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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上青云》： 女性主义是一种表达， 还是一个标签？ 黄钟军 原刊于《当代电影》2020年第5期 2019年，亚洲影坛出现了一批以成年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体现了今日亚洲女性的集体焦虑和中年危机：《82年的金智英》（韩国）以娓娓道来的手法描写了一位韩国女性金智英的日常生活，引发韩国女性强烈的共鸣，也直接触怒了韩国男性；《热带雨》（新加坡）讲述了一位多年不孕不育的马来西亚女性“客居”新加坡的生存困境；《非分熟女》（中国香港）刻画了一位性压抑的女性在香港社会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春潮》（中国）的导演杨荔钠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视野，建构起观众对以女性为主的原生家庭的关注。 因此，当《送我上青云》第一次出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时，它同样引发了观众和社会的关注，认为影片在女性表现上有突破，再加上编导（滕丛丛）、监制（姚晨）等皆为女性从业者，更是让媒体将影片标榜为“女性主义”电影。导演在接受采访时也宣称，这是一部勇敢的女性视角的电影。那么，“女性主义”之于《送我上青云》，到底是一种作者的表达，还是一个被媒体滥用的标签？如果不是，影片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还有，是否以女性为主角、反映女性题材的电影就是“女性主义电影”？“女性主义”是否是一把标尺，可以直接从西方引入到中国来丈量国内的电影创作？本文试图以《送我上青云》来探讨女性叙事、女性意识、女性主义等几个容易混淆的词汇，重识当前中国电影创作的问题。 首先应该承认，《送我上青云》是站在非常鲜明的女性立场上，讲述了一位当代都市女性“举步维艰”的生存境遇：大龄单身女青年盛男在得知自己患上卵巢癌之后，一方面需要筹集30万元的手术费而不得已接下给富商的父亲写传记的工作，另一方面担心手术后会失去性快感而开启了寻求爱欲之旅。这两件事构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来自经济的压迫，还是潜在的家庭规训，抑或是自然生理的异化，盛男均面临着多重且难以逾越的困境。电影正是以女性生存的多重困境，表达导演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生长在东亚文化圈的女性，盛男从出生开始便被裹挟至潜在的家庭规训中。像大部分中国独生子女一样，她从小也被父母寄予“男性”的厚望，即女孩当男孩养，连名字都取为“胜男”的谐音。母亲过早的婚姻致使其尚未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至于父亲则更是由于繁忙的生意，也未能给予盛男应有的关爱。来自家庭规训的性别偏差与父母关爱的缺乏使得她养成了独立自主、争强好胜的个性：不与家庭联系，喜欢买耐克球鞋是因其LOGO是打对勾的，努力学习考上博士，毕业后从事记者的工作，希望能以自己的实力打破家庭规训，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当她似乎突破这一家庭困境时，自然生理的异化令她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作为女性，盛男重要的生理器官产生病变——卵巢癌。卵巢作为女性独有的性腺器官是维持女性基本生理特征的重要来源。手术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生命的存活与否，更将造成盛男女性内源特征与基本生理愉悦的丧失。更纠结的是，作为一名以实现女性自我价值为目标的“女性”而言，面对如此困境，盛男不得不放弃女性的生理愉悦。然而选择也并非轻而易举，盛男更面临着经济困境，即治疗病患的手术需要30万元，而从事记者工作的盛男并不能独自负担这笔高额的费用。面对如此困境，一向“独立”“自强”的她不得不向他人求助。更讽刺的是，影片在此设立的“他人”恰恰是男性，它甚至都没有给盛男设置女性朋友、闺蜜之类的角色。她先是求助男同事四毛，但收到的却是自己厌恶的富商所提供的传记撰写工作；盛男转而回家试图得到父亲的帮助，但父亲一面为情人消费，一面以公司破产为由反向盛男借钱。为了生存，她最终不得已低下头，接下给富商的父亲写传记的工作。即便在后续过程中，她与富商针锋相对，并不愿合作，但困于经济现状的她只得再次“屈服”。更值得一提的是，盛男同时面临着性别的自我定位困境。一方面，独立自强的她并不想自己如母亲一般活在男性的“凝视”下，沦为男性的附庸，因而她不施粉黛，风风火火，希望成为“不一般”的女性，消弭自己身上的“女性气质”；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全然忽略自身作为女性的基本欲求。刘光明的出现唤醒了她作为女性的被观看的需求：她开始化妆，搭配服饰，甚至向刘光明求爱，而刘光明的逃跑则再一次使她陷入性别的定位困境。劳拉·穆尔维曾在她的名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明确认为，视觉性是用性别化方式建构的，“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里，观看的快感分裂成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一切的男性凝视将幻想投射到女性形体，女性形体依此而被设计出来”。[1]盛男本来以一种中性的状态建立她的生活模式，但癌症让她在失去女性愉悦的可能性，重新省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并试图通过与男性建立起一种身体的亲密关系来寻求女性身份的确认，但是又遭遇挫败。导演正是以鲜明的女性立场，从自然、家庭、事业、情感等多方位向观众描绘了盛男的多重困境，将性别意识融入叙事形式的同时，亦实现了电影对女性社会议题的反思与对女性的人文关怀。当盛男面临来自生命和爱欲的双重困境时，编导将其置于极其尴尬的境地。这种叙事，可能凸显了某种女性意识，但它并不一定就反映着女性主义的理念。女性主义叙事学者认为，“女性的自我表述往往在双向运动中进行：一方面要抵制由霸权话语和社会实践创造的对女性的建构，另一方面要采用新的表述范式来打破这种常规建构。”[2]也就是说，女性主义电影一方面要处理男女性别权力关系，以消除所有形式的性别压迫为其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又要试图实现女性自救，为女性寻求主体性、获得解放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径。然而，《送我上青云》虽站在女性立场，以女性视角进行叙述，但并没有把男性放置在女性的二元对立面上，他们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和丑态，但并非是统治者、压迫者，也不是父权制性别压迫的实施者。事实上，电影中的男性反而是将盛男“送上青云”的“好风”：同事四毛为她提供了一个写传记、挣大钱的机会，油腻粗俗的富商李总在被她羞辱之后仍愿意继续完成合约，她得到李老（李总的父亲）的人生开导后回赠“谢谢”二字表达感激之情。就算刘光明在面对她提出要发生关系的邀约后落荒而逃，也不能将其视作是性压迫的施暴者。他不过是一个只想与她在精神层面交流的过客，一个在粗俗、没文化的妻子面前毫无尊严的有妇之夫。还有，在影片前后莫名出现的疯子，也只有他，会对盛男说出“我爱你”三个字，表达他的某种善意。所以说，导致盛男陷入人生多重困境的原因，绝非来自父权制的男性霸权，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深层的社会机制。不过这一点，影片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和勇敢地批判。全片描写了盛男遭遇的种种困境，让她像个气急败坏的困兽，见谁怼谁，却找不到真正愤怒和反抗的对象。电影草率而模糊的结局，是因为编导不能为盛男寻找到一条解决困境的路径，指向需要面对的仇敌，所以只能让她站在荒山坡上，面对天空喊出“哈哈哈”，好像与自己的内心达成了某种和解，影片就这样结束了。“困境似乎就轻而易举地越过了，这种自我安慰的轻佻结局让人疑惑：难道都市女性的情欲无法自由展露，只是因为没有想通吗？”[3]女性性别权力诉求的模糊性，使得这部影片虽暴露了矛盾，却没有很好地落地，所以就不可能为女性提供一条解决矛盾之道。盛男没有像同为姚晨饰演的另两位女性一样，要么寻求女性联盟(《找到你》），要么回归家庭（《都挺好》）。更为重要的是，电影虽然以盛男作为叙述的中心，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表现了一定的女性主题，然而整部影片却凸显出人物脸谱化、场景架空化、故事失真化的问题，导演既没有清晰地阐述盛男所面对的真正问题是什么，也没有诚实地描写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困境，这都让影片成为一种空洞而又漂浮不定的能指：盛男人物表述太过极端化，她在影片中面临的两种困境（金钱、性）是因为患了卵巢癌后被动的反应，并非是她自身主动的反抗。另外，盛男性格拧巴，不讨喜（其中用偷换粉红色西服来报复有色盲的四毛更是让人对其人品表示质疑），不具备普遍意义和代表性。因此，她很难像《82年的金智英》中的金智英（郑有美饰）、《热带雨》中的阿玲（杨雁雁饰）一样，因为如此真切地描摹亚洲女性长久以来在日常生活中细微又凶险的处境，所以才能够广泛地获得其他女性或者说弱势女性的共情与联结。反而言之，虽然出路没有找到，但影片却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极为尖锐的描述，对个人孤苦的生存状态的冷酷揭示。一个独立的女性，在疾病到来时，却得不到来自家庭、朋友们真正的关怀，她能够拥有的只有一个素昧平生的疯子的胡言乱语。电影不全面，但当它走到一个极端时，也有一种可能性上的意义。最糟的可能性的警示以及这种最糟状态，其实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普遍存在。如果说盛男的生活冲突、生存境遇与性别无关，那么女性主义电影所惯常表达的性别权力关系也就不构成《送我上青云》的主题，因此“女性主义”就成为强行为影片贴上的标签和制造的商业噱头，使它能够在强敌如林的暑期档期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目标受众。影片以女性困境作为串起故事的主线，以一种非常强烈的黑色幽默手法，描绘了一幅社会众生相。影院里的观众不时发出的笑声，正是因为电影以喜写悲，昭示出世间百态的荒诞感和讽刺性：曾经满怀新闻理想的记者最后成了爱财如命的油腻男子（四毛）；从不乱搞男女关系却得了卵巢癌（盛男）；拥有高学历、努力工作的人没钱也看不起病（盛男），粗鄙、没文化的人成了腰缠万贯的富商（李总）；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在父亲看来却是一个资质平庸、“很蠢”的人（李平）；落魄的父亲和女儿的同学搞在了一起，没钱也要给情人买名牌包包（盛父）；善良英俊、文艺脱俗的男青年娶了粗鄙不堪、无法交流的妻子（刘光明）；躲在山中辟谷的老头儿见到风韵犹存的大妈，立马起心动念，重启爱欲之门（李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反转，看上去略显刻意而突兀，但仔细品究，却又有其合理之处，这才是真正令人无奈的社会怪相。影片片名来自《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判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试图以柳絮和风的关系来借喻芸芸众生中人际关系的功利性：人与人之间你为柳絮，我为好风，互为借力，直上青云：李总借盛男的文笔为其父亲写传记给自己贴金，盛男就借李总的钱来筹集手术费；盛男借四毛的人脉获得挣意外之财的机会，四毛可以借机提成；李老因梁美枝起心动念，重获新生，梁美枝也因为李老的爱慕迎来第二个春天；刘光明娶了李总女儿，可以读书拍云、衣食无忧，李总女儿也如愿嫁给了自己喜欢多年的人。但是，并非所有的借力都如风吹柳絮那么自然、你情我愿，有时候甚至需要付出尊严的代价。盛男为挣手术费，独立清高的她只能低下头来为李老写传记，甚至还得遭受粗鄙不堪的李总的羞辱。娶了富商之女的刘光明在家中怯懦压抑又低声下气，完全没有在盛男面前那种温柔善良又深沉迷人的文青气质。长久没有获得尊严的他，只能靠在家中换鞋处放一张照片、在李老追悼会上挪动轮椅来蹭别人的鞠躬和尊重。当他发现盛男已目睹自己不堪的一面、白月光破碎时，最后选择跳楼自杀，成为全片最富深层悲剧性的人物。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让盛男、刘光明这类知识分子、文化人代表丢失尊严的，不是来自性别霸权，而是来自金钱所代表的阶层，它向我们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奇妙而残酷的关系：个体所遭遇的压迫不是全部来自其对立的性别，而主要是以金钱作为基石的阶层。阶级的差异，决定了个体在现实直接感受到的压制程度和范围，只要有钱，男性可以压制女性（李总之于盛男），女性可以压制男性（刘光明妻子之于刘光明），男性也可以压制男性（李总之于刘光明、四毛）。以金钱作为标准的社会评价体系过于单一，让生活在其中的男女都感受到了强烈的窒息之感。电影反映了金钱导向的价值系统下主体性的失落，所以，导演应该是批判金钱/阶级体系的。这是她的“破”，但是她在推翻颠覆和批判之后并没有试图“立”起一个什么东西来，去告诉观众我们该怎么办，最后那一句轻飘飘的、被动的“哈哈哈”，并没有直面问题，给出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所以在影片的最后，导演的价值批判走向了空无。这是一个现代社会中追求独立的女性，发现自己困苦无援，回头去寻找自己的女性身份，并寻求男性的帮助，最后一无所获的结果。她的种种失败，其实也并不都因为“女性”身份的失败，而是在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男性与女性都同样地陷入了物质主义与精神空洞的状态，两性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毫无期待可言。并不是男性压迫了女性，而是一种整体性的崩溃。在这一点表达上，年轻的导演是辛辣的。尽管影片还存在诸多缺陷，结尾的仓促也暴露出滕丛丛在电影编导技巧以及社会阅历上的经验不足。学院派出身的她想要探讨的东西太多，也很急于将学校学到的各种理论知识、电影表达手法堆积在一部处女作中，比如，影片中顺水而下的棺材、荒坡上的疯子等符号的使用都让人一头雾水，就像全片弥漫着的雾气昭昭的基调，让观众一时看不清导演想要表达的内容，从而造成该片在上映后面临着各种解读的错位。[1]Laura Mulvey，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Screen，1975. [2]Sally Robinson，Engender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Women’s Fiction，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11. [3]罗广彦《〈送我上青云〉：一部忽略了很多性别问题的女性电影》，微信公号“界面文化”，2019.8.28. 黄钟军，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与领域为影视理论与现状批评、台湾影视文化与传播等。*文章、图片、视频等素材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总编：凌逾 责编：袁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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