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有名的五项式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式各项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构成五项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极大地扩展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同时，五项式论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作为未来社会结构学的总纲。普列汉诺夫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其理论依据来自黑格尔的广义辩证法。
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叫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以下简称《基本问题》）一书谈马克思主义只涉及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得也远不周全，就是对辩证法少数几个重要问题略做论述，对认识论则点到为止。如果把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书名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若干基本问题》，就切题了。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基本问题》最重要的理论成就是以完整的形式提出了有名的五项式论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唯物史观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是由两个学科，即作为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唯物史观和作为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组成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由社会结构学、社会发展学和社会发展动力学组成。而历史哲学则是由适当的一些哲学范畴在历史中的运用所构成的一个严谨的系统。一般社会学理论三个组成部分中，现今发展得相对充分的是社会结构学。
我国现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教科书一开始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全书的内容基本上讲的是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规律几乎没有讲什么。比如对生产力是怎样发展的、政治制度是怎样发展的等等未置一词；对国家的发展也只讲了一头一尾：国家的起源以及国家的消亡，而中间一大截国家是如何变化发展的没有讲。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提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1893年，普列汉诺夫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上述原理，提出了五项式，但他觉得这个五项式并不很完美。他在1908年发表的《基本问题》中正式提出完整的“五项式论”。他把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概括为五项公式：（1）生产力的状况；（2）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3）一定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4）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部分由生长在经济基础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5）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他提出这个公式时特别做了三点重要说明。第一，这个公式十分广泛，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因素都可以给予相当的位置。第二，这个公式只从起源方面对五种社会因素做了规定。其所以如此，目的在于反对折中主义，强调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性质。第三，这个公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见解的进一步“说明”。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个五项公式，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容的完整的理论。在他前后写的许多哲学论文中，都对这个理论做了各式各样的补充和说明。
笔者在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六章中用六万多字的篇幅对这个完整的理论做了比较详细、系统的转述。这里仅就普列汉诺夫有独特见解的地方以及在现今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没有得到反映的要点概述出来。普列汉诺夫认为，在五项公式中，在先的一项对在后的一项有起源关系；在后的一项对在先的有派生关系，也有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每两项之间甚至多项之间都会发生相互作用，而且各项内部诸构成要素之间也都会有相互作用。当两种要素或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同时发生，有同一项要素叠加时就会产生有名的中介环节理论。如经济关系影响政治上层建筑，同时政治上层建筑又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这时经济关系通过政治制度这个中介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这种影响与经济关系直接影响社会心理或思想体系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有名的中介环节理论。中介环节论，是以五项式中两项或多项之间相互作用，以及派生项对起源项之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为前提的。
生产力的作用。生产力在马克思社会结构体系中始终占着中心的位置。它不仅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或社会的一切方面的基础，而且是人类历史过程的原动力和形成力，是一切社会因素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力量。关于生产力本身的构成要素，普列汉诺夫继恩格斯之后认为，除了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之外，还应加上生产动力。
两种生产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不止是一种生产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关系或财产关系，还有一种劳动组织关系，即与所有制关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它一般是与生产力的发展并行发展，与生产力的变化并行改变。它不会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不会像所有制关系那样可能长期落后于生产力的变化，以致引起社会的变革与革命。这种生产关系在马克思《资本论》中也有论述，在马克思那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普列汉诺夫讲的这种生产关系是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
两种经济基础和两种上层建筑。普列汉诺夫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经济关系作为社会的基础。而把其他社会设施、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意识归结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还有另外一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写道：“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这就是说有两个“基础”，一个指全部生产关系的总和，另一个则进一步包括生产力。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两个定义都是对的、有益的。前一种经济基础可以认为是狭义的，后一种可以认为是广义的。在前一种经济基础上耸立的上层建筑都具有阶级性。建立在后一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其特点有的有阶级性，有的没有阶级性。在所有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社会设施中，普列汉诺夫认为起决定作用和主导作用的是政治制度。
普列汉诺夫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意识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社会意识分成两种基本形式和两个发展过程。两种基本形式是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普列汉诺夫所谓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是指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间普遍流行的、自发产生的、没有经过系统加工整理的精神状况，包括现实社会生活使他们产生的以及从传统中获得的各种感觉、情绪、理想、愿望、要求、信念、观点、习惯、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简言之，社会心理就是人们的日常意识。而思想体系则是或多或少概括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即由思想家、学者、文艺家等一些特殊阶层的人物加工改造过的社会意识。
两种心理。一种作为自然科学的心理学上的心理，另一种是作为一般社会学的唯物史观上的心理。普列汉诺夫对此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说：“就人的心理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而言，它是生物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同这个心理发生关系，只是因为它的发展是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实现的。”可见，他把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同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人的心理明显区分开来了。他所谓社会心理学和今天作为自然科学的“普通心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学科。后者所研究的人的心理，基本上是超阶级、超民族、超时代、超历史的。这种研究当然也有意义，也是必要的。但历史哲学所要探讨的并非这种超时空的一般心理，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理或社会人的心理。
作为社会意识的两个基本过程：一方面由适合心理“系统化”“纯化”“概括”“蒸馏”或者说“氤氲化生”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则由思想体系“灌输”“普及”“扩展”或者说“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而且无论在前一过程或后一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都起着决定性的“霉菌”作用。
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本身都有三个要素，即认识因素、价值因素和职能因素。
普列汉诺夫认为：“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当普列汉诺夫提出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共同根源这个思想的时候，完全是就一定的有限的范围说的。这个范围便是人类精神现象。他从来不认为社会心理是“最后的根源”。对于黑格尔和泰纳等人把“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当作“最后的原则”，或者把“环境”当作“最后的靠山”，他总是坚决地加以驳斥。他始终不渝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在内的一切意识现象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或者说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最大的功绩之一就是根据西欧和俄国思想史上大量的事实材料，具体而深刻地研究了适合存在决定思想体系这一原理起作用的范围、性质、程度和规律性。
普列汉诺夫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了经济对思想体系的这种作用。第一，思想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提。社会必须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抽出一定的人手从事各种科学工作，任何一种新体系的出现都要求某种程度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必须以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前提。第二，思想体系的内容和性质。为什么以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为代表的古代希腊经济科学如此不同于以亚当·斯密或李嘉图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呢？因为古代生产关系不同于近世生产关系。第三，社会内脑力工作的方向。某个思想家、艺术家或某一流派正好对这些概念、问题、方法、倾向发生浓厚的兴趣，而对另一些概念、问题、方法、倾向则漠然置之或予以抨击，其原因只能到社会状况，特别是生产关系状况中去寻找。“思想体系的历史，大部分要以观念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来解释，而观念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则是受一定的社会力量结合的发生、变更和崩坏的影响。”
总之，普列汉诺夫关于五项式各项之间相互关系与构成五项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是十分丰富和详细的。它极大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也极大地扩展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贡献
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式论，虽然也有缺陷，有待进一步发展。但它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将五项式看成未来社会结构学的总纲。普列汉诺夫在社会结构学方面的另一个功绩是，他揭示不能停留在社会平面结构的分析上，而必须进一步分析社会的立体结构。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唯物史观的，而在讲唯物史观的著作中很少不提及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在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许多卓越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中相对完整的理论系统。这些论述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发展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首先普列汉诺夫把地理环境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成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外在条件，另一方面是地理环境诸要素作为不断参与各种社会变化的内在要素而影响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在前一方面普列汉诺夫根据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把地理环境作为“人类历史的地理基础”，并把它分成三类：1.干燥平坦的高地，连同它广阔的草原和平原；2.大河流经的低平谷地；3.直接毗邻大海的沿海陆地。例如，第一，高地，蒙古民族在蒙古高原千百年来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游牧生活；第二，平原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居民长期都过着农耕生活；第三，海岸区域，英伦三岛等以及沿海岸居民则以经商为主。普列汉诺夫认为，地理环境的某个或某些要素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要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定社会结构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所处的位置不同，其作用也就两样。所以，地理环境诸要素对不同时代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要么决定社会发展，要么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这么简单的作用。在这里，他提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地理环境是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这种作用的性质、方向、范围、速度、复杂程度等等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决定的。换句话说，“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人类的影响，是一种可变的量。被地理环境的特性所决定的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人类控制自然的权力，因而使人类对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一种新的关系。”简言之，地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生产力的“函数”。这是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基本原理。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学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这条基本原理。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唯物史观的著作中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是相当充分的。首先，他经常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其次，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大量引证已出版的民族学专家和旅行家们的专著，记述某某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遇到怎样的地理环境，所处的地理环境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并对作者的论述进行点评。在《基本问题》中普列汉诺夫引证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专著非常之多，在论证地理环境的作用时，他从不抽象地、一般地议论地理环境的作用，说什么地理环境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因为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发展和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就一般观点而言也远不止是决定、加速或延缓三种作用。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的分析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首先，他没有注意到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这也由于他没有看到当时尚未公开发表并对这个问题已有许多论述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普列汉诺夫著作对环境恶化问题丝毫没有提及，这是一大缺点。其次，他也没有注意到，地理环境构成要素之一的动植物区系中微生物对人类的伤害。鼠疫（即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三次大流行，死亡的人数以千万计。黑死病流行期间，许多城镇和农村居民大部或全部死亡，余下居民也逃离家园，城乡空无一人。这里的社会也就从地球上消失，或者这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倒退若干年（中国历史上某朝某代在某些地区曾发生严重的天灾如旱灾、水灾或虫灾等造成粮食绝收，当地居民生存环境恶劣，也会产生上述情况）。
普列汉诺夫在《基本问题》中谈到，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权威哲学家米丁曾写了一篇文章，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后来，普列汉诺夫这个观点，一直受到许多苏联哲学家的攻击，对我国理论界也有影响。笔者在《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第三章详细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强烈地批判了米丁们的攻击。普列汉诺夫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斯宾诺莎主义，其实质指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唯物主义”。我们肯定普列汉诺夫上述命题的正确性，并不意味着要求现在的我们仍然必须保留他的这种表达方式。因为任何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有它的时代性，有它的特殊语境，而且也取决于表达者个人的一些特点。
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的正式命名
最后，谈一谈表面上似乎与《基本问题》一书内容无直接关系，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即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19世纪90年代中，正当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声名鹊起时，他就提出马克思哲学正式命名的问题。他说：“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辩证唯物主义这个名称提出以后，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并在全世界流行开来，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唯一正确的”说法却没有人再提及了。更没有人进一步追究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名称的理由，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没有公开的解释。也许他认为这个说法是自明的；也许他认为既然辩证唯物主义迅速地为广大读者接受，也就没有必要再谈“唯一正确的”道理了；也许他认为把黑格尔用唯心主义语言说的那个道理用简明通俗的话表述出来，一时感到有些麻烦。
实际上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有广狭二义的。而普列汉诺夫关于“唯一正确的”道理就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广义上。如果问中国的大学生何谓辩证法，他们差不多都回答：辩证法就是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中讲的那四条，即与形而上学相反的那四大特征。如果再问：还有没有呢？回答也都会是：没有了。因为，教科书里没有多写，老师在课堂上也没有讲更多的东西。这些回答对不对呢？也对，也不对。说对，因为斯大林的辩证法观点来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来自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参见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与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四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所论述的这些辩证观点又完全来自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恩格斯把《反杜林论》写成后，曾经从头到尾念给马克思听，得到马克思的首肯。说它不对，是因为斯大林的观点只涉及黑格尔辩证法的狭义，另外还有一种广义没涉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和西方哲学史上，从来没有人说黑格尔哲学辩证法有广狭二义。大家都不知道辩证法还有什么广义和狭义。
1858年1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马克思这里说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辩证法。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研究方法。很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用较长篇幅阐述的那个辩证法用简明的语言转述出来，让大家都充分了解。
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马克思未完成的写作任务。为什么说在一定程度上呢？因为如果马克思写成了这篇文章，跟列宁的十六要素是完全一样，还是大体一致，或者相差远一些呢？现在很难说。也许有更多的要素如十七、十八要素或者是较少的要素，也可能具体要素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因为马克思毕竟没有写成该文，这就只能靠猜测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并不容易解读清楚，但列宁的解读大致不会错，即使有些出入也错不了太远。有一点可以肯定：马克思和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广狭二义的理解基本上应该是一致的。列宁的《哲学笔记》出版以后，十六要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流行开来，但是从来没有人指出这十六要素包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广义和狭义。首先，列宁的十六要素比斯大林的四大特征从数量上说多了三倍，从内容上说十六要素中许多要素与四大特征完全不同。四大特征讲的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而十六要素中有好几条则是形而上学者与辩证法家共同赞成的。就第一要素“考察问题的客观性”来说，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辩证法家和形而上学者都承认的，并不对立。列宁的《哲学笔记》公开发表半个世纪以来，黑格尔辩证法有广狭二义，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黑格尔广义辩证法：“由于它〈环节〉，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应当叫作辩证的环节。”
《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以及张世英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等书中的“辩证法”条，对黑格尔“辩证法”概念的内容做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既有广义辩证法的内容，也有狭义辩证法的内容。就广义辩证法而言，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辩证法是自我发展中的概念。”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用唯物主义语言说就是客观世界。苏联著名哲学家约夫楚克曾把黑格尔的这个辩证法定义用唯物主义语言解读为：辩证法是客观世界的相似物。可以说，约夫楚克的解读是正确的。可惜约夫楚克的这个观点在苏联哲学界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在笔者阅读过的所有苏联哲学著作中既没有人表示同意，也没有人反驳。对约夫楚克的这种说法，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有什么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辩证法就有什么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客观世界有多少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辩证法就有多少规律、原理或基本特征。客观世界发展了，对原有的某些规律或基本原理进行了某些修正，辩证法也就进行同样的修正。换言之，任何时候客观世界有什么，有多少规律、普遍原理或基本特征，这些规律等都是辩证法的要素或“辩证的环节”，都是辩证法的。总之，辩证法就是同客观世界一样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其道理就是建立在黑格尔辩证法的上述这个广义之上的。这样，普列汉诺夫就合乎逻辑地声称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唯一正确的名称。
再讲一件真实的、非虚构的故事。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政论时说过：普列汉诺夫有一个习惯，老说他提出的策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实际上许多都是违反辩证法的典型。笔者翻译过普列汉诺夫几乎全部受到列宁严厉批判的反面政论文章。翻译时总记得列宁的这句话，翻译过程中一直注意普列汉诺夫在政论文章中什么地方说他的文章是辩证法的，结果一无所获。难道列宁说错了吗?难道他会无中生有地说这句话吗？不可能。列宁这句话的来源，估计应该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旧《火星报》编辑部共同工作的三年多中听普列汉诺夫口头说的。每当列宁或编辑部其他工作人员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提出疑问时，他就会说：我的策略符合辩证法。普列汉诺夫为什么说自己的策略是辩证法的，而不说是正确的、科学的？因为如果说正确的、科学的，就会显得粗俗和直白，缺乏格调；而辩证法一词显得委婉、高雅，有学者风范，并使对方一时难以反驳。这也符合普列汉诺夫特有的性格。再者，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对广义辩证法的理解，认为很宏伟、很气派。所以他经常在谈话中用辩证法代替正确，代替科学，代替真理。这个故事表明，普列汉诺夫对广义辩证法和黑格尔有着同样的理解。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如果我们确信、牢记并在实践中坚定地贯彻黑格尔广义辩证法这个观点，经过一百多年来科学的演进，辩证唯物主义一定会不断逐步实现恩格斯这个预想的结果。最后，再说一遍黑格尔广义辩证法观点：过去、现在、未来科学确立的一切一般规律、普遍原理、基本特征或都是辩证法的要素，都是“辩证的环节”，都是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