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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其 刘涤生 作者简介:
陈文其：(1895-1988)，原名陈炳宗，黄县城关镇(龙口市东莱街道)打线徐家村人。1924年在青岛结识了中共早期创始人之一的邓恩铭。1925年1月，经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黄县历史上第一位共产党员。先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四路民运部长兼民众动员委员会主任，黄县抗日民主政府、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设科科长，胶东北海银行副行长兼黄县分行行长，后任北海银行行长。1941年夏，任北海银行总行胶东分行行长。此后，又先后担任了胶东工商管理局局长、中共胶东区委海外工作团团长、胶东行署秘书长兼外事特派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海银行山东总行行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兼人民银行山东分行行长，山东省财委副主任，山东省计委副主任，山东财政学院第一任院长。1983年，当选山东省政协第四届常委。 刘涤生：(1907－1980) ， 又名文萱、椿亭。山东省龙口市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山东胶东区北海银行会计、副行长，北海银行淄博分行经理。解放战争期间，曾任鲁中区北海银行分行行长、北海银行鲁中南分行副行长、北海银行胶东区分行行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分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副行长、代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行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山东省委财办副主任。曾当选山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0年病逝。 一九三八年秋天，我们胶东的北海银行在掖县正式宣告成立了。银行成立后，通过发行地方本币，同日本人、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粉碎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和掠夺；同时通过发行低利贷款，扶持了群众生产，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北海银行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不但为胶东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还多次向我山东党政机关解送过黄金和北海币，对支援全省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我国以后，在金融战线上也展开了疯狂的侵略和掠夺。他们指使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台湾银行发行所谓日元钞票，推行于华北一带。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又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强制华北沦陷区人民行使，以此来掠夺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实行其“以战养战”的反革命政策。
伪“联银券”发行后，日寇用伪币来掉换法币，再用法币到英美银行里去套取外汇，购买军火原料，杀我人民，并且妄图削弱法币的外汇基金，动摇法币的基础，进而把法币逐出华北，使我敌后人民金融窘困。
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大面额金圆券 当时，虽然我党在胶东地区已初创蓬（莱）黄（县）掖（县）革命根据地，但根据地内的金融市场还是比较混乱的。国民党的法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票子）不敷流通，韩复榘的民生银行的票子信用很差，地方商号出的流通券、支票很杂，影响市面交易，使商业呆滞，农村经济处于萎缩的状态。
为了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阻止伪钞的泛滥，调整根据地的金融，使我党我军有可靠的经济保证，以利坚持长期抗战，迫切需要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发行自己的票子。为此，在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由高锦纯、郑耀南等同志开始做成立银行的筹备工作。
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郑耀南
郑耀南故居 这期间，恰好有一个中小资本家－青岛中鲁银行的经理携汽车数辆经平度回掖县躲避战事，路上被平度的顽固派张金铭部截去了他的汽车，并派人去追捕他。他落荒而逃，到掖县城后，被我们收留。为此，他感恩不尽。当时我们正在筹办银行，而他又是干银行出身的，于是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几个月后，银行便正式宣告成立。因为蓬、黄、掖根据地北面临海，所以命名为“北海银行”。
北海银行是招收股份，公私合资经营的。银行的本金是二十五万元，其中公股七万五千元，民股十七万五千元。当时出的票子，有壹元、伍角、贰角、壹角四种票面。票版用的是铜版，由掖县私人印刷局印刷，共发行票子大约是九万五千元。
北海银行历史陈列馆
北海币一发行，便在群众中取得了很高的信誉，蓬、黄、掖一带很快就流通起来。但是到一九三八年冬天，由于伪匪张宗援、刘桂堂（黑七）从西面侵入胶东，所以在春节前后，我们的政权便依次撤出蓬、黄、掖三个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北海银行总行也跟随撤出掖县。在群众的帮助下，把带出来的帐册、票版和剩下的一部分票子，安插在蓬莱北沟。当时的银行副行长陈文其同志，则随区党委财委会转移到莱阳西北部的张格庄。至此，在掖县创立的北海银行，就暂时停止了工作。
我们的民主政府撤出县城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波动，他们担心北海币就此作废。针对这种情况，区党委经过研究，认为北海币是我们自己出的票子，不能停止使用。因为停止使用就等于不要群众；不要群众，还谈得上什么抗战呢！我们共有二十五万元的基金，而发行的票子仅有九万五千元，即使全部收回也是足够的。因此区党委决定：北海币继续使用。这样，群众的情绪日趋稳定，我们的北海币仍然公开地在非敌占区和敌占区流通。当时在黄县城、龙口特区，甚至在伪军当中都广泛地使用着。日寇虽然曾三番五次地下令禁止，有的伪军因为使用北海币，甚至被抓去毒打一顿，但总是没有效果，北海币仍然在暗里流通着。而伪“准备银行”的票子，虽然借着敌伪军政势力来推行，但一般的老百姓就是在不得已时使用了，也马上拿到黄县城里或龙口特区买成货物。
胶东区党委转移到莱阳张格庄不久，就决定恢复印钞，重建北海银行。区党委派陈文其同志带了警卫员，到蓬莱北沟起回了我们安插在那里的票版、账册等，并指示由《大众报》社印刷厂代我们继续印票子。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北海银行又一次重建，陈文其同志任银行行长，在银行工作的还有姜文、王仁斋、刁钺、刘涤生等几位同志。是年冬，区党委离开张格庄时，报社给了我们一部分机器，至此，银行才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那时候，由于敌人的频繁扫荡，我银行印刷厂常常要搬迁，有时来不及转移，群众就帮助我们掩埋印钞器材，存插钞票。等敌伪扫荡过后，我们就再把器材挖出来继续印刷。另外，那时的印钞条件也是很差的，一付票版用不多久就要更换，而我们自己又不能制版，到敌占区去制版，困难是很大的。为避敌人耳目，我们特意在票版上做了“冥府银行”字样，回来再抠掉，换上“北海银行”字样。票纸、油墨等，也要到敌区购买。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为我们采买的商人，一次能买到十令八令纸的就是大户了。这样，我们只好有什么型号的纸就用什么样的纸，有什么样的油墨就用什么颜色印刷。所以印的票子，往往同一种票版，却纸型不一，颜色不一。为了便于流通，就分别带上“发”“展”“农”“村”“经”“济”等字样，以示区别。
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印刷条件也逐步有了改善。开始，只在北海专署有一个印刷厂，后来在东海专署又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我们所用的机器，开始只有“脚蹬子”，之后有了四页机，再后来，我们由胶东驻上海办事处刘若明同志，通过在上海经营印刷业的于鲁若同志，为我们买来了胶版机。同时我们也有了制版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制版厂。
北海银行随着我根据地的扩大和银行业务的不断开展，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了，而且逐步地增设了一些机构。从一九四一年起，胶东的东、北、西、南四个海区都建立了支行，并渐次在各县建立了办事处，县以下还有若干贷款所（一个区或几个区设一个）。
二 自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寇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改为政治诱降为主，从而抽出兵力对我敌后根据地反复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并配以政治上的强化治安，经济上的统制、掠夺，实行所谓的“总力战”。在这种形势下，同敌人进行货币斗争，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其成败胜负，也直接关系到我根据地的发展和军民的生存。
当时，侵入我胶东地区的日寇，为了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和掠夺，在货币方面，极力扩展伪钞的流通区域，排挤北海币和法币的流通区域。同时还利用法币和伪造的北海币，到我区收买大量的粮食、棉花、生油等物资。那时候，凡是在敌人设立据点的地方，日寇一方面折收法币，迫使敌占区民众存有法币者先行登记，再换以伪钞。另一方面，在搜刮征收捐税时，强迫群众缴纳伪钞。并且强迫据点附近的集市并到据点里，勒令民众到据点内赶集，用伪币成交。在敌我争夺地区，也常常出动小股敌人，乘集期包围集市，强搜民众腰包，遇有法币即行没收，北海币则撕毁，人遭毒打，将集市驱散，使民众不敢使用北钞和法币。
为了粉碎敌人在货币战线上的进攻，我们的政府通令禁止使用伪钞。对民众中持有伪钞者，少量者子以兑换，多者没收。同时还由党政军民联合起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查缉。为了防止敌人并集、打集，我们在每相距十里的范围以内遍设小集，半日即散。这样，可在敌人打集时易于逃散，减少损失。在敌人的据点附近，我们还有计划地推行北钞，吸收法币，减少敌人推行伪钞的空隙。
由于我们对敌人大量发行伪钞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团结和争取了广大群众，所以，伪钞不但在我根据地内不能流通，即便敌区的商人也不愿意积存伪钞，他们宁可存货不愿存钱。而我们的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了，并且逐步地流通到敌占区去，甚至暗里流通到敌人的据点内部。当时，西海敌占区的集市上，由于敌人对北海币查缉很严，商人和群众不敢公开要北海币，卖东西时指名要“屋里钱”，所说的“屋里钱”，实际就是我们的北海币。有的商人一旦收到北海币后，就不愿再向外花了。
敌人见北海币不但不能禁止流通，而且信用越来越高，便有计划地伪造我们的北海币，企图用假票来收买我根据地的物资，破坏北海币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
一九四一年以来，我们发现敌人伪造的假票种类很多，几乎我们发行哪种票券，敌人就伪造哪种票券的假票。他们通常是在边沿区和据点附近，以几百元伪钞买一千元假北海票的价格，把假票推销给跑解放区的商人，由他们带进根据地行使。他们携带的方式比较隐蔽，有的装在油篓里，有的塞在车胎里，有的夹在火纸里。到我根据地以后，大都在粮食市、牲口市、花布市上，找不识字的农民和妇女买东西，有时直接用假票，有时则把假票夹在真票中混出去。
当时，抗日民主政府颁布了查禁伪造和行使假票的法令，严厉打击伪造和行使假票的罪犯。在边沿地区，我们还组织查缉，防止假票流入我根据地。另外，我们一发现假票，便立即写稿登报，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并且在集市上挂出真假票样，向群众宣传，在识字班和夜校里，向群众讲解。群众一经发动起来，敌人的鬼计就难能得逞了。记得有个行使假票的罪犯，在海阳被群众发觉后，两个民兵为了查明根底，一直跟踪到赵保原的据点附近，才把这个罪犯缉拿归案。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里所有中国的和英、美的银行，均被日寇封闭，大约有七十多亿元的法币落入日寇手中。日寇既同英美开战，用法币换取外汇显然是不可能的，再吸收法币也已经无用。于是，他们便改变策略，排挤法币，把大量法币倾销到我敌后根据地，用以掠夺我们的粮食、原料等各种物资，企图使我根据地的货币流通量剧增，币值狂跌，物资枯竭，陷我军民生活于严重困境。
本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敌人对法币既是限制的，又是利用的。而我们的策略则是，一方面发行北海币，用以兑换法币，使法币离开市场，使我根据地物资免被敌人掠夺，同时规定北海币同法币的比值为一比一，在敌我争夺区和我暂时撤出的地区，允许人民用北海币兑换法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如果北海币与法币继续维持一比一的比值，北海币就会跟着法币飞速贬值。另外，法币的大量流入，也会导致根据地的物资大量流出。当时，唯一的办法是使北海币与法币立即脱钩，在我根据地内停用法币，建立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把法币排挤到敌区去。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胶东地区首先从东海、北海两个地区开始停用法币。一九四三年，又浙次及于西海和南海地区。这一次的停“法”排“法”斗争，在当时来说，是对敌经济斗争中三个环节（货币斗争、贸易斗争、生产建设）的重要一环。所以，党政军民一齐动员，各个部门密切配合，用全力来争取这一斗争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一开始，我们利用各种形式向群众宣传这一斗争的伟大意义，并由政府出布告，宣布限期停用法币。在限期内，动员人民群众把手里的法币用到敌区去。同时银行也进行兑换，换进来的法币，由贸易部门拿到敌区使用。正式停用后，便不准法币在我区行使，更不准携带法币入境。至于出入口贸易方面需用的法币，则在边沿地区组织兑换。允许敌区到我区贸易的商人，以法币或伪钞票兑换北海币；我区到敌区贸易的商人，以北海币兑换法币或伪钞。这样，既打破了敌人向我根据地倾销法币的阴谋，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正常的对外贸易，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使这一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停“法”排“法”斗争的胜利，不仅阻止了法币的流入，使我根据地免受法币跌价的损失，根据地物资免遭敌人掠夺，并且把法币排挤到敌区，换回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从而提高了本币对法币和伪钞的比值。这样，我们就争得了贸易上的主动地位，平抑和隐定了根据地的物价，减轻了人民的生活负担，并为生产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单就物价来说，一九四二年，在我根据地买一尺布差不多需十元钱，一九四四年只需五元多钱；而在投降派赵保原盘踞的地区，买一尺布则需二三百元。敌人和投降派地区，买个大饼室少需要二元多钱，吃斤猪肉需七八元；而在根据地内，一元五角钱就可买一个大饼，一斤猪肉只需三元上下。
在我们同敌伪进行货币斗争的时候，胶东的投降派也乘机滥发纸币，扰乱我胶东地区的金融市场。当时，胶东“投钞”（当时对投降派发行的钞票的称呼）之多，不下十余种，差不多每个投降派都出过一批票子。还有的投降派用商会的名义出票子，但实际上是他们操纵和利用的。
投降派发行的票子，共同点是全不兑现，与法币一样，比值也是日益下降，有的即使在他们盘踞的地区都不能流通，还有的甚至连投降派自己都不肯使用。因此，在发行时，他们除强迫民众使用外，还用种种方法进行欺骗。如投降派苗占魁、安庭赓和丁续庭发行“投钞”时，都以救济春荒为名，叫民众囤粮，把“投钞”发给民众，以区、乡、村的名义发行，用“投钞”囤起粮来，来年他再征粮。这样，粮也有了，票子也推行出去了，并且把发行的责任推在群众的身上。起初，他们收捐还收这种票子，但又随时以到外地买东西为名，向群众兑回法币，后来索性连收税也不要“投钞”了。在赵保原盘踞的莱阳境内，人民受“投钞”之害更深。截止一九四四年，赵保原出的票子总数在二十万万元以上。当地的小麦曾经到过七千元一斗（每斗合五十斤）。价值一千元北海币的牲口，在莱阳用赵保原的票子买就将近十万元。交易时，老百姓嫌点票子麻烦，就用秤称，一元一张的票子，一万元约合二十二斤多。有的老百姓还把赵保原出的票子当“冥府钞票”用，死了人不用烧纸，就烧赵保原出的票子。因为当时买烧纸比赵保原出的票子还贵。另外，他们认为活着吃了国民党军队赵保原的亏，不能和他算账，死了也得找赵保原兑换。
投降派在滥发“投钞”的同时，对我北海币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排挤措施。他们象日寇一样，规定有带北海币超过五元者枪毙。而且到处造谣说：“北海银行组织不合法”，“谁用北海币谁就是汉奸”，“北海银行钞票的流通是破坏金融”等等。但是不管投降派怎样造谣破坏，我北海币在群众中的信誉却越来越高。特别是一九四一年春天反投降胜利以后，我们在金融战线上也赶走了投降派。对于他们发出的“投钞”，除停止使用外，抗日民主政府还通过调查没收其发行基金，用以兑现。如发行基金不够（多数都没有发行基金），就没收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再不够，则将其所有财产折扣兑现。对商会发的票子，则由政府明令限期收回，并发动持票人拿票子找发票人兑现，或由发票人交纳保证金，由政府负责收回。发行人逃走者，即以其财产作抵押，收回其发行的私钞。
三 一九四O年前后，由于敌伪和投降派对我胶东革命根据地的烧杀抢掠，群众的战争负担加重了，农村金融呆滞紧缩。再加上有些高利贷者暗中勒索高利，使许多农民贫困缺钱，无力购买肥料、农具和耕牛等。这样，直接影响了我根据地的生产和战争的供给，给抗日战争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困难。
为了改善我根据地的农民生产条件，打击高利贷者，增加生产，保证我们坚持抗日战争有强大的后方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在胶东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四O年起，北海银行便开始在农村发放贷款。那时候，由于银行还没有设立下属机构，贷款是通过政府在专、县设立贷款所发放的。资金由银行拨给，贷款是无息的。这样，虽然在帮助农民解决种子、肥料、耕畜等方面的困难起了一些作用，但贷款的数量毕竟还是少的，而且也只限于少数地区。
一九四二年，党中央发布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各县各区逐步设立了农民贷款所，在当地农救会的领导下，专办农村低利放款。是年，我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货币斗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时，银行工作的重点，便转为扶持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开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迎接反攻积蓄物资。这时，各地农民贷款所便全由银行接收。从此，农村贷款工作便由银行直接办理了。
当时，我党在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把兴修水利和增施肥料做为提高农业生产的中心环节，把推广植棉当做发展纺织事业的可靠保证。由于那时候的环境还很恶劣，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放贷款，而群众也常常在边沿地区为我深入农村工作的同志站岗放哨，送情报，保证我们的同志能够安全顺利地开展工作。记得一九四四年春天，我们的工作人员走村串户投放贷款，光在这年的春贷中，就发放了四千万元的免息贷款，供农民修水利，购买肥料，并贷放了五十多万斤棉种。这年，我区的水利事业有了很大发展。由于水浇地大大地增加了，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过去，胶东开展纺织事业，要依靠从苏中区和渤海区进棉花，推广植棉、贷放棉种后，实现了棉花自给，群众性的纺织事业发展起来了。那时，光纺织社就有一千七百多处。纺织事业的开展，不仅使全区军民穿衣可以自给，同时也扭转了根据地内布贵粮贱的局面。
银行贷款在扶持生产中，是以贫苦农民、变工组、合作社为重点的。当时，处在敌伪和投降派统治之下的人民，常常因为被逼迫得生活不下去了，逃来我根据地。我党除了发动根据地人民帮助安置以外，政府借给他们粮食，银行也贷款给他们，扶持他们搞好生产。一九四四年春节前后，仅东海区就为二千二百多户难民发放了贷款。同时，银行还注意恢复和发展新解放区的生产，扩大北海币的流通量。一九四五年二月，讨伐大汉奸赵保原之后，使莱阳县八十万同胞重见天日。那时，长期受赵逆盘剥的人民，连下地的种子都没有了。银行便一次发放了二百万元的春贷。一九四五年夏季的讨逆攻势，解放了平西，我们又及时贷给人民二百多万元。这些贷款，利率都是很低的。对于贫苦的军工烈属，我们优先贷款，以配合拥军优属工作，使在前方的子弟兵和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奋勇杀敌。对于中农和少数富农，我们也适当地贷款给他们，这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他们抗日，为了增加生产，支援前线。
在我银行的大力扶持下，胶东地区的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人民的生活也逐步有了改善。同时，银行通过贷款，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组织起来”的道路。有的组织了变工组，也有的组织了纺织合作社、农业合作社等。在东海地区，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银行除了扶持农业生产和农村副业之外，对沿海渔业和农村运销，也都做了适当的扶持。沿海渔村解放前，存在着两种剥削关系：一种是渔行对渔民的剥削，往往是乘渔汛季节前，渔民生活困难和修船补网急需用钱之机，放高利贷；另一种是“舨主子”（船网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艄公（专门出卖劳动力的渔业工人）的剥削。“舨主子”出船、网，与用他船、网打鱼的工人对半分鱼，而船上的伙食全由工人负担，有的打了一辈子鱼还还不清伙食帐。也有的渔民自己有网，用“舨主子”的船打鱼，“舨主子”就以给他捎网为条件，要渔民下海时先下他的网，白给他打鱼。而春天下海捕鱼前，渔民还要给船主修船补网，不但不给工资，还得吃自己的饭。打完鱼结账时，船主还要抽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戏捐”等等。
沿海渔村解放后，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渔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查减反霸运动，渔民清算了很多渔行，分得了不少捕鱼工具。渔救会和渔业合作社成立以后，银行便与合作社配合，将贷款一总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准备下渔需物资，再根据款户所需物资的价格确定贷款数额，然后开给借据，凭借据到合作社领取物资。有时也将渔贷直接划给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结合物资供应，代理银行办理贷款手续。这样，既使渔民贷款后能买到所需物资，保证贷款用于生产，又避免了商人的中间剥削。有时候我们也把贷款直接交给艄公，发动他们向“舨主子”投资，订出分红办法，减少“舨主子”的剥削。
为了更快地发展渔业生产，我们银行还与渔救会等部门配合，通过贷款帮助渔民组织起来搞生产。那时候，有的是“四分帐”，即四家组织在一起，四家都有网具，四家各算一股，实行按劳分红；有的是“打通舱”，即一个舢板为一组，结合若干劳力，各人拿出网具，折成股本，盈利大家分。另外，我银行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渔民当中去，帮他们打生产、生活谱，组织他们在渔市收入多的时候，把钱预付给合作社，由合作社代为置办渔具、粮食。合作社设立信用部以后，渔民们也向银行、合作社存款，随用随支。就这样，我们胶东的信用合作事业，除了部分综合性的合作社兼营生产、消费、运输、信用业务外，最先就是从渔业合作社设立信用部发展起来的。
银行发放渔业贷款的工作，大大地促进了渔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对于城乡工业生产和沿海的盐业生产，我北海银行也以投资、贷款等不同形式，给予了大力扶持。此外，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到部队、机关、学校，对团体的自给性生产，也及时地发放了机关生产贷款，有力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北海银行自一九四一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对农业、渔业、盐业、新解放区的难民等，共发放了二亿零三百八十八万元的贷款。银行在发放贷款的工作中，同群众建立了新型的信用关系，巩固了减租减息的成果，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了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这对发挥群众抗战的积极性，为抗战准备雄厚的物资，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因为我胶东北海银行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所以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革命的力量都不能动摇它、吃掉它。一九四O年秋天，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总行时，也命名为北海银行。从此，胶东的北海银行便成为总行在胶东的分支机构。山东北海银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了新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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