖曹引兵支持，高敖曹后来成为高欢的得力干将。有一次在虎牢关练兵，有部将来报告说，治理黄河的民工淹死了很多，在座的高欢功臣、鲜卑族化的匈奴将领刘贵轻蔑地说：“头钱价汉（只值一文钱的汉人），随他去死。”高敖曹大怒，举刀便砍，刘贵逃回本营。高敖曹要发兵攻打刘贵，其他将领苦劝很久才制止了这场冲突。 高敖曹手握重兵，鲜卑族将领才不敢招惹他，而对于没有兵权的汉族文臣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另一个最早支持高欢的汉族文官功臣李元忠见鲜卑族军阀飞扬跋扈，就主动退让，做官不问政事，终日饮酒消遣，把财产都分给贫民。 本来高欢要他做主持朝政的仆射，见他是个醉鬼，只得作罢。儿子请他节制，他却说我觉得做官没有饮酒快乐。但其他的汉族文臣不像李元忠那样消极，总想用传统的汉族皇朝的统治方式来改造高氏政权。东魏一北齐时期汉族文臣与鲜卑族官员发生的这种大规模政争主要有三次。 高欢占领洛阳以后，将他的部将派到各地去当官，这批鲜卑族功臣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吏治腐败之极。 他的谋臣杜弼向他进言应澄清吏治，他却说：“杜弼，我对你说！天下风气腐败久已成俗。现在有很多将领的家属在关西，宇文泰经常以此招诱，军心不稳。江东还有一个吴老头萧衍，专门搞衣冠礼乐那一套，中原的士大夫都以为那才是正统所在。我要是急于用法整治，恐怕武将都要逃到宇文泰那里去、文臣都要逃到萧看那里去了。怎么立国？你等者，我不会忘记你的话的。” 过了几年，高欢出动大军去攻打宇文泰，杜弼又请他先除去“内贼”，惩治侵扰民间的勋贵们。高欢不答，叫士兵们拉弓搭箭、举刀挺矛，面对面排成两行，让杜弼从中间穿行，杜弼吓得浑身发抖，遍体冷汗。高欢说：“张弓不射，举刀不砍，挺矛不刺，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那些勋贵们在刀锋矛尖中百死一生，就算是贪得无厌，他们的作用比这大得多。”杜弼连连磕头请罪，说：“愚人不识至理。” 可是高欢所依靠的那些勋贵们早已腐败得挡不了刀锋矛尖，在沙苑一战中大败，使高欢没能一举统一整个北方，只得满足于东西对峙的局面。而勋贵们纵情享乐，孙腾、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号为“四贵”，横行不法，高欢这才记起杜弼的话还有点道理。 他自己长居晋阳，由他的长子高澄在都城邺城辅政。高澄重用汉族士族崔暹、崔昂、毕义云等人，弹劾诸多权贵。高欢从晋阳写信给邺城的勋贵，警告他们不得再肆无忌惮。他还亲自来到邺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嘉奖崔暹，表示支持。但高欢、高澄死后，高洋准备废魏称帝，鲜卑勋贵们纷纷要求处罚崔暹，高洋把崔暹及他的叔叔崔季舒各鞭200，流放到边远地区做苦工。这第一次鲜卑族与汉族的政争就以汉族士族的失败而告终。 齐文宣帝高洋称帝后起初几年还能够注意政治，随后就愈发残暴无度，不理朝政。他的姐夫、汉族士族杨愔逐渐成为汉族朝臣的领袖。高洋死后，杨愔是受遗诏的辅政大臣之一，即位的是太子高殷（史称废帝），仅16岁。杨愔密谋把高洋的两个弟弟常山王高演、长广王高湛赶到外地，由李太后（高洋的皇后李祖娥）临朝听政。 可事情泄露，太皇太后娄氏（高欢的皇后，鲜卑族）与高演、高湛抢先发动政变，逮捕杨愔等一批汉族官员。娄氏大骂高殷：“你怎么纵容这些汉人坏种要害我和你的叔叔！”又骂李氏：“怎么能够让你这个汉老婆子欺负我们母子。”高殷吓坏了，只得说：“我可不敢可怜这些汉人之辈，任凭叔叔处分。” 结果这些汉臣全部被杀，高殷也被废黜，高演、高湛相继登上帝位（史称北齐废帝、孝昭帝）。鲜卑族与汉族的这第二次政争又以汉族士族的失败告终。 鲜卑族勋贵与汉族士族的第三次政争更为激烈，这已是接近北齐的末年了。齐后主高纬登上帝位后，原本任用汉族士族的祖珽等人，建立儒学机构；全部用汉族士大夫为县令（东魏一北齐以来，县令大多是由鲜卑族勋贵派出的奴仆担任的，基层吏治因此大坏）； 把邺城附近管理鲜卑族军士的京畿府撤销，改由郡县政府管辖，把鲜卑军士的身份改为平民。又借北周的离间计，诬告鲜卑族功臣、齐后主的岳父、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谋反，结果斛律光被灭族。 这些措施都侵害了鲜卑勋贵的既得利益，引起双方的剧烈冲突。鲜卑化的汉族官员韩长鸾动辄大骂汉族人“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却”，“恨不得锉汉狗喂马”，“刀只可割贼汉头”等等。他得到齐后主的宠信后，祖珽等汉族大臣对于齐后主已失去了影响力，祖珽也被赶到外地去做北徐州刺史，死于任上。 573年，齐后主要去晋阳，一批汉族文臣联名进谏，韩长鸾对齐后主说：“汉儿文官联名进谏，说是劝阻出行，其实未必不是要造反，应该把他们全杀了。”齐后主立即召这批文臣进殿，当场行刑，并把他们的家属流放，妻子女儿发配为女奴，小男孩阉割，没收家产。经过这次屠杀，北齐政权中的汉族文臣不敢再向鲜卑族勋贵挑战，这样的政争才不再发生。 东魏和北齐的倒退的民族政策，延缓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高氏统治集团的支持力量是那些反对汉化的鲜卑军人，他们在民族压制政策下获得的是无须从事生产的特权，成为一个寄生性质的阶层。 这对于鲜卑族本身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带来腐化堕落风气的流行。从维持政权的角度来看，高氏集团的政策带来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离心离德，汉族士族阶层不会积极支持政权，所以最后北齐才会被在人力物力上均居于劣势的北周消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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