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就是丘吉夫

说起“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足迹在上海”，沈安娜老人微笑作答，有了更加生动、细致的追忆。沈老说：“我1935年1月参加革命，随即成为我党早期情报保卫组织———中央特科的一名小兵。这之前，1934年11月，我正在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一天校长点到我的名，当时我的名字是沈琬，推荐我去浙江省政府当速记员。我对那个社会很痛恨，不愿意给他们做事。”沈安娜将她的满心不情愿告诉了三个亲人：姐姐沈伊娜（原名沈珉）、姐夫舒曰信以及同学、后来结为夫妻的华明之。此时舒曰信和华明之都已是中共党员，并已调入中央特科，直接受“舅舅”王学文的领导。他们就去“舅舅”那里报告。王学文“一锤定音”，说“安娜已有一定反帝、反封建思想基础。让她去浙江省政府，可相机为党搜集情报”。就这样，刚过19岁生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沈安娜表示：“我要革命，我不怕死。”只身一人去杭州“报到”。沈安娜说：“经过一个月的实习应试，我被浙江省政府录用了，正式担任速记员，时常在省政府主席朱家骅近侧做记录，开始了我的情报生涯。不久，我收到姐姐的'暗语信’，要我回上海一趟。我想，我要给'舅舅’送点'见面礼’。我就把我的会议速记记录，还有一些偷出来的、印得不清楚、待销毁的秘密文件，夹在衣服里面，放进一个小箱子，拎着带回上海。姐姐打开一看，就批评我这个'冒失鬼’。姐夫帮我说话，随手翻了一翻，挑了一些特别重要的，譬如'围剿’浙江周边地区、包括浙南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情报，就去送给'舅舅’。'舅舅’说：好，安娜一炮打响了。”1945年，曾在上海领导军委和特科工作的王世英（王学文的上级领导），向党中央作了《上海军委及特科工作报告提纲》（现存中央档案馆）。《报告提纲》中提到： “如浙江省政府，派沈琬去”。

那么，沈安娜当时是否确知“小张”是谁？她本人的回忆是：“1935年秋天，我姐姐在'小张’那里'住机关’，帮他临时'成立’一个'家庭’，掩护他。一天，姐姐来信叫我回去一趟，我立即赶到上海。姐夫说，到法租界一个公寓去见'小张’和姐姐。找到那里，姐姐说，等'小张’回来，你当面向他汇报。'小张’很年轻，你就叫他'阿哥’好了。我猜出这是个假名，但不能多问。后来，'小张’来了，我就向他汇报，请他指示。”

对于“小张”的身份，沈安娜直到1981年以后才真正知道。“当年听我汇报的'小张’是丘吉夫。1935年秋天，中央特科被迫结束。当时，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撤往香港。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就由丘吉夫负责。不久，丘吉夫被抓。以后，就由徐强、李云夫妇领导姐姐、姐夫，并通过他们领导联系在杭州的我们，直到1937年。”沈安娜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