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之娇子到天朝弃儿，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竟如此曲折和艰难！

        清朝末年，朝庭破天荒地第一次派出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开眼看世界的大事，是古老中国向现代世界主动迈出的重要步伐。

但是，在首批留美幼童踏上美利坚大地九周年之际，一道旨令从北京通过越洋电报送达远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所有幼童一律撤回国内。

中国的民主和改革进程嘎然而止！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由此取回的星星之火，却开始在华夏大地燎原。

“幼童留美”这件事情，首先有赖于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努力推动。

容闳（1828年－1912年），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因创设幼童留美计划，被誉为“中国留学之父”。

1847年，容闳赴美国麻省预备学校就读。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被称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

容闳深感祖国落后、迫切需要对外开放，曾经试图劝说太平天国派人留美，但未果。

后来因缘际会，成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晚年热心洋务，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

1870年，容闳在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向其提出由官方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建言:“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1871年，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上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提出：“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

不久，垂帘听政的慈禧居然批准了奏请，决定派遣幼童前往美国求学。

从1872年开始，挑选120名10-16岁幼童，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将在美国完成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业，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洋务急需的学科，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

由于这些男孩出洋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1872年8月11日，在准备了长达一年的时间后，清廷终于派出第一批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30名幼童前往美国求学。

▲  第一批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合影

这张照片的背景是晚清著名的轮船招商局。大门前，一群孩子头戴小帽，身着崭新的长袍马褂，脚穿厚底靴，脑后拖着长长辫子。几乎全都表情呆板，眼神里流露出胆怯和疑虑，对即将来临的命运感到迷茫。

日后在第一批幼童中出现了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朝外务尚书梁敦彦等著名人士。

1873年6月、1874年9月、1875年10月，又各有3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涌现了海军元帅蔡廷干、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交通大学创始人梁如浩、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等大咖。

留美幼童乘坐刚刚贯通北美的大陆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被分散居住在40多户美国家庭中。他们刻苦学习，以惊人的速度越过语言障碍，迅速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

▲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照片

同样是这些孩子，几年后的照片上，绸衣小帽变成了西装革履，长辫子变成了小分头，胆怯和疑虑变成了自信与达观。

当同龄人还在中国式的阴暗私塾里，随着冬烘先生的戒尺，摇头晃脑地大声朗读之乎者也、子曰诗云时，留美幼童们接受的是另一种无异于霄壤之别的新教育。

留美幼童迅速爱上了异国文化，脱去长袍马褂，换上运动装，学会划船、溜冰、跳舞，活跃在各项体育运动的赛场上……

▲  留美幼童梁敦彦

留美幼童之一的梁敦彦，后来官至清朝外务大臣。留下了一幅拍摄于留美期间的照片：西装，皮鞋，鸭舌帽，手里拧着一根欧美绅士最爱的文明棍，叉腰站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那种精气神洋溢的范儿，很难相信它的背景竟然是130多年前的清朝。

倘若这些幼童没有远涉大洋，没有去接受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明的春风化雨，而是继续留在古老的中国，怎会发生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容闳内心深处的一个美好愿景：将留美幼童培养成从生活习俗到个人素质，从人生观到价值观都完全西化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影响亿万同胞，以此挽救正在走向末路的帝国。

然而，在一个识洋文、用洋货，与洋人打交道都会被士大夫和大众切齿为汉奸的国家，容闳的思想无疑太过超前，几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尽管留美幼童先后有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位晚清巨擘的力挺，但随着曾的去世和李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受攻击，终于，1881年6月28日，清政府下达了撤回所有幼童的旨令。

其理由是：“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

清政府之所以中断他们的学业，真正原因是这些幼童到了美国后，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一股脑地接受了美国最为先进的民主思想，而这点是清政府无法容忍的。

清政府送他们出国是为了让幼童学习先进的知识，然后为清朝效力的，而不是让他们学成后来反对清朝的。

封建卫道士们一再表示过的担忧：幼童们没把洋人的技术学好，反倒受了洋人思想的蛊惑。即便学成了技术，也将是满脑子叛逆思想的危险品。与其这样，不如连技术也不必学了。

当时《纽约时报》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清）政府认为这些学生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他们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社论指出：“中国不可能只从我们这里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资源模式，而不引进那些带有'病毒’性质的政治上的改革。否则，她将什么也得不到。”

于是乎，在美九十余名幼童，分批撤离了他们已经熟悉并敬仰的美利坚，启程返回已经因为分别久远而变得模糊的、如同概念一般的祖国。

其时，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以后，120位幼童中，至少有50多人考进了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仅有两位幼童大学毕业，一个是詹天佑，一个是欧阳庚。

▲   留美幼童詹天佑

后来，一个成为家喻户晓的工程巨匠，一个则毕生献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

在途经旧金山时，幼童组建的棒球队应邀和美国屋克兰棒球队比赛，比赛结果：幼童队获胜。

棒球乃美国国球，而中国人居然获胜，这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同时也说明，幼童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和这种文明的骨髓。

▲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比赛的获胜对离别的忧愁和学而未竟的悲愤作了一次有效的减压。

随着中国的临近，幼童们心中升腾起的，是对故国的热望和想象中的同胞们盛大欢迎。毕竟，他们抛家别亲，不远万里奔赴异国，正是为了改造这个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

现在，终于拥有一技之长――虽然还远远说不上完美，但祖国不正在渴望他们的归来和拯救吗？

当这些已然西化的学子回到祖国时，却意想不到地成了传统的异端和同胞眼中的另类。

当幼童甫一抵达上海，立刻领教了祖国的冷漠与警惕，迎接他们的是国人怪异的眼神和官兵严密的看管。

幼童下船后先是被送往上海海关道台衙门，然后又被看管在已经荒废许久的求知书院，并遭到官吏们粗暴和轻蔑的对待，形同囚犯。

其情其景，就像孩子热切地投入经年不见的母亲的怀抱，母亲却闪身一旁，命令仆人搜查你身上是否暗藏利器，企图行刺。

幸好，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能清醒地认识到幼童的价值。这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封疆大吏，将大多数幼童安排到了辖下的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

在幼童们回国直至大清灭亡的三十年间，绝大多数没有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和重用，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屡遭挫折。

但是幼童学问扎实，精通外语，聪明能干又有报国之心，特别是晚清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都急需外交、军事和建设人才，因此他们大多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   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

其中不少人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政界、军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为国家贡献了聪明和才智。有的还在反侵略战争中，为保卫祖国壮烈牺牲。

当幼童们大展宏图之时，他们曾经效忠过、但对他们的效忠视若无睹的大清已经划上了句号。时代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天地一新的民国。

大清的失败与日本的成功，深层次原因是多重的，但从这两国政府在对待留学生的做法上，就能清晰地判断得出，到底哪一个国家将在中兴的赛道上获胜。

日本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始于明治维新前夜。

就在容闳紧锣密鼓地为幼童留美活动时，日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耗时近一年之久，遍访欧美各国。

代表团有五十多位青少年随行，他们陆续在欧美发达国家留了下来。

在出发之前，明治天皇甚至亲自接见了留学生代表。而在中国，留美幼童启程前，所能接触到的最高官员也不过四五品。

明治维修后，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数量激增，当中国才向美国派出两批幼童时，日本派出的留学生已多达一千人以上。

令人郁结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参与这场战事的双方军官中，都不乏留学欧美者。

但那场决定了近代史上中日各自国际地位的海战，结果令国人一直怀恨在心：中国如同马尾海战那样，又一次遭遇惨败。

这场海战中，中方共有十一名留美幼童参战，阵亡三人，负伤一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定远舰大副谋吴应科，后来成为民国第一任海军司令。

时任定远舰中校顾问的英国人泰勒，回忆：“（吴应科）在硝烟弹雨中，他本可以藏身在炮塔之中，但他挺身屹立在甲板上，正当其时，他身旁的一位水兵被炮弹轰毙，血肉横飞惨不忍睹”。

但是，尽管吴应科们如此英勇，却依旧无法改变失败的定局。就像再强大的愿力，也无法挽住一个国家滑向深渊的车轮。

战后，吴应科因作战勇敢，被授予巴图鲁称号。但他愤怒地把清政府颁发的勋章扔进了浊浪滔天的大海。

甲午战败，老臣李鸿章满怀屈辱地担任全权代表赴日议和。

多年以来，李鸿章常被加以汉奸和卖国贼之类的骂名，其实，作为彼时帝国最清醒与最开明的官员，他焉能不知这个肉食者们只知痛饮漏舟之中，高歌危屋之下的帝国已经完全不可救药吗？但除了割地赔款，难道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还有其它前途可言吗？

与李鸿章随行的，有一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在日期间，亲眼目睹了年迈的李鸿章如何在谈判中受尽折辱，甚至被激进的日本浪人行刺，差点命丧异国。

同样是到海外吸取过另一种文明养份的留学生，当日本留学生们高歌猛进，叱咤风云时，林联辉却只能在悲怆中为命悬一线的李鸿章包扎疗伤。

比较中日留学生在各自国家的命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以史为鉴的机会。

留美幼童长时间被看作是夷人化育的异端和杂种，不重不用，或控制使用；而日本则当作国宝，当作改良民族素质的急先锋，尽力给他们以表现的舞台和实施才华的空间，他们为日本的脱亚入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此泾渭分明的做派，说到底，不过是中国希望留学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日本则希望全盘西化。

与清政府日夜担忧留美幼童会因身处异乡，在异族的文化背景下数典忘宗，甚至沾染上美国人的激进思想不同，日本从明治天皇以下，全体脱下和服，改穿西装，至于他们派出的留学生，更是无人对他们在异乡的思想是否合于传统，是否离经叛道而忧心忡忡。

清政府派出幼童留学也好，实施洋务运动也罢，其实质，都只是希望学习洋人的技术，至于洋人的思想，洋人的生活方式，必须视为可怕的超级细菌，全体臣民都得拒腐蚀，永不沾。

大清的梦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就像严复强力反驳过的那样：“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也就是说，把一种文明分为体与用两部分，只吸取它的用而抛弃它的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严复的预言何其具有先见之明：只要西方技术而不要西方体制的清朝走向了穷途末路，既要西方技术更要西方体制的日本则迅速跳出困境，一跃而为列强之一。

或许可以说，是大清自已拒绝了这些满怀赤诚的拯救者，拒绝的结果是，作为拯救者的幼童报国无门，而作为拒绝者的大清则轰然倒塌——这个日暮途穷的帝国最反动之处就在于：它宁愿选择死亡，也要断然拒绝来自另一种文明的急救。 因为您的陪伴，岁月更加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