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权力之网：曾国藩人际网络对晚清战局及政局的影响

mynotebook 2023-01-17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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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77 篇推送

清代版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图片来源：https://minyi./folkart/analysis?id=2123）

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常常涌现足以左右国家发展大局的权势人物。这些个体通过何种具体机制，以一己之力影响宏观政治、经济格局？白营等2022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新作，为一种可能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性证据——权势人物通过人际关系网络，对政治经济局势演进施加关键性影响力。

这项研究探讨了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名臣曾国藩的私人社会关系网络在组织湘军镇压太平军、型塑战后政治权力格局中的作用。研究提供了关于战中士兵死亡率、战后精英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结论，为深入理解精英、战争、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历史叙事与研究数据

咸丰三年（1853年），因母丧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奉令督办湖南团练，而后组建湘军，以助清廷平定太平天国起义。自湘军组建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湘军与太平军之间共爆发六百余场战役，是清廷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力量。

本研究试图回应三重历史叙事：其一，湘军的组建极为依赖精英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网络助益湘军集团募集乡勇，筛选理想兵源并获得士兵信任。其二，太平天国之后，湖湘精英崛起，深刻影响了晚清政局。湘军的军事成就，使得湖湘精英势力大增，清廷不得不倚仗湘军势力，重用湘军人物。其三，湘军组建是近代中国基于关系网络构建军事集团的滥觞。湘军打破了自宋代以来国家制兵的军制传统，是近代中国“兵为将有”的起源，被既往学界视为近代中国权力结构演变的重要节点。

作者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共有三种：曾国藩的人际网络、湖南士兵死亡情况、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各籍政治精英的权力升降。

首先，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关系数据包括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三十年间（1820-1849年）乡试和会试中与曾国藩相关的座主门生关系及同年关系、曾国藩的血缘与姻亲关系、以及根据梅英杰等所撰《湘军人物年谱》定义的“友人”关系。依据以上三种人物关系数据，作者构建了曾国藩的基础人际关系网络（不由个人意志决定，包括座主门生、同年、血缘关系，共含2419人）和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增加亲缘和友人关系，共含2460人）。接下来，作者根据每个县中处于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物数量、每个人物在网络中与曾国藩的距离，将人际关系数据转换为一个体现各地与曾国藩关系密切程度的县级变量——精英关联度（elite connection）。

图1 曾国藩的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包含血缘、姻亲、友人、会试及乡试中的座主门生、同年关系。其中，空心点表示非湖南籍人物，实心点表示湖南籍人物。

其次，作者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撰的《湖南通志》中收集了1850年至1864年34,328名湖南各县军人的死亡记录，其中29,490人的记录包含死亡时间及地点。最后，为了测度太平天国前后各县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格局，作者使用钱实甫主编《清代职官年表》中的官员信息，统计了1820年至1910年三品及以上汉人官员籍贯，构建县级面板数据。

精英网络对士兵死亡人数的影响

基于1850年至1864年湖南省75个县的军人死亡记录，本研究实证分析验证了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的基本人际关系网络与各县士兵死亡人数的关联，以探讨曾国藩精英集团在战争中展现的动员能力。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1853年曾国藩奉令组建湘军之后，湖南省内与曾国藩“精英关联度”更高的县，士兵死亡人数更多。当且仅当1853年曾国藩掌权之后，精英关联度对各县士兵死亡人数具有正向显著影响。

图2 四种不同测度下的精英关联度对士兵死亡人数的影响力系数变化。其中，左侧两种精英关联度使用各精英与曾国藩在网络中的距离进行加权。蓝色垂线代表曾国藩组建湘军的1953年。

接下来，作者检验了其他人际网络对士兵死亡人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扩展人际关系网络影响力不及基本人际关系网络。此外，两项安慰剂检验——人为假定曾国藩在不同年份参加科举以搭建虚假人际关系网络、使用淮军死亡人数代替湘军死亡人数，均佐证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精英网络对战后权力分配格局的影响

曾国藩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否进一步影响了太平天国之后的精英权力格局？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作者使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太平天国前后（1821年至1910年），汉人官员的籍贯县精英关联度与官职品级之间的关系。

统计结果表明，自湘军建立至太平天国战后，对于湖南籍的官员，其籍贯县的精英关联度越高，最终获得三品以上官职的几率越大。但对于非湖南籍的官员来说，无论在太平天国战时还是战后，籍贯县精英关联度都对官职取得无显著影响。更深一层的证据表明，湖南各县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贡献（以士兵死亡数为代理），与其地出身官员战后官职取得有显著正向关联。

图3 籍贯县精英关联度对官职取得的影响（1821-1910年）。图3A为湖南籍官员，图3B为非湖南籍官员，图3C为二者差异。

最后，作者引入Ellison-Glaeser (EG)指数测度太平天国前后，全国范围内权力格局分配的不均衡度变化。在这一步骤中，作者将全国各省进士比例视为“基准份额”，以各省实际三品以上官员的实际份额与基准份额的偏差，代表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程度。1850年后，EG指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这表明太平天国之后，虽然清廷仍通过科举选拔官员，但实际的权力分配却背离了科举成绩。作者通过反事实分析法证实，湖南诸县的精英关联度显著影响了EG指数的上升。这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权力分配在战后变得更加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与湖湘精英网络确有关联。对全国各省总督和巡抚籍贯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