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夫子”，本来是长沙对卖黄泥为生者的俗称，后来以此戏称盗墓者。盗掘古墓的历史，始于何时，文献似难查考，以长沙而言，汉代就有之。笔者从事考古工作几十年，所发掘的战国墓葬多有盗坑，在盗坑内往往发现汉代的陶质生活用器残片，显然是盗墓者当时所遗弃下来的。民国时期长沙盗墓之风尤盛，并形成了一批以盗墓为职业的“土夫子”。这些人在建国后被文物工作队录用为发掘工人，我与他们同事多年，对他们过去的盗墓生涯了解甚多，兹略述之。 “土夫子”的由来 长沙的“土夫子”人数不多，五十年代初集中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的约20余人。从前，他们出身贫贱，没有文化，平日靠卖黄泥为生，每天拖着一部破旧铁轮板车，带着一把短锄头和一只蔑畚箕，到附近的山上去挖黄泥，卖给居民或酒楼作煤块、煤球的粘合剂。和煤用的黄泥要求粘性强、泥质纯净（此种黄泥俗称糯米泥），一般的红土（俗称老土、朱甲土）不管用。这种糯米泥往往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而唐宋墓葬大都葬在山的下坡。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在山的下坡挖取黄泥，无意挖到一些唐宋墓葬随葬的黄釉碗、罐或青白瓷碗、碟等。用它们到收荒货、古董者那里就能赚几块光洋，真是费力不赚钱，赚钱不费力。 此后，他们便不以卖黄泥来谋生，而以盗掘古墓文物为职业。这样就在长沙出现了一批全国闻名的“土夫子”，并且在东、南、北区形成盗墓团伙。 由于“土夫子”经常盗掘古墓，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墓葬封土和填土结构的特征，逐渐有了很强的识别能力，只要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观察，就能识别是否古墓，并能鉴别是哪个时代的墓葬，然后开口挖成竖井式盗洞，从墓中取出一些值钱的文物，因此百挖百中，从不落空。此时，不仅是收古玩珠宝的小商贩与他们常来常往。而且一些有名的古董商，也成了“土夫子”的大主顾，生意越来越大，成交一次，少则光洋几十，多则数百元。由于古董商大肆收买文物，并对他们传授一些古文物知识，更加助长了盗掘古墓之歪风。两者相互勾结，一方面，“土夫子”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古董商就地低价收进，在上海高价卖给洋人，致使建国前长沙的古墓遭受严重盗掘破坏，所流失的文物也不知多少。 盗墓生涯 盗墓首先要能够识别古墓，古墓一般以土葬为多，葬法先在老土（原生土）内挖成长方形墓坑，将葬具放进去，然后以土回填或夯筑，上面再筑封土堆。 “土夫子”识别古墓就是根据古墓的封土和墓坑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概括来说是“一看二挖”，“看”就是看封土堆是人工堆积而成的或是自然堆积形成的；“挖”就是用锄头透过地表取出样土，用手挖碎来看，是否有夯筑层次现象或湿度。如果细致观察，有把握，有经验的“土夫子”师傅就在古墓适当的部位开成竖井式的盗洞，为了节省工时，盗洞长宽大小以容纳两个畚箕为限，然后交徒弟去挖。他们一般在太阳西斜时，三五个人上山，背着锄头和畚箕，还带一副纸牌，找中了“洞子”（古墓），先由徒弟挖土，其他的人就在附近玩牌作掩护。他们挖洞子的功夫很不错，既挖得快又挖得笔直，当挖到一人高的深度，就在盗洞的两壁挖成两个马蹄形的足穴来踏足，双手将洞内装土的畚箕举上来，再往下挖深时就搭人梯，不管古墓埋得多深都能挖到底。 有些用木炭或白膏泥封闭的土椁墓（如马王堆汉墓），就为盗墓增加一些难度，他们并不知难而退，而是一挖到底，原因是这些被封闭的墓葬，墓主生前身份地位高，随葬的珍品较多，因此拼命也要搞到手。当盗坑挖到接近棺椁部位时，师傅就下来探索，如果棺椁还保全，就用斧头砍，凿子凿，爬进棺室去摸文物。由于他们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墓葬随葬的文物类别及放置的部位，所以心中有数，那些值钱的铜兵器、铜镜及玉器、琉璃器等，每次都能搞到手。如果是棺椁腐烂无遗的墓葬，师傅就用竹签子在泥土中去仔细探查，就是很小的印章也能找到。“竹签子”这个小巧的工具，很起作用，既坚固又不易损伤文物，至今我们发掘古墓清理文物时，还沿用这个原始工具。据说有个别师傅下洞子取“货”时，贪财忘义，见到值钱的小玉器，偷偷地埋在地里，等洞子清完之后，又下洞去取。有时见到零碎金箔（漆器上镶嵌的金箔），就冒着生命危险吞进肚里，第二天又从自己的大便里找出。他们盗墓每次虽说不是满载而归，但不是空手而归，总能赚点钱。盗出的文物，一般质地差的或卖价不高的就卖给收古玩的小商贩或旧货店。好的就送古董商挑选。他们卖买的方式有按件卖，有时按“洞子”全部的“货”一起卖。 最初“土夫子”没有经验怕将铜器、漆器上的泥土清洗，会损坏原物，因此纹饰、铭文及制造工艺都看不明白，卖出的价钱吃了亏。后来，学会了古董商那套用棉花蘸水清洗泥土的办法，于是将盗出的文物在成交之前，逐件清洗干净，然后按“质”论价，这样价钱就大不相同。如楚镜的纹饰多种多样，有地纹和主纹，主纹有龙纹、凤纹或龙凤纹、四山字纹、五山字纹等，不同的纹饰卖不同的价，汉镜有圜行铭文，“土夫子”虽然不懂铭文的内容，无法以研究价值来论价，他们就以字的多少来出价，多一个字多一份价。陶瓷器卖价很低，尤其是无釉的陶器往往相送。纺织品对他们来说更是门外汉，都当作废品来处理。如著名的国宝——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当作废品送给古董商的。据“土夫子”说，卖出的“货”，按钱的多少彼此分成，当师傅的得大头，徒弟得小头。他们记不起卖了多少文物，得了多少钱，只晓得每次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块光洋。 长沙的“土夫子”在东、南、北三区各形成团伙。他们虽然没有成文的帮规，但无形之间占有各自的地盘，具体来说，各自只能在本区挖“洞子”，不得在别人的区域内盗宝，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就会伤和气。但一方在自己的地盘挖“洞子”，另一方偶然碰到，则客礼相待，送烟喝茶，如果卖“货”钱较多的话，还给对方送点酒钱，但决不容许对方干扰，更不得在夜深人静时来偷挖。按“土夫子”的话来说，挖别人现成的“洞子”是很不道义的。 “土夫子”盗墓，一般人认为很不安全，一怕塌方，二怕中毒。其实不然，从来没压死人也没中过毒，原因是古墓的回填土都经过夯筑，而且夯得很结实。加以盗洞开口不大，不会引起崩塌。墓内的遗体因年代久远都腐烂无遗，变成了泥土，不会产生致命的毒气。“土夫子”因盗墓被火烧伤的却确有其事。他们有次盗掘一座保存完好的木椁墓，由于葬具周围用白膏泥封闭严密，里面产生一种自燃气体——沼气（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是如此），当他们在盗洞内用火柴点灯照明时，引起大火，烧伤了两个师傅，后来用泥土扑灭。自此之后，“土夫子”就称这种保存完好的木椁墓为“火洞子”，由此“火洞子”闻名国内外。 昔日的“土夫子” 今日的“土”专家 建国后，政府对“土夫子”采取了宽大和利用的政策，将部分人员收留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有的安排在长沙市涂家冲、株洲市废铜仓库拣选文物，有的安排在河西天伦造纸厂协助回收旧书。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干部在长沙抢救清理古墓的工作。1953年省文物工作队成立后，部分人转为正式工。由于“土夫子”有这种辨认土质勘查古墓的特殊本领，对我们的考古发掘工作带来很大的方便。每到一处工地，只要他们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取出样土来看，就能准确无误的判断是否古墓，并能从填土的特征识别古墓的深浅及时代，这种预测令人难以置信，但古墓清理的结果，与他们事先所估计的情况，没有多少出入，使围观者十分惊奇。群众对他们的评论纷纭：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比“翻山镜”还灵，有的说他们的眼睛有“神”，能入土三尺，尊称“土”专家。 古墓清理是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在清理墓坑回填土时，劳动强度大，但他们能吃大苦耐大劳，功效又高。挖土只要两三锄头就能装满一畚箕，四米深的墓坑取土，无需用绳子拉，而是将装满土的畚箕往上一抛，站在墓坑上面的人双手接住，配合默契，操作熟练。在墓底清理随葬物时，他们非常细心，用竹签轻轻剔掉泥土，寻找细小文物，哪怕是极小的琉璃珠，也会从泥土中剔出而不会遗失。他们熟悉“铜路”，所谓“铜路”就是由于墓坑内铜器氧化，使周围的土质形成松软的黑色。看到这种“铜路”及其位置，就能胸有成竹地找到某种铜器，并能成型地清理出来，使一些出土的铜兵器剑、矛、戈等的锋刃完整无损。他们还熟悉铜器氧化后的性能，那种“黑漆古”（氧化呈黑色）、“西瓜绿”（氧化成绿色）质地很好，可以用手托着，不会损坏；而那种氧化呈黄色或灰白色的铜器，质地最差，用手触之就会破碎。由于他们掌握了性能，在清理铜器时避免了损伤，保全了很多珍贵文物。 “土”专家几十年的辛勤劳动，为湖南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清理了数以千计的古墓，抢救了不少的珍贵文物。尤其是在发掘马王堆西汉轪侯利仓家族墓的过程中他们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在清理随葬物时，由于四个放置随葬物的“箱”太深，伸手拿不出，只好腰上系着绳带，上面用人拉住，侧着头从里面一件一件谨慎地捧上来，弄得头昏脑胀，其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们从不叫苦，也从不额外索取报酬，这种工作态度令人敬佩。他们不仅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还有些土办法解决清理工作中的难题。据说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时，他们出主意用五夹板斜插进去，将内棺侧起谨慎地将女尸移出，因此得以完好地保存，这可说是一大功劳。在此次发掘过程中，他们充当了主力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博得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赞扬。据他们告知：当时的省军区负责同志还送给每人一瓶好酒和一条好烟，表示嘉奖。 几十年来，他们不仅为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还支援湖北、贵州两省的古墓发掘和调查工作，兄弟省对他们发掘技术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同志有的多次被省博物馆评为先进工作者，有的荣获省文化厅先进工作者的称号。 岁月催人老，而且不饶人。这些“土”专家大都先后离开了人间，健在的三人，年纪已六七十岁了，在家安度晚年。但他们那种看土质找古墓的本领，有的得到了继承，有的却没有，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徒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与“土”专家共事多年，尤其是在错划为右派当作发掘工人监督劳动时，他们对我不歧视，并传授看土质探古墓的技能，使我略知一二。为了抢救他们这种特殊本领的知识，我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从地层学到考古学的角度加以阐述，题为《古墓勘查知识浅读》（刊《四川文物》1984年3期），该文问世之后，被认为填补了南方田野考古技术的缺环。其实，这应归功于那些“土”专家。因为这也是他们毕生经验的结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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