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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这个历史阶段是大明王朝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大明王朝完成了她由盛而衰的转折。
那么，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这个转变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应该是从大明王朝的第五个皇帝——明宣宗朱瞻基的驾崩，或者是他的儿子明英宗朱祁镇的亲政开始的。 然后，才是“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之后，就是“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之后，就是“英宗回宫”。 “英宗回宫”之后，就是“英宗复辟”，或者叫“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之后，就是“曹石之变”。 到了“曹石之变”结束，这才算是真正地完成了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全部转变过程。 这时候，明英宗朱祁镇就由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了。 所以，在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之时，大明王朝，还是十分强盛的。 明宣宗朱瞻基，虽然仅仅在位十年，却亲自指挥过两次对外作战，都赢得了比较漂亮的胜利。
而且，他也和他的爷爷朱棣一样，继续派遣郑和下西洋，一方面显示了他和他爷爷的执政方针一致，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大明王朝强大的综合实力。 但是，在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后，他的年仅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位，大明王朝的大权，由此就落在了太后和朝中大臣们的手上。 这段时间，大明王朝，就中断了派遣船队去下西洋的活动了。 而且，明朝的对外作战，也多数是久拖不决，没有多大的战果。 但是，这并不表明，大明王朝这时候没有实力。 这只能是说，太后和大臣们的执政方针，是跟明宣宗朱瞻基，以及他的爷爷明成祖朱棣他们不一样的。 太后和大臣们，是站在富人们的立场上，是要为富人们出海去做海外贸易，创造条件的。 所以，他们才会中断朝廷派遣船队下西洋的这个活动。 对外作战，也是考虑到经济上的问题，影响到富人们的利益，不能全力以赴。 但是，到太后死亡，明英宗朱祁镇亲政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就又和他的父皇以及太爷太皇一样，再一次派遣船队下西洋了。
虽然，他们这次下西洋的结果不好，两支船队，有一支全军覆没，300人只回了3个人，从而导致这个朝廷派遣船队下西洋的活动，从此彻底取消了。 但是，这也表明了，明英宗朱祁镇的执政方针，跟他的祖母太后不一样，而跟他的父皇以及太皇们，是一样的。 他是不允许，让富人们出海去做海外贸易，发大财的。 这也就是他，必然遭遇“土木之变”的根本原因。 其实，这个“土木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明英宗朱祁镇，不允许富人们出海去发大财，所以，富人们和他们在朝廷内部的打手们，就要设计，使他下台。 他下台了，朝廷的大权，就会落到富人们在朝廷中的打手、也就是那些大臣们的手上。 那样，那些富人们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出海去发大财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土木之变”所发生的前后过程。 明朝正统十四年，也就是西元1449年的二月，瓦剌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向明朝贡马。
他们诈称前来的有3000人，以按人数向大明朝廷邀赏。 但是，宦官王振，只按实际人数给赏，并且，还减去了马价的五分之四，这就令也先十分不满。 这年七月，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向内陆大举进攻。 明英宗朱祁镇，这时正是年轻气盛，在王振的鼓动下，就决定御驾亲征。 7月16日，朱祁镇命令他的弟弟郕chéng王朱祁钰，据守北京，他自己和王振，以及100多名官员，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 7月19日，他们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 8月1日，他们进驻大同。 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已经率领瓦剌军队主动北撤了。 王振先是命令部队追击前进，后来，听说前方惨败，就赶紧命令部队撤退。 在撤退的过程中，他们的行军路线屡屡变更，导致士兵们疲惫不堪。 到达宣府后，瓦剌大队追袭而来，明军的3万骑兵被“杀戮殆尽”。 8月13日，明军大部队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也已经紧紧地逼近了明军。 土木堡这个地方地势较高，却缺少水源。 而它的南边十五里处，有一条河，却被瓦剌军给占领了。 瓦剌军队包围了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且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 明英宗朱祁镇不疑有诈，就命令大臣曹鼐nài 起草诏书答复。 王振在这时，也下令部队移营就水。 但是，当明军接到移动的命令时，军士们一哄而起，奔向河边。 瓦剌军趁机发起了攻势。
明军因此溃败。 明英宗被俘。 从战场上逃出来的官员，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 其他的大臣们全部战死。 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抡起铁锤砸死了宦官王振之后，自己也战死了。 按照史书上的说法，这次“土木之变”的责任，当然是要全部算在宦官王振的头上了。 但是，王振他一个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吗？ 在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之前，他的太爷明成祖朱棣就不说了，就是他的父皇明宣宗朱瞻基，那也是曾经两次御驾亲征，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呀。 所以，血气方刚的明英宗朱祁镇，他御驾亲征有什么不对呢？ 谈到具体的战争过程，是部队本身的问题，导致战争的失败呢？还是王振的错误指挥，导致战争的失败呢？ 在明英宗的大部队到来之前，大同本身就有四五万人马，而且，这些兵马在全国来说，也是精锐中的精锐。 可是，为什么刚刚开战，大同前线就不断地损兵折将，外加丢城失地呢？ 当年，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时，仅仅以3000骑兵，就杀得敌军几万兵马大败而逃。 为什么这一次，明朝的比明宣宗那时多了十倍的骑兵，反倒被追赶上来的敌人“杀戮殆尽”呢？ 王振下令部队移营就水，为什么部队就会一哄而起，完全没有一支军队所应有的纪律操守呢？ 明朝的这些军队，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呢？ 所以，这是王振一个人的问题吗？
这难道不是早就有人，对明朝的部队做过手脚吗？ 这难道不是早就有人，在明军的内部安插了奸细，和明军的敌人内外配合吗？ 不然的话，明军的行动，怎么就总是失误？而敌人的行动，怎么就总是有如神助呢？ 其实，有些事情，越是细看，我们越是看不明白。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放远，从整个事情的发展脉络，来看它的大的发展逻辑，我们就会对它的真实面目，一目了然。 放下“土木之变”不说，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北京情况的发展。 土木堡战败，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后，京城大乱，大官富户们，纷纷南逃。 有许多大臣提出迁都，而兵部侍郎于谦则极力反对。
于谦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 由于瓦剌太师也先，挟持明英宗朱祁镇作为进攻明朝的政治工具，于谦就针对性地提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联合几位大臣奏请皇太后，提议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 皇太后同意了大臣们的提议，但是，郕王朱祁钰却推辞不就。 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朱祁钰才应允，于9月6日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 在这同时，大臣们将“土木之变”的责任，都加到了受到明英宗宠幸的宦官王振的头上。 8月23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 王振的心腹马顺出面抗辩，被当场殴打，盛怒的官员们还打死了王振的党羽毛贵、王长，和王振的侄子王山。 朱祁钰登基后，顺应官员们的要求，惩治了宦官王振的余党，同时，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职权，使其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
于谦得令之后，积极地调兵遣将。 原大同副将石亨，在“土木之变”中单骑逃回，被贬官下狱。 于谦认为，战败的责任并不在他，而他又是具有实战经验的一线军官，人才难得，就将其释放，并且委以京师总兵官的重任。 在后来的北京保卫战中，石亨指挥有方，战绩显赫。 在他们君臣配合，以及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下，“北京保卫战”，以明朝大胜，瓦剌惨败而告终。 接下来，就是“英宗回宫”了。 在“土木之变”过去将近一年的时候，瓦剌太师也先，眼见无法通过战争从明朝讨到便宜，就又想通过送回明朝的太上皇朱祁镇，来与明朝讲和。 有大臣就建议，派使者去把太上皇迎接回来。 但是，皇帝朱祁钰不高兴，说：“我本来是不想登大位的，当时被推上来，都是你们的主意。” 于是，于谦回答：“大位已定，难道还有其他的变动？只是，按理应该尽快迎回上皇而已。万一他们果然使诈，我们就有理了。” 朱祁钰在得到以于谦为代表的大臣们保住他的皇位的承诺之后，就说：“依你，依你！” 就这样，太上皇朱祁镇，被接了回来。 但是，皇帝朱祁钰，对太上皇朱祁镇的回来很不放心，就派锦衣卫将太上皇朱祁镇软禁在南宫，加以严密地控制。
南宫的宫门不但上了锁，而且，锁里还灌了铅，永远也打不开。 给太上皇朱祁镇的食物，仅能由小洞里递进去。 皇帝朱祁钰不但自己不想退位，他还想让帝位，永远地保留在他的这一脉。 所以，他不惜用贿赂的手段，拉拢一些大臣，以废掉先前朱祁镇所立的皇太子朱见深，然后，将自己的儿子朱见济立为皇太子。 但是，他的儿子朱见济，后来却不幸夭折了。 也有说法，是被人谋害的。 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他朱祁钰的太子没啦。 而且，他又没有其他的儿子。 更要命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也不好，不仅不能再生儿子，而且，也没有时间玩什么花样。 这就引发了“英宗复辟”，也叫“南宫复辟”，或叫“夺门之变”。 景泰八年，也就是西元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受到重用的石亨召到病榻前，倾吐心事。
石亨当面唯唯诺诺，退出宫后，却立即派人找到了前府右都督张鞁bèi，和宦官曹吉祥，告诉他们，朱祁钰已经不行了，各位要为自己谋后路。 这时，京师正有一种流言，说是大学士王文，正在力劝朱祁钰立襄王朱瞻墡shàn的长子为皇储。 如果是这样，王文将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 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见深为太子，谋议是文臣之事，功劳也轮不到他石亨、张鞁等武将们的身上。 所以，石亨就说：“朱祁钰病已沉重，如有不测，又无太子，不若乘势请太上皇复位，倒是不世之功。” 于是，他们这三人做了分工，由宦官曹吉祥进宫去见孙太后，密告她复辟一事，借机取得孙太后的支持。
石亨和张鞁bèi，则一起去找寻找其他人加盟。 正月十六日晚，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睡觉，正秉烛读书。 突然，一大堆人闯了进来。 朱祁镇还以为，那些人是来杀自己的，不禁惊慌失措。 不料，众人一齐跪倒，山呼“万岁”。 众人簇拥着朱祁镇直奔东华门。 守门的士兵上前阻拦，朱祁镇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太上皇身份。 守门的士兵顿时傻了眼，不敢阻拦。 于是，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天门而去，并迅速地将朱祁镇扶上了奉天殿的宝座。 在快到上朝时间的时候，石亨敲响钟鼓，召集群臣入朝。 群臣听到钟鼓齐鸣后，按顺序走入奉天门。
但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 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帝朱祁钰了，而是八年前的皇帝朱祁镇。 群臣面面相觑，一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于谦的政敌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 朱祁镇对百官宣布道：“景泰皇帝病重，群臣迎朕复位，你们各人仍担任原来的官职。” 群臣见此，只好跪倒参拜。 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 当天，朱祁镇传旨逮捕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 正月二十二日，下旨，以谋逆罪杀掉了于谦和王文，并且“弃市，籍其家”。 就是当街示众尸首，抄没他们的家产。 其实，朱祁镇传旨逮捕于谦，是形势使然，迫不得已。 而在做最后勾决的时候，他也是有些迟疑的，还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谦实有功”。 但是，参与谋事的于谦的政敌徐有贞，立即回答说：“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于是，于谦就被杀了。 于谦被杀，标志着“英宗复辟”——“夺门之变”的成功。 而在“夺门之变”之后，接着，就是“曹石之变”。 这个“曹石之变”，就是以宦官曹吉祥和武将石亨为首的叛乱之变。 他们两个人，都是“夺门之变”的功臣，也因此红极一时。 那么，他们各自都是什么出身呢？ 这个石亨，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他本来是大同的副将，在“土木之变”中逃回北京，先是被关押，后来被于谦释放出来予以重用，这才因功掌管了京师禁卫军，成为景帝朱祁钰跟前的红人。 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却背叛了朱祁钰和于谦，拥立朱祁镇复辟。 这个曹吉祥，是个太监，原来是宦官王振的手下。 在发生“土木之变”时，他因为远在云南，充当云南前线部队的镇守太监，所以逃过一劫。 而因为新皇帝朱祁钰和文官们的关系并不太好，所以，朱祁钰对他这个王振以前的手下，也是比较信任的。 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朱祁钰，拥立明英宗复辟。 而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的过程中，必然要联系一些文官作为帮手。 所以，在这个“夺门之变”中有功的，也不是只有他们，还有文官徐有贞等人。 那么，在这个“夺门之变”成功之后，文官们和他们这些军人以及太监之间，必然就有一番争斗。
先是石亨和曹吉祥，斗倒了文官徐有贞、李贤等人，令他们降职。 但是，很快，石亨的心腹、兵部尚书陈汝言的贪污罪行被揭发出来，他的侄子石彪，也被告发图谋不轨，从而牵连到他也被罢夺兵权，以及一切职务，随后，又遭到逮捕，惨死狱中。 石亨的遭遇，令曹吉祥感到，自己的好日子也是快到头了。 于是，他打算铤而走险，奋力一搏。 但是，他们的计划，被人提前告发了。 于是，他被凌迟处死，并且弃世；手下的党羽和家族成员，也都或者被杀，或者被流放岭南。 至此，大明王朝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的一个历史巨变过程，就彻底结束，大明王朝，重新进入到一个波澜不惊的平稳发展时期。
但是，这个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的历史过程的前后，大明王朝，却是两幅不同的模样。 这个过程之前，大明王朝是逐步兴盛的；这个过程之后，大明王朝就逐步衰落；而这个过程，就是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过程。 那么，大明王朝之前强盛的标志，是什么呢？她在这之后衰落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大明王朝之前的强盛的标志，就是朝廷有钱，社会局面也比较清朗，对外战争，基本上都能够干净利落地取得胜利。 在明英宗朱祁镇的父皇、明宣宗朱瞻基驾崩之前，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这之后的大明王朝衰落的标志，就是朝廷没钱了，社会局面也是乌烟瘴气，对外战争更是久拖不决，难以取胜。 这些现象，从明英宗朱祁镇第一次继位登基开始，就有了。 但是，那时的表现还不是那么明显。 而到“曹石之变”之后，这些现象，就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到“曹石之变”之后，大明王朝就大量地显现出衰落的迹象呢？ 因为，“曹石之变”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就成了一个傀儡，大明王朝的朝廷权力，就完全落到了那些官僚集团的手中。
而朝廷权力落到官僚集团的手中，就是落到了那些富人阶层的手中。 那么，在朝廷权力落到了富人阶层的手中、朝廷的一切政策都向富人阶层倾斜的情况下，社会的两极分化，是不是会迅速地形成呢？ 农民们赖以活命的土地，是不是会迅速地向富人们的手里集中呢？ 流民是不是会因此而大量地产生呢？ 朝廷的税源，是不是会因此而越来越走向枯竭呢？ 所以，皇帝变成傀儡，权力，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官僚集团的手中，就是大明王朝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 那么，皇帝，是怎么变成傀儡的？ 权力，是怎么从皇帝的手中，转移到官僚集团的手中的呢？ 我们来看看，从“土木之变”到“曹石之变”，等一系列变化中的六个主要人物，分别是皇帝朱祁镇和朱祁钰，皇帝的支持者王振和于谦，投机者石亨和曹吉祥。 这六个人中，上位者是朱祁镇和朱祁钰，而以朱祁镇为真正的上位者。 但是，一场“土木之变”，特别是后来的“南宫软禁”，让朱祁镇丧失了气魄和意志。 到他第二次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形如枯槁，再也没有帝王的风范了。 实际上，在大明王朝里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皇帝的支持者王振和于谦。 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倒下，就标志着大明王朝的天，已经塌了。 而他们两个人中，王振和于谦的身份，也不相同。 王振是太监，他深受皇帝的信任，但是，他不具有法理上的执掌朝政的基础。 于谦是官僚，他具有法理上的执掌朝政的基础，却因为他的官僚身份，又不被皇帝所信任。 正是因为这个身份的不同，所以，王振被于谦所取代，实际上就表明，皇帝已经失去了对于朝政的掌控权了。 不然，作为皇帝的朱祁钰，怎么去干贿赂大臣这样的有失身份的事情呢？ 最后的石亨和曹吉祥两个人，他们是投机者，能够对局势的变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注定只是跳梁小丑，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 特别是他们并非正统的官僚出身，这就更加加快了他们被排挤出局的速度。 我们再来看他们这六个人中，每个人的个人命运，是怎么在这个历史的大潮中，翻滚跌落的。 第一步，“土木之变”，直接让明英宗被俘，让明英宗所赖以依靠的宦官王振毙命。 第二步，“北京保卫战”，让皇位从明英宗朱祁镇的手上，转移到明代宗朱祁钰的手上。 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宦官王振的那一个集团，全部被消灭，明代宗朱祁钰所依靠的，不再是宦官集团，而是以于谦为代表的官僚集团。 第三步，“英宗回宫”，导致清廉正直的官僚于谦，被动地走向了英宗朱祁镇的对立面，从而为于谦的最后被杀，埋下伏笔。 第四步，跳梁小丑推波助澜，导致“英宗复辟”。 “英宗复辟”，是形的复辟，而不是魂的复辟。 实际上，从“英宗回宫”，受到软禁开始，以前的那个血气方刚、敢作敢为的明英宗朱祁镇就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气节的傀儡性的皇帝朱祁镇。 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英宗复辟”，富人集团就借助明英宗朱祁镇的手，杀死了清廉正直的官僚于谦。 虽然，于谦也是属于官僚，但是，于谦会成为富人阶层的打手吗？ 于谦会被富人阶层所利用吗？ 所以，清除于谦，是富人阶层最终夺权，所必须要有的动作。 至于在这个动作中所出现的跳梁小丑，那都是随机的。 没有石亨，就必定有铁亨；没有曹吉祥，就必定有马吉祥。 有利可图的事情，是必定有人去做的，尽管那只是饮鸩止渴。 当于谦被清除后，朝廷权力，就基本上是通过其他的官僚，落到了富人阶层的手上。 只是，在“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立下了功劳的石亨和曹吉祥，他们不是读书人；他们不是官僚集团中的原生派；他们是官僚集团中的异类，或者另类；他们与以读书人为基本特征的整个文官集团，格格不入。 所以，必须尽快将他们除去。 所以，就有了最后的一步：“曹石之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似乎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策划人，更没有一个具体的执行人。 但是，冥冥之中，她就是有那么一只无形的手，在操弄着整个大局，在推动着整个事情的演变，向着最后的结果发展。 这是一种社会运动，整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 只是，有些人，是无心的；有些人，是有心的。 有心的人，不约而同，就会形成合力。 而那些无心的人，就只好在无心之中，被那些有心的人给算计。 那么，在“皇权”这边来说，“皇权”为什么会败给“相权”呢？ 多数的穷人，为什么会败给少数的富人呢？ 其实，这里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社会的发展，让大多数的穷人，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也就没有通过政治斗争，努力地改变自己命运的自觉。 穷人们的个体力量，是渺小的；他们团结起来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但是，因为穷人们没有文化、没有思想、没有通过政治斗争努力地改变自己命运的自觉，所以，他们在平时，就是一盘散沙。 只有当他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他们才能够不自觉地组织起来，去和那些富人们，做拼死的一搏。 结果，就是改朝换代。 当然，穷人们有自身的问题，而像于谦这一类清廉正直的官僚们，他们的问题，恐怕还是相对要更大一些。 因为，他们有文化呀，他们有思想呀。 但是，他们的思想，都是在想一些什么呢？ 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的力量不是在天上，而是在地下？ 他们有没有想到，他们依靠上面的皇帝，是没用的；只有依靠下面的那些穷人，才有用？ 如果，他们能够深入到穷人之中，团结穷人、组织穷人、教育穷人、发动穷人。 那他们，还愁自己没有力量吗？ 可是，那些于谦们，他们一心为了天下，一心为了穷人，他们就是不能懂得，去发动穷人、去依靠穷人。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同情穷人，但是不理解穷人。 他们没有和穷人们一起吃饭，没有和穷人们一起劳动，没有和穷人们一起受苦，他们就不知道穷人们，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穷人们，身上都有些什么。 如果，知识分子能够深入到穷人之中，和穷人们同甘苦、共命运，那么，他们就一定能够理解穷人，也发现穷人当中，所蕴藏的无穷的力量。 当然，对于皇帝来说，官僚集团中，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哪些是忠臣，哪些是奸臣，那是很难分得清楚的。 他只能是从普遍的感觉中，感觉到，朝堂上的那些大臣，都不可靠。 他唯一可靠的，就是他身边的近臣、宦官。 从秦始皇的宦官赵高，到东汉时期的宦官集团，再到中唐、晚唐时期的宦官集团，再到大明王朝的宦官们，我们可以发现，宦官们，之所以被皇帝们所信赖、所依靠，都是与皇帝们跟朝堂上的大臣们关系不融洽相关的。 那么，朝堂上的大臣们，为什么和皇帝们关系不融洽呢？ 那肯定就是在执政理念上，大臣们的执政理念，往往偏向于维护富人们的利益。 而皇帝则认为，富人越多，朝廷就会越穷；富人越多，穷人就会越多，造反的人也就越多。 所以，皇帝，就会不相信那些大臣，而相信自己身边的近臣，相信自己身边的宦官。 但是，这些近臣、这些宦官，虽然对皇帝很忠心，虽然与富人们没有多大的联系，他们却也和皇帝一样，很难走向社会，很难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们除了帮助皇帝，和那些大臣们进行权斗，还能够做什么呢？ 所以，利用宦官，是无奈之举，并不能够让皇帝真正地了解整个社会，从而，也就不能够帮助皇帝，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济世救民的政策。 宦官们不但不能帮助皇帝，他们自己也会因为忠于皇帝，而受到官僚集团的忌恨，从而首当其冲地，成为官僚集团所打击的对象。 这也就是“土木之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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