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维红，姚文杰：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对理解美好生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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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简介：秦维红，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姚文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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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美好生活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热词，反映着新时代中国人民的所需所急所盼；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不变的人民立场和初心。美好生活作为古今中外人类共同探索和追求的目标，理解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尤为重要。通过梳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劳动-闲暇”这组核心范畴，能够帮助我们深刻理解美好生活的意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劳动-闲暇”的解放在于实现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劳动-闲暇”的贯通意味着二者共同作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对象化本质力量的活动，体现着美好生活的合理内核；“劳动-闲暇”的共享表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劳动，同享闲暇，这种“美美与共”状态的实现是美好生活的最终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闲暇；美好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同时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包含着关于人与人类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和回答贯穿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自古希腊哲学家对“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这一问题的提出开始，便开启了历代人对于人和人类发展的关注，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美好生活”，正是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新体现。

“劳动-闲暇”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中的一组核心范畴，对它的梳理和把握能够启发我们对当代中国美好生活的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劳动-闲暇”这组概念本身并非马克思的发明，早在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1)的表述便蕴含着他的“劳动-闲暇”观。当历史行至资本主义社会时，这仍然是备受人们关注的思想领域。（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此同时，尽管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所运用的概念相同，其中的内涵却存在很大差别，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闲暇”的批判为基础，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首先，“劳动解放作为人类主体向度的解放及崇高价值性的体现与人类解放高度一致”，而实现劳动解放既“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所以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此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真正的劳动和闲暇不再是对立的两个部分，而是能够相互促进并统一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下，因而美好生活并非意味着人们只享受闲暇而免于劳动的片面生活，而是一种劳动与闲暇相贯通的生活。与此同时，“劳动-闲暇”不仅从内容而言是不可分离的，而且它们共同属于全体人类，闲暇并不仅仅是少数群体的特权，美好生活是一种真正平等地面向每一个个体的“美美与共”的生活。

一、劳动-闲暇的解放是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

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旨趣和思想主线，这与当前中国提出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同时应当注意，自马克思在完成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确立了“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而工作的人生志愿开始，他关于如何实现人类解放的思考和探索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逐渐深入的过程。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最开始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局限的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尽管当时马克思的表述仍然带有人本主义的术语特点，但理解马克思对政治解放有限性的批判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劳动-闲暇”的解放才是根本的人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解放的限度在于，它只是将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国家，但其中的人还不是自由人，并且因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裂，“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人在国家中所获得的平等的“公民权”因为“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充满非现实性；而他在市民社会中所享有的“人权”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其实际应用归根到底都是一种“人权”即“私有财产权”，而这种权利不过是“自私自利的权利”。由此可见，由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政治解放只是人类解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远不是最终完成。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并以此作为意识形态武器的“自由”、“平等”和“安全”等“人权”的实质早已被马克思揭示出来：在只是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国家中，“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权”并未超出退居于自身的私人利益和私人任意的层次，政治解放也并非人的解放的完成，因而它不是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在进入经济学研究后，逐步提出了劳动解放这一命题。由于“马克思劳动解放的基底是人类劳动时间的解放与自由时间的释放”，因而与劳动相对的体现自由时间的“闲暇”范畴便作为隐藏在马克思逻辑中的另一维度，与“劳动解放”一同成为理解马克思人的发展和人类解放思想的根本目标。并且从闲暇作为个体劳动时间之外，用于娱乐、休息、从事更高级活动和自身发展的可供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与劳动共同构成人的完整生命活动而言，劳动解放与闲暇解放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不为劳动者个人所有的历史阶段中，剩余劳动与可供自由支配的闲暇总是处于对立状态，因而劳动的解放，剩余劳动的消失，同时意味着劳动者的闲暇解放，当社会实现劳动的普遍化，所有人都无法把劳动转移到他人身上时，便意味着同时实现了个体闲暇的普遍获得。另一方面，劳动解放与闲暇解放相互促进，“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在可支配的闲暇时间中所获得的充分发展又使劳动者作为新的主体——最大的生产力，重新进入劳动中，促进劳动的发展、更新和解放。

关于对如何实现“劳动-闲暇”解放的探索，马克思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作为核心概念被提出，但此时马克思仍是从思辨的异化史观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为马克思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支撑，马克思跳出了异化逻辑，但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到此时马克思没有分清物质生产与劳动的关系，因而还未找到劳动解放的真正实现路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进一步突破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从机器大生产的语境中找到了劳动解放的基础，但由于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建立起劳动二重性理论，因而无法解释劳动时间的节约并没有带来工人阶级个人自由发展时间的增加这一悖论；直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发现，使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资本关系的强制下，工人直接劳动时间的降低并不能带来自由的增加和“劳动-闲暇”的解放，而实现后者首先必须“破除抽象劳动的生产机制”，至此，“劳动-闲暇”从经济关系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回归到一般的自然束缚之下，而后一种解放的实现便有赖于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新一轮释放、机器大生产的物质积累和时间节约。

综观马克思“劳动-闲暇”解放思想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结论，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方面，马克思“劳动-闲暇”解放的思想具体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现实之上，“劳动-闲暇”的解放之所以从根本上能够和人类解放画等号是由前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在早期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闲暇”还受困于自然条件以及政治依附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解放意义上的“劳动-闲暇”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此外，从资本逻辑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劳动-闲暇”仍然存在于满足人类使用价值需要的物质生产领域，还属于必然王国，只有生产的更大发展，物质的更丰富积累，才能为“劳动-闲暇”摆脱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规定提供条件，由此可见，无论是对经济关系约束的克服还是自然关系束缚的超越，都需要以生产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闲暇”解放思想以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根本前提，在缺少这一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劳动-闲暇”的发展并不会天然带来其自身的解放，也不会天然地生长出属于人类的美好生活。所以，尽管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劳动-闲暇”解放的生产力，但在由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里，生产发展的目的仅在于资本的无限增殖，“通过现当代生产力发达而给人带来的便利，并不会以人的尺度转化为'一切人’都能享受到的闲暇，而是一方面制造了大规模失业，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劳动者的紧张程度。”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闲暇”的解放既“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并且认为，未来社会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所理解的美好生活中，同时包括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两大目标，而后者是更为根本的。通过对马克思“劳动-闲暇”解放思想的梳理发现，其真正意涵是实现生产力充分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是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体现了美好生活实现的方向和根本路径。

二、劳动闲暇的贯通是美好生活的合理内核

劳动与闲暇作为一组对应的范畴，在思想史中却一直是以分离、对立的形式被论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如“闲暇又正是勤劳(繁忙)的目的”，以及对“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的反复强调，典型地体现了古希腊时期社会关于劳动与闲暇关系的主流观点，此时闲暇的价值被认为高于劳动。这一源自古希腊时期的价值观传统影响久远，直至近代洛克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之源的思想，才形成了闲暇与劳动地位颠倒的转折点，加之其后经由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发挥，劳动成了最富有价值的活动，闲暇则被资本以最大限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侵占，处于依附地位。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资本对闲暇领域商品化和产业化方面潜力的挖掘，劳动与闲暇之间开始呈现出一种交叉、融合的趋势，各种形式的互动、关联逐渐加强，然而应当注意的是，这种统一只是闲暇作为劳动的附属物——或者作为劳动产品的消费场所，或者作为缓解劳动者疲惫和反抗情绪的安慰之地——统一于资本逻辑之下，这只是一种贯通的假象，而远非美好生活的合理内核。真正的劳动和真正的闲暇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同具有目的在自身之内的特点，并统一于促进人类解放、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同时二者相互促进。所以，无论是“劳动为了闲暇”，或是“闲暇依附于劳动”，这种一方以另一方为目的的关系首先意味着从属一方是目的在自身之外的手段性、工具性的存在。与此同时，由于无论哪一方作为目的，这种关系的实质都是以二者的二元对立为前提，因而在这样一种分裂的异化关系中，作为目的的一方其本身的目的性也无从彻底实现。

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劳动与闲暇的新的形式的分裂中，二者即同时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劳动是一种“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的活动。亚当·斯密对劳动的理解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对劳动的主流态度，按照斯密的观点，劳动意味着工人牺牲安逸、自由和幸福，所以他完全不能理解“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而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亚当·斯密之所以会认为劳动令人厌恶，而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是一种表现为外在强制劳动的雇佣劳动。雇佣劳动与历史上的奴隶劳动、徭役劳动一样，对劳动者而言都是体现为外在强制的劳动，然而它与后两者相比，作为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特定劳动形式，体现着发展了的全面的外在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种全面的外在性体现为，劳动者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不仅加工的材料、使用的工具，以及最终的劳动产品是属于他人的，并且由于其自身在生产之前已经出让给了资本，所以，甚至连同劳动本身——劳动者自己的生命表现——也并不属于劳动者。与此同时，社会生产中不断精细化的分工和机器体系使劳动丧失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无论是对被限制在越来越狭小、固定片面的分工领域，还是“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作为以单个无足轻重的生命形式分布在机器体系的许多点上的劳动者而言，“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在劳动与闲暇的分裂之下，闲暇被片面、庸俗化地理解为以各式各样舒适的享受为主要内容的活动，无怪乎卢梭将其视为“人们于无意中给自己带上的第一个枷锁”。因为此种意义上的闲暇除了会使“身体和精神继续衰弱下去以外，这些舒适的享受一旦成为习惯，便使人几乎完全感觉不到乐趣”，而且也更使劳动变得越发难以忍受。人们不能在闲暇中感到真正的自在和舒畅，因为这种闲暇同样是一种受资本逻辑控制而异化了的闲暇。资本逻辑主要通过建立普遍有用体系、合理性原则与消费主义等具体方式，使人们的闲暇变成另一种让人紧张、感到压力和焦虑，消耗自身和忙碌疲惫的领域。建立普遍有用体系的逻辑使得闲暇被物化、商品化和产业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闲暇中属于精神性的、美的、自由等方面的更根本和终极性的人类追求却被边缘化。合理性的原则敦促人们细致地规划闲暇时间以提高效率，然而效率尺度与闲暇并不完全相容，托马斯·古德尔曾指出：“就休闲和娱乐而言，'有效地利用时间’可能仅仅意味着我们遭受了更多的困扰，用30秒钟弹奏一首华尔兹舞曲，可能会使我们丢失掉其中的重要部分；或者，如果你在一个晚上快速阅读马克·吐温的小说，那么你可能根本不能体会到那些诙谐幽默的精华。”消费主义的弥漫则进一步削弱了闲暇之中人们的主动创造性，看似主动的消费选择实际上多是一种个人被动的接纳和没有任何创造性的消耗行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为闲暇创造了更丰富的资源和更多样的选择，但由于其背后的逻辑和目标是资本的逐利而非致力于人的发展，所以闲暇与劳动相比，同样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之中，虽然它以更富于吸引力的方式存在，但这种繁荣背后实则是虚幻，自主背后仍然是被动，个人并非自己闲暇的主人、目的，而是服务于资本发展的工具、手段。

正如劳动与闲暇的分裂同时意味着劳动的异化和闲暇的异化一样，劳动与闲暇的真正贯通一定是以真正的劳动和真正的闲暇为基础，而真正的劳动和真正的闲暇同时又内在地包含着二者相统一的关系。应当强调的是，无论是“异化”还是“真正的”表述，都不是基于对劳动和闲暇进行应然层面上的价值预设，而是一种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未来社会新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与闲暇状态的描述方式。从异化劳动与异化闲暇到真正的劳动和真正的闲暇，从劳动与闲暇的分裂到二者实质上的贯通，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发展的过程。根据马克思对资本趋势的分析，其中存在“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的矛盾，而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直到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生产关系形式所束缚时，共产主义社会便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新的社会形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与闲暇共同作为以人为目的的活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能够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的闲暇，而由于闲暇为人们提供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正是个体获得全面发展的空间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条件，因而闲暇也同时作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被满足。因此，劳动与闲暇的对立也将随之消失，自由并非闲暇所独有，而创造也不再是劳动的专利，从某种意义而言，劳动与闲暇合二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同时，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劳动生产出的产品、服务等可以为人们在闲暇中个性、爱好、能力的挖掘和发展提供更为多样的选择可能，而在闲暇中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活动而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人在劳动时又作为新生成的主体释放出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可见，美好生活的合理内核并不像一般人们所通常想象的那样，它既不是只享受闲暇而不需要劳动，同时闲暇也并非只是一味享受而无所作为，而是一种劳动与闲暇的贯通，二者是人的本质和内在需要展示的不同维度和侧面。

三、劳动-闲暇的共享是美好生活的最终旨归

思想史中劳动与闲暇的分裂不仅是对个人而言，这种分裂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差别，尽管从古至今具体的阶级发生了变化，劳动与闲暇的具体内涵发生了变化，但贯穿阶级社会的历史不变的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劳动而获得了闲暇的专享权利。古希腊时期，“工作是为了闲暇”并非意味着一个人的工作是为了他自身最终得以过闲暇生活，更清楚的表述应是，城邦中一部分人的工作是为另一部分人的闲暇提供保障，然而前一部分人才是城邦的大多数。而到了中世纪，在基督教宗教伦理中，僧侣贵族继承了闲暇的特权生活样态，而劳动则只是属于广大农奴的“专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来，一边是社会对“工作至上”价值的高扬，另一边闲暇仍然是社会中资本家的特权。凡勃伦就曾直接以“有闲阶级”的称谓来描述这种社会差别，（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他看来，从事生产劳动是贬低一个人身价的活动，是不光彩的，而闲暇才是高贵、荣誉和财富的象征，有闲阶级一定是脱离生产工作的。凡勃伦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是准确的，但他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归结为社会风俗、习惯的历史延续的结论却没有触及根本。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以及在一段较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类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在这之外能够腾出的闲暇是有限的，因而社会中只有小部分人才有可能脱离劳动，享受闲暇。而随着历史的进步，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现代工业“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然而“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并且“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所以直到今天，从世界范围来看，劳动与闲暇仍然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劳动-闲暇”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共享与二者的普遍化仍然未能实现。

劳动与闲暇之间所存在的阶级分裂意味着，一方面是社会分化的加剧，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全社会所有人的片面性，无论是对哪一阶级群体而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例，阶级间的贫富悬殊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并且正因为这种劳动是完全外在于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所以“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另一种更深刻的分化是人的智力、才能等发展程度的分化，被限制在劳动生产领域的工人可供支配的时间被应用于资本的增殖，根据马克思“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这一理论，闲暇的有限性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发展空间的不足。而从人的发展角度而言，无论是对劳动者还是与其相对立的资本家来说，这种分裂使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限于一种片面发展的结果。异化劳动给工人阶级造成的痛苦不言而喻，而资本家虽然享受了工人的劳动，但并不意味着他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因为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因而把人本身——因而也把他本身——看作毫无价值的牺牲品”。另外，不劳动阶级的闲暇特权也并非一种真正的属人的权利，而相反往往体现为一种贬低人的活动。根据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刻画，“所谓有闲就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它要通过各种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而又无任何实际用途的活动来证明自身。”很显然这种对时间与金钱的浪费只是一种消耗性行为，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任何利于人的丰富和发展的因素，分裂在不同阶级中的异化闲暇同异化劳动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受动、无力和反对人自身的活动。

在马克思提出的基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而达成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摆脱了资本逻辑控制的劳动与闲暇在全社会范围内是共享的，劳动的普遍化与闲暇的普遍化同时存在。一方面，由于“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并且“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具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同时劳动越普遍，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必要劳动部分占比就越小，因而闲暇的时间增多，进而闲暇越普遍。所以，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都需要劳动，与此相应，所有人也都会有闲暇时间用于自身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劳动-闲暇”的共享还是一种基于促进每一个个体自由全面发展意义上的共享，这一全社会范围内的共享既体现了所有人作为人的平等，又体现着成为人的平等。劳动从其一般属性来看，它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人从自然界获取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的改变与人自身的改变同时发生，通过劳动，一个人“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由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目的在自身之外的性质，因而它们不能完全作为人的体现，而这并不能否定劳动可以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作为属于并体现人的高贵的活动。而闲暇在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分享，又使得每一个人都能拥有挖掘自身多方面潜能、丰富作为人的各个方面发展的时间和机会。“劳动-闲暇”的共享将会为全社会所有人不加区别地创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因而它绝非是独属于某一群体的特权生活，而是一种“美美与共”的生活，这正是当代中国提出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最终旨归，全体人民始终是这一目的和归宿的主体与关键所在。

结语

借助于马克思的劳动-闲暇思想，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根本所指和本质内涵进行了厘清——劳动-闲暇的解放、贯通和共享，体现着美好生活是一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具有创造性和共享性的生活，其根本逻辑体现着鲜明的人民主体地位——这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与此同时，通过梳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至今，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闲暇状况的批判和超越，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逻辑主宰——资本，既是“劳动-闲暇”解放、贯通、共享实现的助力，（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又是制约其实现的阻碍。因此，美好生活的达成必须建立在对资本逻辑的克服和超越之上，既借助过往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生产力发展的大力促进、由其政治解放而带来的平等的公民权等历史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还应当看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并不会必然带来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体现人“生而平等”的公民权概念也仅限于形式上的平等。因而，资本主义制度虽承担了为人类解放和实现美好生活积淀和铺路的历史使命，但它既然远非最终完成，便不应作为我们今天追求美好生活模仿的范本，而应只是取长补短和超越意义上的比照对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是一种美好理想，又是一个实现过程，劳动与闲暇自身的不断扬弃、超越、发展又成为不断追求、接近未来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而同时它的最终达成必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同时伴有各种挑战的发展阶段。不可否认，兼具创造性和破坏性作用的资本力量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文中所阐述的劳动与闲暇领域的种种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正在面对的，如由互联网行业“996”工作制所体现的某些行业领域内的过度劳动现象，以及人们热衷于购物消费的闲暇生活方式等，都是美好生活需要满足和实现的阻碍。但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因而可以对其进行制约和引导。从根本而言，我们要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坚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辨清人民与资本之间目的与工具的关系，以后者服务于前者；（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顶层设计之外，通过教育和价值引导而帮助个体建立起对美好生活的正确认识是极为关键的。正如自由时间的客观增加并不必然促进人们的自身发展所反映出的问题一样，在如个人的生活规划与追求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广阔的教育空间和需要；与此同时，“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社会全体成员是美好生活的享有者，但绝非是坐享其成者，作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美好生活绝非是谁的恩赐，它必须经由一代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所能达成，不仅对美好生活的享有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争取其实现的历史责任也同属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诚如马克思所喻，人们不只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担当创作未来的剧作者。全体社会成员为实现和满足自身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共同沿着这一中国道路齐心协力、踏踏实实、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