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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双十二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率领的东北军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撤出东北，致使大片国土沦陷，一直受到全国民众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压力。在与红军作战中，东北军又屡次失利，部队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到蒋介石拒绝和斥责。蒋介石还将其嫡系部队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迫令张学良、杨虎城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特别是在对待爱国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活动的问题上，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并加强了对张、杨的军事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以外，已别无出路。1936年12月12日晨，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同时控制西安全城，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事件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是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通电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认为可以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共产国际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但电码错乱不能译出。事变当晚，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多次召开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到西安商量大计。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蒋介石同意宋子文、宋美龄谈判中议定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停止，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对团结抗日的诚意。西安事变在国共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进这个合作的作用。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 - 参考资料
- 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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