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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广州的官吏百姓为宋璟修建遗爱碑。宋璟向唐玄宗进言说：“臣任广州都督期间并无优异的政绩，现在由于臣地位显耀，才造成那些人的阿谀奉承；要革除这种恶劣的风气，希望从臣这儿开始，请陛下降敕禁止为臣立碑。”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其他各州都不敢再干立碑的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这时候的宋璟，因为居于宰相位，为天下景仰乃是必然的：其地位崇高是一个方面，而他出色的治国理政的才能备受人们的尊重也是一个方面。至于广州的官吏百姓为他修建遗爱碑，客观地说来，或许有些俗气，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的是，也未必就像宋璟自己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为了讨好他——从相关史料可以知道，宋璟在广州担任都督期间绝非一无是处，因为至少他在那期间，教百姓烧瓦代竹茅盖房以避火灾，就是他为当地百姓做的实事与好事。 当一个人步步高升，春风得意的时候，太多的人竭尽逢迎之能事，又是吹、又是捧，是我们太过习见的现象。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讨得前者的欢心，进而为自己赢得某些方面的利益是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在当事之人异常热烈的吹捧之下，当事之人是不是还能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严格自律，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是存在比较大的疑问的。但是，如果大家能够像宋璟这样做，毫无疑问的是，可以堵死太多的旁门左道，同时也一定能够让为官之人减少自身因为复杂的人情关系而衍生的违法乱纪之举。 当然，想要做到这一点，对于宋璟们来说也并不容易。因为官员也是人，即处于一定的社会与一定的人际环境之中的人，难免三亲六眷、亲朋故友。此外，对于不少为官之人来说，做官除去争取做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之外，赢得广泛的美誉，进而为世人所景仰与留名青史，是他们很重要的追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能不能坚持原则，不为舆论与自身的私心杂念所绑架，并不是很容易。不是很容易，但我们看到的却是宋璟建议唐玄宗降敕禁止广州官吏百姓为他立碑，这体现的是何等宽广的胸怀？何等的深远的思虑？ 现在的我们也都看到了，由于宋璟的带头作用，此后各地为前任官员立碑这样的事儿再也没有了，“恶俗”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为官之人想来从此也可以单纯一些，踏踏实实工作了。因此，宋璟之所以能够跟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一起并称唐朝四大贤相，是不是有它的道理的？而他这里“望自臣始”禁止立碑的开一时风气之先的这一做法，是不是很值得今天的我们思考与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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