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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24日，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中央人民银行送来的一张取款收条。 这张收条的大概内容是：一个名叫赵全一的人，拿着周总理的批示，从中国人民银行提走了20万元的现金。 工作人员核对后，发现总理压根就没有写过这样的批示。于是，他们当即找中国人民银行了解情况。
周总理 原来，3月18日下午的时候，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来了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手里还提着一个国家机关内部才有的牛皮纸大信袋。此人对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说：要将一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急信，交到银行行长手中。 此人到了银行秘书室以后，将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落款的大信封递了过去。当时秘书室只有一位年轻的收发员值班，他按照程序签收了大信封后，送信的人便离开了。 因为被告知是总理办公室的紧急信件，所以送信的人刚走，收发员就联系了行长办公室秘书，请示该如何处理此事。行长秘书一听，当即向当天值班的计划局副局长汇报了此事。
伪造的批条 副局长打开大信封一看，里面装着一张拨款申请表，表上还有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副局长和银行的其他领导商量后，当即通知会计极速办理送款。在过程中，他们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他们和总理办公室常有公务往来，但从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和一贯的程序不符。 可还没等细想，他们又接到了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催办电话。这下子，他们再无怀疑，毕竟如果是骗子，哪会这么“理直气壮”。 于是，当晚7时，银行的3位工作人员提着20万元现款来到了民族饭店。这里，还真有一个自称名叫“赵全一”的人在等待接受款项。不仅如此，这个“赵全一”还拿出了一张介绍信，上面不仅写明了安排赵全一领取拨款，还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的图章。
民族饭店 银行人员看完介绍信后，不疑有他，就向“赵全一”索要收据，毕竟这是基本程序。对此，“赵全一”似乎也是轻车熟路，当即拿出一张纸签据了收条，连同介绍信一起交给了银行人员。之后，银行人员就拿着收条和介绍信回去了。 由于银行和总理办公室多有工作往来，票据交割都是定期处理，所以银行方面始终不曾发现被骗。直到6天后，到总理办公室送票据，双方核对后，银行才意识到被骗。 很快，这件事就被上报。周总理得知后，当即指示公安部：从速侦破此案！
周总理 虽然办案的公安同志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这么大胆，敢伪造周总理的批示诈骗。但根据多年的破案经验，他们还是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范围： 其一，办案公安判断犯罪分子很有可能是内部单位人员，特别是中央机关科室的。毕竟普通人可接触不到国务院信封和信纸； 其二，犯罪分子很有可能别名叫“赵全一”，而且3月18日那天下午请假没有上班； 其三，比对装着伪造批示的国务院信封，公安部门发现它和商贸部使用的国务院信封很像，所以犯罪分子很有可能在外贸部上班。 顺着这些线索，公安部门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外科员王倬。
王倬 因为查看此人资料的时候，公安部门发现他曾经还真有个别名叫“赵全一”。而且3月18日那天下午，王倬真就请假没有上班，问过他们单位人事部门，说他当天下午以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为由请假了。但是公安部门调看了当天积水潭医院的看病记录，压根没有王倬母子的任何纪录。 基于以上的调查，其实基本已经能够确定，王倬就是作案的诈骗人员。不过公安部门并没有轻举妄动，毕竟“捉贼捉赃”。所以，公安部门并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在王倬身边安排了多位侦查员。 最终，公安人员从王倬家西屋厨房的炉子下面，挖出了藏匿的赃款。眼见真相大白，王倬也不再抵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王倬 不过对于王倬的犯罪动机，公安人员却很不解。所以，办案人员专门问了王倬原因。 对此，王倬给出了两个理由：主观原因是他自身利欲熏心；客观原因则是机关存在漏洞，他在单位的时候有幸看过周总理的批示，各级接到后从未怀疑过，都是无条件执行，这让他看到了可乘之机。于是他便伪造了周总理的笔迹，进行了此次诈骗。 不得不说，王倬的胆子确实够大，竟然敢伪造周总理的批示！但王倬显然忘掉了很重要的一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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