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我 行 走 山 西 许 你 万 里 荣 耀 | 鉴古 |知非 | 旅途 | 视野 | 生活 |
传承，不仅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先祖意志的体现。家族、民族生生不息，首先需要慎终追远，这是保持家族延续和民族传承的必要方式。于天子诸侯而言，祭祀祖先的场所叫做宗庙；于普通人家而言，祭祀先人的地方叫做宗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中国传统上，正月初一这天，皇帝要祭天，家族要祭祀，以先祖的荫德护卫后世子孙。隆重而复杂的仪式，并不仅仅是宗教的因素，更多的包含着情感成分。从三皇五帝开始，家族、宗族的观念意识便根深蒂固地刻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无论是舜帝父顽母嚚以孝亲感化天地，而是禹王子承父业勤勉治水，中国的伦理观念以垂直体系在五千年中没有丝毫动摇，这也成为中华文明能够延续的根本动力。春节回家的原始动力由此产生，于是产生了春运繁忙景象。沿途风景再美，也阻挡不了归心似箭。当年有多大出走的冲动，如今在春节来临前就会加倍涌上心头，哪怕现在的家，有着无比优越的现代化设施，也无法比拟乡村一隅茅檐低小。西方文化则是横向延展，大多数以夫妻关系构建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特别是经过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期间在《十日谈》等书籍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将宗教维系的唯一的纵向结合彻底斩断，在经历一两百年的蓄势后，西方人离开生养的土地，开始了对新大陆的探索。他们不需要先祖成功经验的传授，所有的环境都是陌生而凶险，唯一需要的就是他们手中的火炮。他们对金钱的热爱远远超越了对先祖的爱戴，因此在陌生的地方，可以很快建立起家庭甚至国家，然后引以为豪，所谓骑士精神，所谓冒险家的天堂。陈年佳酿，历久而香。新铸利刃，寒气逼人。在近代文明冲突中，随着船舰利炮还夹杂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汹涌而来，其中，就包括旅游以及旅游所带来的新兴文化。旅游中国古已有之，比如帝王巡游、官吏宦游、买卖商游、士人漫游、高僧云游等。古代中国最著名的两次宦游中，一次是张骞通西域，最终开辟了丝绸之路，使欧亚大陆不再遥远；一次是郑和下西洋，七次历程让中华文明扬威海上。法显、玄奘、鉴真等高僧的弘法取经，更是将中国书法、绘画、文学以及建筑、雕塑等艺术传播四方。但无论如何出行旅游，都恪守一个原则：游必有方，与时下流行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针锋相对。如今春节出行成为时尚，大小景点人满为患，确实是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这样的离家出走与当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完全迥异。情调和生活，就像两种不同的文化无法耦合，顾此失彼下便是传统的抛弃。一首《走西口》唱的是生活的无奈，对故土的眷恋，“在城里，有乡下人的梦想；在乡下，有城里人的爹娘”——曾经这句话，让多少游子泪流满面。中国年，最讲究的是忙年之后的过年。为了这个“过”字，政府要放假，艺人要封箱，商人要休市，时间被凝固静止，身心投入地等待“年”的到来，包括家庭主妇们都不可在初五前动刀、女红，以防对先祖的不敬，带来流年弊端。过年要穿新弃旧，精、气、神三位一体，在族人面前展示一年的收获和对来年的憧憬。在传统看来，衣锦还乡是人生最大的荣耀。否则便是锦衣夜行，大煞风景之举。
主张春节出游，等于将春节降格为民俗文化中普通节日，与经典要求和传统思维背道而驰。在中国典籍中，年和岁都有着肇始发轫或丰衣足食的含义。唐虞曰载，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诗经·七月》里这样表述：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并非是正月初一才是年，诗经里描述了周人过年的煌煌盛况，周人以冬月为岁首。不同的朝代会根据发展历程、宗族喜好、五行相生等原因，制定本朝一年开始于哪一天，称之为正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正朔表达了天下唯我独尊的思想，是对周边蛮夷国家骄傲的主权宣示。中国人重情重家国，西方人认利认。西方文化大多数依赖群体性狂欢作为存续的依赖，而中国文化则以家庭、家族的聚会分享为主。起源不同，方向、目的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很难寻找到交叉和互补。过年的真实意义正在于此。过年居家，打扫堂厅，沐浴祭祀，是国家祭祀的市井化反应，也是国家强盛带给家庭的最大福祉。孟子曾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和谐，家族兴旺，作为最朴素的民间诉求完全体现在了过年的风俗中，也使年味变得悠长醇厚。然而旅游带来的冲击，就像掺了水的酒，寡而无味了。无论是早于春节还是晚于正月初一出去旅游，心已飘向了远方，作出了形式，丢失了灵魂。放下沉稳，寻找张扬，一些地方通过办庙会和元宵灯市吸引人气。但民间春节庙会根本不可与当下做作同日而语，那些源于市井间自发形成的舞龙舞狮、高跷旱船才是传统，除此外便是巧取豪夺般的贩卖。文化是一种自觉，岂能取悦于人以金钱交易？中国古寺藏于深山，恢弘幽深；道观建在山顶，天人合一；西方教堂居于闹市，其意本然。以文化的名义招徕旅游，贩卖了民俗。被贱卖了的文化，又如何能撑起春节繁荣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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