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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学生，竟被冠以“知识青年”美称，不远万里肩负起“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巩固边防”的重任。  橄榄坝傣族人民是感念的，他们心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今后，凡是水利三团老知青回家，傣族人民无条件的欢迎款待！这是真正的民族情。 1979年1月22日，我坐在昆明火车货运托运站，仰望着一架架中国空军战机从头顶掠过，机身上红色五角星和“八一”清晰可见。飞机飞的很低，刺耳的呼啸震耳欲聋。我感到一场不可避免的中越战争即将打响。世界就这么奇怪，昨日的兄弟今日便可兵戎相见。世间没有不可变的，只有利益永恒。我丝毫不怀疑中国的胜利，以大打小，以强战弱哪有不胜的道理！我怀着知青返城胜利者的心态，体味着知青的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新中国的首创，更彰显了它的历史意义。 我乘上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望着窗外疾掠而过的景色和远方的红土地，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什么心情？我分不清。是解脱？是悲壮？泪水流进了我的嘴里，感到咸咸的带着苦涩。知青返城运动是人性追求梦的美好主题，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让政治无比复杂化了。其实就是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也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还奢谈什么自由、民主、法制？！知青问题，牵动着中国一千七百多万个家庭，一亿多人口的切身利益。曾经迷茫的一代知青，如何在困境中开拓进取，征服蛮荒回归文明，在近乎拼命的抗争追求人生美好的梦中，在人性中的正义，道德及可教化的一面得到了整体社会的认可。相信这代人无论通过多么艰难的途径，跌跌撞撞地，执着地追求做人的权利。知青们的匆匆脚步，推动着历史浪潮汹涌澎湃朝着民主、自由、文明有迈进一步！ 上天在捉弄人。在我返京的途中，列车新闻广播一遍又一遍播放着云南知青丁惠民写给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检查（原文在后边）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一下冻结了，刚刚现出的春意被一股强大的寒冷扫荡殆尽。我不敢相信我的感知，这个打击令我震惊，一种无法形容的揪心疼痛。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牵动着我全身每一根神经。 知青的返城运动，是一个庞大群体历经十年悲惨命运发出的对一个时代的否定，对权威的挑战。在当下严峻的拨乱反正历史变革中，注定要付出代价。整个知青悲壮历史，不是任何人描绘的“青春无悔”、“英雄辈出”、“回首是缘”、“可歌可泣”的满眼青年才俊，而是经历风霜后洞若观火逐渐成熟的胡子壮年。也许，他们曾经有过懵懂的美好臆念，但现实非常残酷，漫长岁月的磨难，使这群孩子的头脑从昏热中清醒过来。充满黑色幽默般的讽刺，像是命运与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对接受“再教育”的少男少女们活生生的改造，正如鲁迅先生描述过的《好地狱》“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这样一切苦闷，一切摧残和毫无希望之光的人生，在伟大的教化中大彻大悟，化解的一干二净，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了。造就无不平、无意识、无抱怨、无反抗、甘愿承担一切牺牲的伟大创举，教化成为继大业、固大统永不变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了。 接受“再教育”，一群身体、思想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孩子，在没有丝毫希望的黑暗中滚爬了十年。他们浑身是泥血和伤痛，他们像狗一样在黑夜里静静地舔着浑身的累累伤痕，尤其女孩子还要冲洗下体的污垢。谁让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呢？啊，政治！在“伟大”的光辉照耀下，敲锣打鼓地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知识青年”的华冠，似乎散发过光耀，过后一摸头顶，一脑袋的狗屎，臭不可闻。清醒之后的人才有痛觉感，这种体悟，聚成一种强大的反抗力量，肯为自己的选择流血，甚至献身，它显示了真实意愿的价值。追求人格的尊严，这就是“知青返城”的动力。 云南西双版纳州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它的前身是云南西双版纳州水利兵团三团，于一九六九年十月组建。它不隶属任何农场，以部队兵团方式组建。共设三个营，每个营设五个连，每个连三个排，每个排三个班。每个连男女搭配，有男生排女生排。兵团知青全部来自于北京上海。知青总人数1513名，团营连的正职干部由0301边防部队派来现役军人担任，副职干部由西双版纳州委所属各单位“文革”期间下放的“五七”干部担任。如团长王朝生在部队为正营级干部，副团长何贵（攸乐族）地方干部西双版纳州前州长。排以下干部由知青自己担任。全团总人数一千七百多人。 西双版纳州当时建立了五个水利兵团，主要任务是修建水利工程。五个团修建四个水库，一个水渠，水利三团的任务是建设曼岭水库。 水利三团的驻地在有孔雀尾巴之称的橄榄坝（意为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从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坐船顺澜沧江而下，约一个半小时到达橄榄坝江边（约60多华里），从江边由南往北穿越整个坝子即到达攸乐山（后改名为基诺山）脚下，约30多华里。坝子里的少数民族为傣族，山上的少数民族为攸乐族（1979年6月我国少数民族重新统计时改名为基诺族）。  曼岭水库大坝 水利三团从一九六九年十月组团到一九七四年八月，在橄榄坝基诺山下修建了曼岭水库。笔者于1997年2014年两度返回故地，在水库大坝上回忆那一段艰苦岁月，凭吊坝端坟茔牺牲的战友。当年的知青们手挖肩扛，近乎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式的原始劳作，纯粹人力的血汗筑起了宏伟大坝。望着水库粼粼泛波的碧水，我仿佛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激越”年代。提起那个年代，双眼突然灼灼发光，那是一代人的觉悟？还是我们背负历史重荷的历练？岁月如流水，洗涤着记忆的创痛。当这代人胜利逃亡炼狱多少年后，甚至不敢相信她曾经无辜地为历史承担了最沉苛的苦难。“可歌可泣”的“再教育”把我们多少兄弟姐妹的生命与清白留在了这片炽热的红土地。曼岭水库至今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整个橄榄坝地区农田灌溉，人民生活用水都得益于知青双手浇筑的曼岭水库。我实在纳闷，祖国在飞速发展，中国在科技治国，经济发展跃居世界第二，橄榄坝就在澜沧江边，半个世纪了，少数民族依旧指望着曼岭水库。令人唏嘘的是：当年五个水利兵团修建四座水库，一个水渠，上万个知青呀，别的消耗不算，大米就吃掉壹万贰仟吨，那不是土筑成的坝，是大米堆成的水库！知青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劳动成果拿什么说事？！ 橄榄坝傣族人民是感念的，他们心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今后，凡是水利三团老知青回家，傣族人民无条件的欢迎款待！这是真正的民族情。  曼岭水库施工现场 二十几岁青春，没享受过花季的美好；没经过爱情的温柔；更未拥抱过年轻的激越。 一九七四年八月，水利三团在完成了修建曼岭水库后，整建制的被划并到橄榄坝农场。红色边疆荒友家园(余杰)《历史转折时期上山下乡被艰难地否定》“当年，云南军垦建制里有一个水利兵团，主要任务是建设水利设施等。在组建水利兵团的初期，干部们对大量来到的知青们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配谁到城市工作。用这样的许诺来安定知青们的情绪，加快工程的建设。天真的知青们在这样的许诺面前信以为真，咬紧牙关苦干了几年，等到工程结束的时候，分到城市工作成为了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了。”在这过程中那些有门路的，该调走的调走，该参军的参军，该回城的回城，也有被抽调到景洪市所属各单位的。知青离开的人数不少。实际水利三团并入橄榄坝农场的男女知青已不足千人了。 橄榄坝农场位于景洪市的勐罕镇和景哈乡境内，毗邻基诺乡，南联乡和小勐养，与缅甸接壤。场部在澜沧江北岸，距景洪市约30公里。组建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共有七个分场，以种植橡胶为主。 水利三团归建橄榄坝农场后，改名为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由原来的十五个连队缩编为八个生产队和一个基建队。顺着澜沧江沿景洪市到橄榄坝的公路两侧一字排开，一队离景洪市最近约四公里，接着是二队，分场场部和基建队在一起，往下是三队、四队，五队和八队在离景洪市约八公里的南版河注入澜沧江江口的两边排开，六队和七队沿南版河往上游方向设立，七队离公路最远，约三公里左右。 组建后的八分场，知青思想情绪很不稳定，一是看很多战友各奔前程，不满膨胀，怨世道对自己不公，觉得前途无望；二是以十六、十七岁羸弱身躯常年在大坝上劳累积下的伤病，加上玻璃汤（白开水加盐）和咸菜就米饭，全凭着锄头簸箕小推车用顽强的毅力和全部体力，用鲜血和汗水，甚至生命完成了在当时条件下几乎无法完成的工程。他们身心落下的种种伤病，只有自己最清楚；三是最主要的是，原本上级领导承诺修好水库后，分配到大城市工厂的许诺成了一纸空头支票。人生道路，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近乎于丧失了生存权。一个没有选择独立人格的社会生存环境，只能听任政治需要随意摆布活着的生命，就是一头待宰的猪。如果还“青春无悔”美滋滋的赞扬着什么，那就是可悲的狗奴才。 刚组建不久的八分场，总场领导察觉到知青太集中不好管理，容易出问题。于是想方设法要将八分场拆解，零散分到其他七个老分场去。老分场老职工多，一个队十来个知青闹不起事。于是，总场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八分场，并要求各队领导（主要是支书和队长）配合工作组开展工作。各队的支书队长基本上也是知青，为什么解散八分场？知青心知肚明。工作组打着“八分场选址不当，责任在领导”的幌子，希望广大知青理解，积极配合。知青们哪吃这套！“责任既然在领导”，你找知青干什么？“选址不当”，决策者是谁？该承担什么责任？必须向全体知青解释清楚！知青抓住要害死追不放。那些天生当官的脑袋，谁敢承担这个罪名？解散工作根本无法进行。“聪明的领导”想法太简单了。上千人的一个分场说建就建，说拆就拆，可能吗？知青们顽强坚守着他们生存的最后底线。 知青，这个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群体，被公知们看成“异类”，他们做着最后拼死挣扎，将现实面纱不留情的撕下，露出化脓的伤口，淋漓的鲜血，彻底扯掉了那块遮羞布，让神也不得不低下头，看看自己下体的肮脏。 就在接二连三地派驻工作组的时候，八分场发生了令所有知青震惊、痛心的事情。北京知青狄卫国自杀的消息瞬间传播遍了八分场。狄卫国为什么而死？知青们众说纷纭，分不清真相。但我清楚：死是一种解脱，在他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眼前没有了生路，黑黝黝一片沼泽，没有一丝光亮，希望彻底破灭。人格与尊严的低微，生命谈何价值？告别人世间的一切烦恼与苦难，死是精神的超脱，是远离罪恶的清白。死也需要勇气，是生命无言的抗愤。后来我知道狄卫国腰间缠满了炸药，直奔分场场部场长杨国高家（总场调任八分场最大领导），见到了他的老婆和孩子，听说杨场长去了景洪，狄卫国踏上了寻找杨国高最后几公里路。临到景洪，遇到了归场的几个知青，从他们口中得知杨国高到昆明开会去了。狄卫国彻底绝望了，远离了战友点燃了雷管…… 狄卫国就这样走了，真的走了，踪迹全无。我不知道他真实的死因，但我深深地理解，是这个世界对他的不公，迫使他走上了绝路。这与场长杨国高有直接关系，否则也不会找杨国高算账。狄卫国是仁慈的，直到此刻，他的人格道德也未泯灭，放过了无辜的女人和年幼无知的孩子，从这点上看，狄卫国善恶分明，比迫他死亡的那些人还有理性，这就是这代人的光明磊落，敢作敢为！他在这片土地的使命已经结束，终止了人生的伦常，生的大门紧紧关闭，他对现实没有任何留恋和牵挂，只留下深深的哀怨。但他对自己的死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或许觉醒了生者。 对于狄卫国的死，没人知道怎样的了结，无声无息。如果尸身投入大海，是海葬。虽血肉进了鱼腹，其灵魂融入海洋，境界深邃；如是放入深山老林（据说傣族有过的风俗），躯体进了野兽之嘴，灵魂化进了丛林法则，那是回归自然完美归宿，不用悲怆，不用惋惜，更不必激愤。我也想过藏族的天葬，天葬是神圣的，自然圣洁的，在峡谷之巅割下尸身的肉抛向天空，雄鹰腑冲疾掠而食，逝者化作雄鹰翱翔蓝天，与云天融为一体，其灵魂直接升腾入霄，这是何等的造化、修为。然而，我们的战友，悲摧的知青，他的肉身被炸飞在接受“再教育”的红土地。如果算是炼狱后的天葬，是罪恶赋予的美誉，极乐世界迎接他脱离了人间苦海。 狄卫国的暴死，来的干净，去的也干净。二十几岁青春，没享受过花季的美好；没经过爱情的温柔；更未拥抱过年轻的激越。世间对他过于冷漠，或许他也冷眼看着这个世界，感觉到内心的冷，浑身的冰冷才想到了寻找热，爆炸的巨热燃烧了他的生命，那炽热一定是火红的。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就像大海中的每滴水，宇宙间的每颗星。狄卫国的死对八分场是个巨大的刺激。伤感是现实的反馈，或能唤醒人们久而僵化的木讷思维，我想这是狄卫国留给我们继续追寻的价值吧！ 八分场的杨国高场长有何感想？知青们为你“庆幸”！ 1975年5月3日，第二批工作组下来很多天了，撤场工作仍不见成效。橄榄坝总场场长刘殿富很是焦急，带领警卫员和总场保卫部长亲自视查工作。在八分场一队听取工作组和一队队长金永康（上海知青）汇报。当得知撤场工作毫无进展时，刘殿富大发雷庭，严厉训斥他们工作不力。金永康客观地反映“知青的诉求不全无道理。”刘殿富认为金永康站在知青立场为他们辩解，这位一跺脚橄榄坝乱颤的主儿哪吃过这样顶撞，怒不可遏地喝道：“你站在谁的立场说话？想不想干了!”“我实事求是反映知青诉求，不存在立场问题。”金永康显的很无奈。他们的争吵惊动了一队的知青，他们聚在屋外，透过篱笆墙窥视里面的情况。只见刘殿富气急败坏地命令：“把他给我绑起来！”保卫部长和警卫员用绳子将金永康捆了个结实。不能理解，橄榄坝总场的最高领导在众目睽睽之下，竟能干出如此令人瞠目之举。在权力主导一切的时代，对领导的指令不允许产生任何异议。他们手中握有枪杆子、笔杆子、印把子，对知青的种种无妄之灾，给他们留下终生不可磨灭的阴影。知青们见状冲进了屋里，这种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令人极度反感，激发了他们对强权的反抗。“你们想干什么？敢造反！”保卫部长掏出手枪直对着知青。知青中有人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对待知青！”“你们知青有什么了不起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保卫部长穷凶极恶地嘶喊着。的确，他们确实是当年四野解放军南下解放云南后就地复员的地方干部。知青眼里喷着怒火，“你们把知青当作什么人了！”激怒了的知青将刘殿富和保卫部长打倒在地上，一顿拳打脚踢，甚至有的女知青脱掉鞋子，用鞋底抽打他们的头和脸。“不要打了！大家都住手！”金永康声嘶力竭地拼命喊着。剑拔弩张群情激愤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群抠。知青挥舞着“知青桂冠”，无非是借着“知青政策”的酒杯，浇胸中块垒，以表达对当下或自身期许的不满。刘殿富好不容易挣脱围攻逃了出来（也是故意放走）刘殿富此时哪儿还顾得上场长身份，狼狈地逃进澜沧江畔长满飞机草的乱树丛中。这时天已傍黑。 澜沧江的激流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撕破了夜空的宁静，一轮明月刚刚升起，银光洒满江面，泛起的微波褶皱了平静的江水。草丛中的蚊虫追扑着血肉气息的腻香，在刘场长头顶盘旋。大约经过两公里乱树丛中拼搏，一个多钟头后刘殿富摸到了四 队队部。在四队工作组和四队领导的殷勤招待下留住一宿。第二天清晨，刘殿富跨上了总场方向的公路，刚到南版桥，一辆212吉普专车径直朝他驶来。 《5·3事件》事件惊动了州委、农垦分局和正在景洪地区的上海慰问团。经过多方的调查取证：《5·3事件》，群众是没有组织的，（首先强调了没有组织）起因问题是刘场长要负一定责任。主要是对知青干部金永康的作法和总场干部的错误言论，引起了知青的不满而造成的。”各级党委和上海慰问团对此作出了结论。 事后，据知情人氏讲：“刘殿富发誓，以后八分场的事别找我，我不管！” 结论是作出了，但在知青的感知理念上产生了巨大的悬疑：“知青到底是什么人？”“难道接受'再教育’的是罪人？是异类？是国民党反动派？难怪这个种群被社会边缘化，倍受歧视。他们对自己社会属性有了深层的感知。可是，明明政策对知青不是这样的啊！他们忘了，政策和现实是有距离的。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选择权，有形无形的巨大压力让生命喘不过气来，对这一切不公的待遇，他们十分厌恶：一个明着被肯定的动听的定义，被事实做成完全否定的创意，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比比皆是。时间是伟大的，在于它可以见证一切真实与浮华。没有自由，必然没有尊严，在中国没有偶然！ 你近距离接触过火场吗？什么叫火势？好几排数十间的竹排茅草房仅在十几分钟的顷刻间，全部燃烧殆尽。 橄榄坝属于热带雨淋气候，那里有广袤的原始森林，有连绵无际的群山，有淙淙不断的泉水。民间赞誉橄榄坝“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水涣发了万物生机，这里是各种动植物的美丽家园，幸福天堂。大自然真是鬼斧神工，美丽的西双版纳密林，它是孔雀尾巴上的羽翎。 西双版纳的气候最显著的区分是旱季和雨季，将近每年六月时雨季来临，荫雨连绵，有大有小，十天半月难遇一两日晴天，雨一直下至十月后逐渐停歇。其它月份均为旱季，所谓旱季就是没有降水，一滴雨也不下。四、五月是橄榄坝最热的季节，白天烈日焰焰似火，阳光直射温度达50多度，石头上的高温不夸张地说真能摊熟鸡蛋。  当年知青生活的茅草房 天干物燥，太阳落山后的气温下降很快，知青住的草房屋顶的茅草被晒的干缩打卷，夜晚躺在床上透过茅草排的缝隙能看见天际的繁星，这时候最容易引起人的遐想，夜深沉，孤独地思念着远隔万里之遥的家乡，父母亲朋，那是最甜美的时刻。 三队的几个毛头小伙子正在煤油炉上鼓捣什么吃的闲来打牙祭，不知怎么引燃了旁边的易燃物，顿时大家慌了手脚，屋里没有水，火势很快蔓延到了干透了的竹篱笆墙，火苗迅猛地蹿上了房顶，大火瞬间燃烧起来。“着火啦！”有人大声地喊叫。全队知青听到了竹子燃烧的地“噼叭”声，空气中的热浪，满世界的红光……人们不顾一切地抓起身边的物品就往外跑。同时，附近四队的知青也见到了火光，“救火呀！”他们边跑边喊，疯了似的冲向火场。四队与三队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跑得快的男生只用一分多钟便冲入了火海，抢出东西后再想冲进去的时候，已然来不及了，大火吞噬了整个三队。后赶到的女生赶紧将扔得满地上的衣物挪到安全地带。 你近距离接触过火场吗？什么叫火势？好几排数十间的竹排茅草房仅在十几分钟的顷刻间，全部燃烧殆尽。火势最烈时，离火场几十米远的地方，热浪烫的我们皮肤生疼。三队知青们清点着人数，还好，虽然家烧光了，庆幸的是人员没有伤亡。这时离得较远的其它队的战友们也纷纷赶来。 大火完全熄灭后，人们在灰烬中寻找不可能的遗留物，三队外号“小白鞋”的女知青跑到自己床位寻找茶叶筒时，铁筒烧变了形，里面只有黑糊糊的纸灰。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嚎啕痛哭：“我的钱！妈呀，全没啦……”原来，女孩子家省吃俭用，几年攒下的钱都放在了茶叶筒里，几百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场大火化为乌有。着火时她吓懵了，抓起衣服和被子就往外跑，想到铁筒时大火已烧起来了。悲痛的哭声喧染了女伙伴的情绪，这撕心裂肺的痛楚，让青山垂泪、荒野泣涕、江水哽咽…… 三队的知青战友没有指责，瞒怨，没有像人们想象的悲戚和幽怨，第二天全队齐心协力重建家园。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能考验人的品质和毅力。 八分场各队的战友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没人鼓动，没人号召，他们捐出了自己所能，衣物、被褥、生活用品……当受灾知青翘首期盼领导关怀的时候，他们盼来了什么？是凉透了心的冷漠，已被社会边缘化了的“知青族”，没人关心他们的死活。西双版纳州委、农垦分局、橄榄坝总场的各级领导没人过问，没人关切。这种漠然极大的影响了领导们的公信力，严重地刺激了知青们的感情。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这种悲催的经历永远镌刻在他们的记忆里。 一场大火彻底把知青烧明白了，他们在领导的眼里是什么？是接班人还是异类？对领导与知青战友的各自行为，该不该多问几个为什么？知青们只有靠自己，自赎才是唯一出路，指望别人良心发现的恩赐，扯淡！ 兵法云，用兵之道靠水安营，利于防火。我不信！三队就在澜沧江畔，近在咫尺。背水扎寨，无路可退。我信！为广大知青的根本利益坚守底线，生死同在！ 毛泽东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固而为马克思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在中国产生了共产党和她的指导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信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他相信肉体消灭能达到最终目的——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无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正确与否，毛泽东思想是否揉进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元素，以他对权势的把控和对权力的追求，便可一斑窥豹。夺取政权前，他首先实施的是残酷的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后，为了牢固掌控手中的权力，伟大的思想必须指定新目标。划分范畴不好界定，全凭伟大思想的感觉、好恶。有知识的学者、专家、各党派知名人士，一个反右运动，右派帽子像紧箍咒似的全给戴上动辄得咎。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要时时进行清洗，什么阴谋阳谋，全都使上，什么反党集团、反革命军事倶乐部、资产阶级司令部、叛徒特务黑帮逆流，凡是与伟大思想有异，感觉对权力产生威胁，即使是久经考验出生入死的老战友、国家主席、开国将帅、各省大员，只为一个不放心，统统纳入阶级异己、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消灭铲除在所不惜，路线斗争贯彻权力始末。斗争是共产党、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灵魂，“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作为理论，造反斗争就是革命。毛泽东的共产党用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初步实现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利用一部分人革去另一部分人的命。这需要寻找对象，认准矛盾，把人划分为阶级，两个对立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即我与敌的生死斗争。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的定调和立意，被伟大和先知们无限扩张，斗争就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人间地狱，充满了杀戮和死亡，在其中的每个生命似乎都在劫难逃。革命，把人性的恶诱发出来，使其恶性发展为人的动物性的嗜杀。毛泽东的共产党用几千万敌我双方的生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血色的红色江山——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有革命，有专政于是便产生了社会矛盾。权力、法治、剥削、压迫、民主、自由等等诸多问题。用杀头的方法，去思维意识的强治是无法达到目的的。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你能用什么样的笔记载历史的昨天，用狼毫吗？毛泽东为之奋斗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如镜中花水中月，在他有生之年未竟事业，令人类历史空留遗憾！ 我学过历史，人类进化过程曾有过 共产主义，史称原始共产主义。无论什么共产主义吧，好象都离现实极为遥远。其实我见过，而且真真实实在这个没有“主义”里生活过几年——橄榄坝八分场这个被社会遗忘了的“知青部落”，是个很特殊的神奇小社会。在这个生活范围里，体现不出党的作用，行政领导的权力，实际上党员和干部谁也不管事，也没人买账。群体间人人平等、没有财产、没有家庭、没有权力，每人每月28元工资（后涨为32元）40斤大米少许油（自己花钱买），没有人指派劳动，大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生活。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权力关系，经济利益、家庭观念、食物分配矛盾，也就没有了权力之争，阶级之分和阶级斗争。这群绝大部分只有小学六年级水平的知识青年，从不持强凌弱，男人尊重女性，没有利害关系也就没有了尔虞我诈。二十多岁的男女青年，出于本能，荷尔蒙一分泌过盛，男欢女爱寻求生理刺激也是生活的一个风景，不用遮遮掩掩朴素真实。世俗观念早被这新一代人的共产主义观摒弃，充分体现了性自由、性开放，男情女愿没有强迫。也有真恩恩爱爱搭帮过日子的，养几只鸡或鸭，门前开个一两平米地儿种点儿瓜豆或空心菜，小日子风风火火过起来了。各队这样的“小家庭”很多，只是全八分场没有一对合法登记婚姻。女人不小心有了身孕，也挺让人犯愁的，还得托人找门路打胎。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北京上海分娩，至于孩子如何处理？忌讳没人过问。也有狠心父母为了自己前程（回城），将刚出生的婴儿溺死，在山上偷着埋掉的，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全当没这回事儿。 八分场各队男女知青在水利兵团修筑水库战天斗地的劳动中，几乎都很熟识，要好的朋友串队玩耍家常便饭，到哪儿吃住随便，没那么多讲头。一抽疯，听谁说景洪电影院演什么好电影了（四人帮倒台文化刚解禁），一窝蜂似的走上十里八里看场电影不算回事。路过哪个队只要一招呼，准有响应的。电影院门口傣族妇女卖炒瓜子，炒野栗子（山上黄花梨树的种子），一毛钱一茶碗，边吃边看，散场后再返回八分场，懒得再走的找个朋友家住一宿，八分场知青无论男女，在景洪都有铁磁，没得说！只有这时候，年青人把什么都忘了。 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直白，团结是生存的基础。逢年过节，日子虽然清苦，各队的知青或要好的朋友总要折腾一番。年轻人凑到一块儿，各施所能，不管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就是好样的。于是有人偷猪摸狗，抓鸡逮鸭，这是男人干的活儿；女人负责弄些青菜，山上有竹笋木薯，水沟里有木耳蘑菇，另外还有老百姓与其它农场的菜地。大约下午两三点钟，大伙纷纷将战利品呈上，附近寨子里的老百姓倒霉了，反正那些活物都是散养的，偷就偷了，人家也未必知道。这会儿，大家忙活起来，女的烧水洗菜，负责烹饪；男的宰杀退毛。即是宴席酒是必备的，酒没地方白来，集体凑钱在景洪商店买的铜锅玉米烧，女的喝杨林肥酒，便宜，低度酒。晚宴的菜肴摆满了桌，挺丰盛，气氛热烈，互敬互让，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嘴上也没个把门的随便侃，那个痛快！等饭局差不多了，个个弄个嘴肥肚圆，也有喝高了的，歪歪斜斜回到宿舍倒头大睡，到爪哇国当皇上去了。酒量大的继续喝接着侃，醉生梦死，天是老大我他妈就是老二，爱谁谁，咱没怵过，浑不吝！谁也没拿谁当外人，那真是天下大同，共产主义一道彩景。 平静的生活有时也泛起小涟漪。一天，傣族老百姓进山打猎归来，从熊窝里掏回两只小熊崽子，路过六队时执意卖给知青。肉嘟嘟的小熊确实惹人喜爱，上海知青外号“小娄溏”和汤建发，连凑带借用30块钱外加一件的确良衬衣买下了这对小熊崽子，一公一母。刚出生不久的小熊崽子没多大，也就四、五十公分长，没长牙挺温顺，男女知青都敢抱。傣族老百姓卖得了钱兴高采烈地回山寨了。这下麻烦大了，第二天傍晚母熊找来了，可能闻着气味寻嵬儿来了。天刚黑围着六队转游，连嚎带叫那个瘆人。女知青吓的浑身打颤，男知青互相招呼着“抄家伙！”每个人手中握着砍刀，斧头、锄头和铁锹准备应战，并有人指挥着：“只要熊敢冲进队里，大家必须冲出来！听我的命令！”母熊可能也知道人多没敢造次，在离六队不远的地方哀嚎。这一夜有惊无险，总算挨到了天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大伙儿全无睡意，知道母熊不会善罢甘休，全队商量对策。动物怕火怕响声。于是准备了很多木柴干竹，在宿舍中间的空场地上堆起了柴山。男人表示对付强敌不能犯怂，生死关头方显男儿本色！女人对他们充满了信任，相信战友会用生命保护自己，强者对弱者的关照守护。信任，丈量人格的尺度，是这个族群特有的品质——知青的真正力量！ 太阳刚落下，山里黑的快，柴堆就点燃了。男人手持利器，女人准备锅盆水桶。天擦黑，母熊如期而至，它朝着六队嚎叫，今天比昨天暴躁，在树丛中乱蹿，从响动中能感觉出来。女人们敲打着锅盆水桶，男人挥动着武器，几十人呐喊震天，大火熊熊声势浩大，十几道手电光柱射向四周，在黑暗的树丛中乱晃，母熊真的被震慑住了。一连三天，把人耗的精疲力竭，母熊不敢再来搔扰，知青们的心彻底踏实下来。 那个时代，他们虽然叫作“知识青年”，书没念几年，连最起码的文化知识都没学会，更谈不上保护生态，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文明教育了。也难说，这些是那个特定年代的对牛弹琴。人们生活在愚昧无知自我陶醉的杀戮世界里，革命、造反、阶级斗争教化了整个社会残忍和冷酷的认知，他们视一切生命如草芥，原始森林被乱砍乱伐，珍稀动物被虐杀。无视生命的浅意识必然无视人类文明。可怜的生灵，一只小熊病死了，另一只几个月后长到了近一米高。熊的力量真大，队里北京知青谢天宝养的大狼狗，被小熊一巴掌搧得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动物的凶猛，残忍是生存的本能。人就不同了，他的强大是同类的威胁。 知青返城时，有人建议把小熊带回上海交动物园饲养。可手续无法办理，运输成了难题，最后队里的猫狗鸡鸭连同小熊都成了知青返城庆贺宴上的美食。人作虐，天在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哪个不正常时代的“伟大成果”! 没有权力之争，没有阶级压迫，没有经济利益，没有法律限制，没有家庭私有观念，没有性的禁锢，高于原始低于理想的小天地，也许就是这个特殊“知青部落”的共产主义吧。 “知识青年”总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牺牲品，百般委屈，事实你也被潮流裹挟，也曾经激动的热泪盈眶......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橄榄坝水利三团就是这一高潮下衍生的载体。这是毛泽东赋予这个时代青年奔赴云南西南边陲“屯垦戍边”的神圣使命。水利兵团的任务就是修筑水库大坝。兵团知青的劳动强度和准军事化生活艰苦程度，是一般知青难以承受的。他们用近乎于秦始皇修长城式的最原始方法，全凭人力，双手双脚修筑了橄榄坝曼岭水库。在“文革时期”极左政治环境下，再教育夺走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又有多少女知青遭受魔爪的玷污，丧失了清白，西双版纳橄榄坝水利三团是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冰山一角。全团战士全部是来自北京、上海的学生，1513名知青组成三个营，十五个连队。兵团以连为单位，每个连配备连长、指导员（0301边防现役军人），副连长、副指导员是西双版纳州各单位“文革”中被打倒的地方干部，相当于下放到“五七”干校被改造的对象。  云南西双版纳第三水利兵团排以上干部合影 因为身份不同，副职干部不敢管事。以我们八连为例：连长沈正昌、指导员陆继明，全连两个男生排一个女生排，一百多名知青接受两个军人的“再教育”。我是高中生，知青中年龄最大的，职务排长也是最高的。连长（未婚）与我同岁（22岁），指导员（已婚）比我稍大一两岁。指导员主抓政治、生活，在连队里对男知青搞批斗整个人很有一套，对女青年思想工作比较细，经常谈心各别指导。由于他长得有点像小说《烈火金刚》描写的日本鬼子“猪头小队长”，八连男女知青给他起了个雅号，背后称呼他“猪头小队长”。每天早晨六点一吹起床号，猪头小队长便钻进女生排宿舍“叫床了”。他手拿一根竹棍，敲打着“起床了！起床了！”不时地用竹棍挑开蚊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女生的胸部，“哞哞哞，你的奶子好大哟！”他奸淫地龇着黄板牙，眼中喷着火。女生很害怕，都躲着他，可是女生排长和他走的挺近，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吧，日久生情，两人亲嘴的一幕被男知青发现了，所以“猪头”指导员在连里的口碑不太好。可是八连的女生排竟被授予全团“标兵排”，可见指导员和排长功劳不小。无独有偶，被授予全团“标兵连”的十连指导员，因男女关系露馅了，在团部后山橡胶林引爆炸药自杀了。团长派出好几个当兵的拎着竹筐满橡胶林寻找炸飞了的尸骨。赶巧傣族老百姓无意捡到了一块大腿肉，路过五连菜地时被蔬菜班的女知青看到了，因为与菜地不远“看青”的傣族很熟识，告诉他们那是十连指导员大腿上的肉。“没得关系啦，好吃得很呐！”不一会儿傣族临时搭建“看青”的草棚里飘出了肉香。在水利三团，这些都不是稀罕事了，团政委扒女厕所不也是被抓了个“现形”！连长沈正昌为人朴实，长得黑且壮实，虽然身高不足一米六，但浑身是劲儿，一般知青不敢跟他较量，人也能干，在与知青共同的劳动中建立了深厚感情。大家给他起了个很贴切的称呼“小黑连长”。他家在云南临仓县山区，念了两年小学便辍学当了放牛娃。参军后又调到我们八连，他有时也违反纪律，和几个淘气的知青偷只连队的鸡解解馋，但他从不整人，知青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贵品质。可连长很坦诚：“我没得本事教育你们，我一个放牛娃没得认识几个字，数学连1/2、1/3都不晓得是什么，这几年从你们那里学到了文化，我懂得了知识对人生的重要！”74年兵团划归农场时他回到了部队，由于他自身的努力，逐渐由班长、排长提升为连长，复员后回临仓县武装部担任领导干部。他最大的成功是培养了儿子成为山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学子。连长退休后多次到北京、上海看望他当年的战士，受到了知青及家长的热情款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找了对象，姑娘是大学同学，八连北京战友与连长全家又一次欢聚在儿子的婚宴上。人的一生来世不易，要留下好名，不要死后还留非议，让人戳脊梁骨。好恶自有公道，主要表现在人格道德上，众人眼睛不揉沙子。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们保持着联系，只要北京上海战友回云南，都会专程去临仓县看望我们永远的连长。 知青在我们认知里，应该是有较高的学历，知识丰富的年轻人，按照毛泽东的宗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没想到，这群只有十五、六岁的孩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学生，竟被冠以“知识青年”美称，不远万里肩负起“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巩固边防”的重任。十五、六岁的孩子啊，连汉字都没认识多少，还“知识”、还“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很有必要”。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 ”。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你必须面对。作为一个生在共产党的新国度，长在红旗下，从小到大接受伟大思想教育和耳濡目染，最熟的词汇除了共产党和伟大领袖、紧跟、誓死捍卫，怎么还不行？怎么在伟大思想指导下又出了个十七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黑司令部？路线斗争按理说是体内的事，到头来青年学生还得脱胎换骨，“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弄得人们一头雾水。中国无端产生了一种近乎于文盲的“知识青年”群族，岂不咄咄怪事！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1957年“反右”运动不是也出现过十三、四岁的“小右派”；还上小学的“儿童右派”么。政治需要什么，制度就会生产出相应的优良产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度，不存在冤枉，不可能一类的怪事。伟大下无冤魂，阳光下无阴暗！ 那些戴着“知识”高帽的傻逼青年， 上山下乡当了苦力，耽误了学业、荒废了青春、脱了几层皮还高喊着“青春无悔”！我的知青战友们，亏不亏心啊？难道你们是用后脚跟回忆的苦难历程？既然“青春无悔”，何必哭着喊着、拼着命要返城呢？既然伟大思想那么光辉，他老人家指引的光芒大道你为何不继续走下去呢？回头路是背叛呀！到底哪个才是你的真实？怎么通过“再教育”没造就出千百万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竟然都成了伟大思想的叛逆，他们从激进到理性，从无知到成熟的转变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值的探索的事？是这些追随者得到的完全相反的东西，起初的立意被否定，它完全偏离甚至背叛了初衷，这深深地刺激了他们的感情，他们的精神。太失败了，历史和伟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还让灵魂不安地感应着中国在飞速发展，人类在不断进步，地球没谁照样转运。人类历史没有无故的灾难，即使持强凌弱，怪你的愚昧，软弱、无知，是你亲手造出了个神，成天虔诚地供奉。人的坏毛病是惯出来的，伟大是愚昧捧起来的！ “知识青年”总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牺牲品，百般委屈，事实你也被潮流裹挟，也曾经激动的热泪盈眶，从某种意义上讲，知青却真的难说曾经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浪漫无邪的青春时代。他们的青春时代是在“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胡为”、“无为”、“虚度”、“懊悔”应该成为这代人的人生回忆录中的关键词。像当年德国人拥护希特勒一样，山呼万岁，无视躺在脚下的生命，疯狂地发动绞肉机似的革命、斗争。世界发展证明，一个好的制度，不需要伟大，英明会糟蹋很多人的。我赞赏舒婷的诗《一代人呼声》“我绝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对于知青问题，李先念副总理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来，知青上山下乡的约有一千七百多万人，先后花了三百多亿元，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农村的农民、农场的老职工和农村的干部由于经济地位，文化程度和思想觉悟的限制，从根本上缺乏对知青进行“再教育”能力，错误的决定让一代人付出了无谓的牺牲，把自己可贵的、属于自己仅有一次的青春，无奈地抛洒在荒原和村野之中。这是文革后的真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暴风雨来了，一场真正的政治暴风雨在橄榄坝八分场上空骤然降落！ 撤销橄榄坝八分场的决定遇难到了极大阻力，工作组屡战屡败，在近两年多的时间，各级别的工作组轮换了六、七拨，直到1977年春节后，云南省农垦总局，景洪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橄榄坝农场下定决心，一定要啃掉这块硬骨头！   这期间，由云南省委直接委派干部常厚安，新任橄榄坝农场场委副书记到任。常副书记40来岁，有年轻干部具备的诸多特点，脑子聪明、干练果敢，是块党重点培养的好材料。经过几个月的了解、摸底，根据多个工作组提供的具体材料，对八分场各队基本情况了解颇深，胸有成竹。常厚安心里明白地知道，橄榄坝农场场长刘殿富是个资深的老干部，在橄榄坝树大根深、雄踞一方，是典型的实力派领导，连西双版纳州委也要买他点儿面子。可惜一个堂堂大人物却栽在了一群知青毛孩子手里，心有不愤。不 过又一想，你刘殿富栽筋头的地方，我若能够将它摆平，是多露脸的事！今后在橄榄坝必有一席之地，最起码在刘殿富面前不输一筹。于是他便请缨，主动挂帅，承担了撤销八分场这份艰巨任务，迎难而上。这是共产党干部一贯优良作风，千军易得，良将难求。常厚安信心满满地来到了八分场。 打仗要讲究策略，他遵守民主原则，征求了工作组意见，从何处入手，用什么方法奏效，他反复地斟酌着。他知道基建队人少，三队又失了一场大火，有了具体方案。不打无把握之仗，先易后难，从弱队着手攻其软肋，他思想里有了完整的通盘方略。 知青保留的当年文件副本手握上方宝剑，常厚安多次召开了各队工作组会议，做出了缜密计划，撤销八分场前后次序为基建队、三队、五队、二队、八队、七队、六队。由于《5·3事件》发生在一队，放到后边解决，四队根据工作组反映最棘手，不过各队都下去之后，他们势孤力单翻不起大浪。通盘考虑后，他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战略上的藐视，战术上的重视的方针政策，必须给予这群不安分的知青强大的精神压力，光有政治上的压力还不够，必须让他们强烈地感觉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十月下旬橄榄坝农场撤销八分场的计划迅猛启动。 接二连三，五队被赶下去的消息，对八分场知青确实是个严重的打击。1977年11月1日，我去六队的路上，看到了五队被赶下去的惨景。出入五队的路口，被持枪荷弹的民兵封锁，不允许任何知青出进。我仿佛只有在抗日战争影片中见过类似镜头。远远望去，五队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知青住的茅草房竹排墙散落满地，有的整排茅草房已趴架，知青的物件散落杂乱的摊撒在地上。肩背长枪的民兵往几台拖拉机后车斗上扔着知青们的生活物品。恐怖肃杀，瑟瑟萧条，唯有五队四周流动的持枪民兵威风凛凛，透出些许人气儿，真有点像刚被屠戳的集中营。 一进六队，大伙把我围起来，急着询问五队的情况。“完了，五队没扛住！”人们用迷茫的目光看着我，像是在我身上寻找着什么。“老刘，老刘，雨生来了！”北京知青“小胖”张庆昌连喊带叫地冲进老刘的屋。老刘，北京知青，叫刘法歆。六七届老高二学生，六队的老大哥，主心骨。屋里还有八队的老佟和蔡宝康。一进门，他俩冲我发泄着心中强烈的情绪：“我们他妈的太憋屈了，让人家就这么赶下去啦？”老佟愤愤地说：“八分场从来没这么窝囊过，这口气怎么咽呢！”蔡宝康是上海六九届知青，情绪有点儿激动。我盯着老刘，在征求他的意见。“雨生，现在八分场就咱哥俩年龄最大，咱们心里都很清楚，全八分场主心骨就那几个人，大家都看着我们呢，再不斗一斗，咱们可真的完了！”“你说怎么办？我只要你一句话 ！”我爽快地说。“要真和他们干起来，全八分场只有你能挑起这个头！”老刘平静地说道。“大家都想好了?”我问。“雨生，只要你发话，我俩出头露面在前面顶着！”老佟和宝康真诚地表示着。人生经历，尤其在历史关键时刻，一个重要的选择，能改变人的一生。尤其处在多灾多难的历史经历中，不平凡的人生，可能由此开启。老佟和宝康那颗炽热的心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清楚他们还很年轻，不懂政治斗争的残忍和严酷。在危难来临时，没有弱势的绝望和懦弱，自身的觉醒是对于责任的担当，对知青群族的竭力顾护，彰显了知青的人格和风范。这一夜很漫长，它给我们留有思考的时间、空间。斗争必然带来风险，实实在在的那是面对权力呀！连老佟和宝康都看的很清楚！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了六队，一出门遇到了六队上海女知青殷亚伟，“雨生大哥！”她叫住了我，“咱们就这样下去呀！”“那怎办？”我故意试问着她。“和他们斗争呗！”“斗争？他们手里有枪，要抓人的！”我认真地说。“那……真的要抓人……那就别干了……。”殷亚伟无奈地嗫嚅着，她代表着一般女孩子的想法。 1977年11月3日，八分场主要几个有份量的人物：刘法歆、胡国恩、白克恭、老佟（北京知青）、蔡宝康、黄肇明（上海知青）通知各队代表聚集在四队开会。我们事先对这个命运的抗争做了整体的分析：（一）现在的形势，中央打倒了“四人帮”但极左思想没有得到清肃，对知青具体政策态度不明朗；（二）充分利用知青身份这块“金字”招牌，让权力有所顾忌；（三）最重要的是死死抓住橄榄坝农场副书记常厚安撤销八分场工作中的错误，对知青动用武装违法，破坏党的知青政策；（四）知青的诉求合理合法，州党委和政府不敢冒政治风险对来自北京、上海的知青胡来；（五）掌握好知青斗争策略和分寸，严守知青集体利益、纪律，一切顾全大局，绝不允许知青自身犯错误。各队代表充分发表了意见，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危险性，争取重生的重要性。统一了思想，代表回队后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 暴风雨来了，一场真正的政治暴风雨在橄榄坝八分场上空骤然降落！ 作者：关雨生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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