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碑不是石头+文字， 总有一种声音被封锁在时间的另一边， 把它解放出来， 是写作者的责任。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碑刻皇皇史册》作者蔡辉
中轴如银河 碑碣似星辰 碑刻不只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更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凝聚 一个民族性格的压舱石 中轴线作为旧时代权力场的象征 沿途所立古碑尤其庄重、规范 既为天下人示范，又代表着正序与传统 “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 《碑刻皇皇史册》对古碑进行了科普 对中轴线上的古碑进行了解读 让人从碑刻的角度重新理解中轴线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 策划推出“走读中轴线”系列节目 一起翻阅“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 《碑刻皇皇史册》 主持人米夏邀请 本书作者、燕京书评微信公众号编辑蔡辉 做客节目 为大家讲述中轴线碑刻的文化故事 清朝著名语言学家王筠的解释是，古人在生活中常用竖石，初期上面不刻文字，后来觉得空着也是空着，逐渐刻上了文字，于是便有了碑。王筠认为，早期竖石主要起到三种功能： 其一，计时。所谓“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通影），引阴阳也”，就是根据石碑投下的阴影，来计算时间，类似于后来的日晷，只是没有表盘。 1997年，在河南新郑的韩国宗庙遗址（今河南省新郑市郑韩路中段以南，市博物馆以北），发现了一块无字石碑，高3.25米，宽0.45米，厚0.26米，中部偏下有穿孔，呈圭状（即尖头状），显然是用来计时的，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碑形建筑，被称为“华夏第一碑”。  玻璃罩中保护的，即为“华夏第一碑”。 其二，拴马桩。《礼记》中就说：“既入庙门，丽于碑。”丽是栓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进了庙门，先把牲口拴在石桩上。在古代，重要建筑外皆有拴马用的石桩。 其三，起重机。这一说法流传最广，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但究竟如何操作，至今难以说清。东汉经学集大成者郑玄在注解《礼记》时，明确写道：“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繂绕。” 郑玄的意思是：最早的碑是用大木头制成，称为丰碑，作用是把棺椁平稳地吊放到墓穴中。所以在墓穴的角落各立一根木桩，上面开圆孔，将捆棺椁的粗绳子穿进去（这绳子在运棺材前进时，称为引；在吊装棺材时，称为繂，音如溜），缓缓用力，就能成功。棺椁被埋葬后，大木桩不再挪走，方便后人上坟时辨识。 郑玄表示，这种大木头不可乱竖，“天子六繂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无碑”。意思是：诸侯级别的逝者，才可以用两根大木桩，用4根粗绳子（即繂）捆棺材；大夫级别的逝者，只可用两根大木桩，用2根粗绳子；读书人级别的逝者，不能使用大木桩，只可用2根粗绳子。 在1976年发掘的陕西凤翔秦公大墓（位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指挥村，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的最大古墓）中，果然发现了4根巨大的木桩，而且发现了辘轳、绳索等，为“碑本是起重机说”提供了力证。不过，用4根大木桩是天子之制，秦公只是诸侯，显然逾制了。 虽然文字证据与地下文献相契合，可具体怎么操作，古人为何不选择更简便的工具……种种疑问，至今难解。 丰碑是原始的起重机，在它的上面，大多凿有一个圆孔，用来穿绳子。早期石碑延续了这一造型，汉代的石碑上基本都有孔，即“碑穿”。 不过，少数丰碑上没有钻孔，而是把绳子直接缠在上面，因此会磨出螺旋纹，这被称为“碑晕”。在许多早期石碑上，也模仿性地刻上“碑晕”。
刊刻于东汉时期的《益州太守高颐碑》。上方的圆孔即为“碑穿”，圆孔上方的弧形是艺术处理后的“碑晕”。 在中国古代，纪念性刻石很早便已出现，石碑出现较晚，大概到东汉时才普及。 东汉末年，请名人写碑已成风尚，蔡邕一生多次帮别人撰写墓碑，他曾对卢植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意思是，总是帮墓主人吹得过头，有些脸红。 东汉是中国石碑发展的重要阶段，主要贡献在： 其一，确立了碑首、碑身、碑座的三分结构。 其二，形成了以文字为主、以装饰为辅的定制。 汉代碑首分三种，即尖首碑（又称圭首碑）、方首碑和圆首碑。
《郑固碑》是典型的尖首碑，刊刻于东汉延熹元年（158年），全称为《汉故郎中郑君之碑》，又称《郎中郑固碑》等，未撰书者姓名，现存于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图片为《郑固碑》拓片，中间圆形空白即“碑穿”。
《孔谦碑》是典型的圆首碑，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七月立石，碑高83厘米，宽52厘米，厚23厘米。原在孔林，清初移入孔庙，现存在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东庑。注意在“碑穿”旁，有三条弧形纹，即“碑晕”。
《袁安碑》是典型的方首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立，现藏河南博物院。碑高1.53米，宽约0.74米。图为仿制的袁安碑，让人不解的是，袁安碑的“碑穿”设在碑的正中间，影响了全碑的文字安排。 东汉初期碑身与碑座多用榫卯连接，有的干脆不设碑座，直接插在土里。至迟到东汉灵帝时期（157年－189年，一说156年－189年），已出现龟趺碑座。汉人崇龟，在汉画像石中，经常可见“仙人乘龟”的图案，在汉晋墓葬中，经常用小铜龟作棺柩下的支撑物。  《景云碑》是东汉熹平二年（173年）刊刻的一方碑刻，又称《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碑的下方有石榫，用来与碑座相连。其“碑晕”设计与众不同。 1982 年，在山东省平度县侯家村发现了王舍人碑，其刻铭时间为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这是现存的最早龟趺碑座，呈方形，此时的龟趺并非龙头。
《王舍人碑》，东汉时碑刻，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带龟趺碑座的石碑。 到东汉末年，已有不少石碑的碑身、碑座、碑首不再设榫卯，完全用一块石头凿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间传说龟趺名赑屃（音如币戏），是龙的儿子之一，天性好负重，即“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其实，赑屃原本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或副词，表示力壮貌。 “龙生九子”说是明代弘治（1488年——1505年）后才出现的。明孝宗一日读书，见“龙生九子”而不解，便写纸条问内阁，内阁大学士李东阳恍惚记得曾在“杂书”中读到过，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便问编修罗玘，罗玘也不知道，又去问吏部刘绩，刘绩从家中找出一本旧册子，记有九子之名，却未载出处。 李东阳结合几人的说法，凑成九子名目，李东阳的弟子杨慎记在《升庵集》中。滑稽的是，杨慎记下的是10个名字，与李东阳提交名目不太相同。 其实，李东阳的“九子说”抄自明代学者陆容的《菽园杂记》中的“古诸器物异名”条，该书列出14个名字，且陆容从没说它们是龙的儿子。估计是李东阳答不上来，罗玘、刘绩等为了糊弄皇帝，便胡乱找本书抄过去蒙事，为凑“龙生九子”之数，擅自删去5条。 明代学者陈耀文曾批评说：“盖此事也，大臣不学，小臣妄对，其误一耳。” 显然，“龙生九子”只是一个匆忙捏造出来的说法，不能当真。 武则天墓前设置的无字碑，在碑首部分，留有圭形空白，可以刻入文字，即碑额。这个圭形空白即“碑穿”与“尖首碑”的遗留。 关注《打开文化之门》 “走读中轴线”系列节目 阅读“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 《碑刻皇皇史册》 图文：蔡辉（“北京中轴线文化游典”丛书《碑刻皇皇史册》作者） 编辑：燕兔 监制：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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