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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古以来，古人就喜欢给自己起别号，又以自己居住过的地名为号：比如唐代诗人杜甫居住在少陵附近，所以自号少陵野老；白居易曾在香山寺居住过，于是自称香山居士。 也有诗人以号明志：比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对朝廷失望至极，他便以放翁为号，表示自己就是一个豪放的老头，但依旧不与人同流合污。南宋大诗人辛弃疾认为人的一生应该勤奋不懈怠，像劳动人民种地一般。  因此，他将自己的书斋称为稼轩，稼就是种地的意思，并以此为号，勉励自己持续勤奋、努力。这就是当代人们所说的精神追求，也是明朝流行起来的新风尚——雅文化。 别号的趣味性，雅文化的盛行原因 提起别号的流行，就不得不提明朝的雅文化，有人说：“人如其名”，也不无道理。“别号”的作用，就是那些文人墨客自由地书法和标榜自己的志向和情趣所用的雅称。 最初别号的流行大概是从唐代文人墨客中开始的，后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逐渐稳定，于是开始追求物质以外的东西，精神追求——雅文化。 雅文化盛行在明朝，正是因为明朝文人的大量涌现，关于雅文化，增加了文人墨客之间交流和沟通时候的趣味性，更是高文化水平、审美能力突出的体现。  尽管在明朝之前雅文化就存在，但并不盛行，这跟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明朝经济社会发展相当稳定。 这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农民出身有关，他身上存在着阶级成分，这些阶级成分决定着他的执政理念，以发展农业为根本，以安定民生为目的。 当人们物质生活满足之后，自然而然会想到精神上的需求，现实社会的满足感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便在开心快乐生活着。 在明朝时期，社会别号的风尚流行度达到顶峰，比如明朝画家唐伯虎，在他眼里，人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六如居士”的别号。  回望明朝历史，翻看历史古籍，我们会发现，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皇帝嫔妃，甚至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民，都有着属于自己独有的别号。 士、农、工、商四种本不相干的团体，有着明显的界限，但是因为别号风潮的兴起，似乎所有的矛盾与隔阂逐渐消除。 彭龟年的《尚絅堂》中说：“君子非恶文，文胜质乃衰”，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现象，大家雅俗共赏，一起娱乐。 这也恰巧说明了一点，在明朝时期，别号的盛行及泛滥覆盖率极高，也有相同的，并非影响人们之间的区分。  但起号之风，到底源于什么时候，查无详实介绍，文献资料甚少提及。但是从一些知名的诗人及历史相关记载来看，“别号”的出现时间应该不会晚于春秋赵国时期，因为那时候别号并不盛行，因此鲜少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仔细查看文献资料，发现《左传 昭公二年》中有记载：“少姜有宠於晋侯，晋侯谓之少齐”，在这里“少齐”就是别号，杜预也曾说过：“为立别号，所以宠异之。”孔颖达也曾说：“盖以齐女，故以齐为别号。” 在春秋战国时期，“别号”并不盛行，仅仅是一些文献的寥寥几笔记载而已。说起真正的流行开始，应该是唐代社会风气的全面开放，文人墨客不再局限于过去板板正正封建思想的禁锢，思维变得活跃，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了“别号”的流行风潮，开始跟风互相攀比学习。  这里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地就会提升自身的精神追求，这也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人逐渐放飞自我，“别号”风气开始传播，侧面说明了文字传播之快，文学艺术的力量之强大。 当时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大诗人，人们眼中的文豪们都争相以自己的“别号”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志向及情趣。不得不提的是李白，李太白、“青莲居士”，还有人叫李白“李青莲”，杜甫也叫“少陵野老”、李商隐也叫“玉溪生”等等，纷纷出现在唐代的文献资料记载中。  之后，南北朝时期，随着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的实施，许多文人进入国家最上层的领导机构之中当官就职，再加上宋朝的一些对文人的友好制度，文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上升。就是如此，“别号”这个原本只流行于文人墨客之间的雅趣别称得到了社会上层建筑主流的认可，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有文献记载宋徽宗也有“别号”，叫“宣和主人”。由此可见，“别号”之风的盛行程度已经可见一斑了。再到明朝，可想而知，本就“别号”已经普及大众，现在社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谁不想起个“别号”或者“雅称”，在饭后闲谈之余，聊天喝酒尽尽兴。 “别号”的多样化是人们的生活情趣 说到这里，肯定有人问，古人的“别号”到底是以什么为依据来起的，有没有规律性？答曰：无。古人起“别号”是怎样起的呢？分为几种情况呢？据文献记载，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以地名为依据  李贽，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这里的温陵就是泉州的别名，而李贽就是福建泉州人，其实，如果我们旅游的时候，稍加留意的话，就会在泉州的一些古建筑物上，看到有温州名称的标识。 虽然只是一个“别号”，又是以家乡地名为依据来起的，就让人不由地觉得这是一个对家乡有留恋之情的人，更觉得这更像是当代游子给自己起的“别号”。一个别号总是能透露点情感出来，也或许这才是“别号”的情趣所在吧！  2、对未来生活的愿景也可取为“别号”。 有人喜欢当官，被人拥戴，就会有人喜欢生活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比如康君奭，别号“草庭”，乍一听，给人一种极为自由奔放的生活气息，内心的宁静，仅从字面就能感受到。他极力主张“庭前草不除”，内心平静安然，外界的一切根本影响不到他，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一些东西，不必在乎外界的一切，尽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好。 3、追念先祖，将情感放在“别号”上 古代人把祖先看得很重，一般都有祠堂，像这种以追念先祖的情况来取别号的，相对比较多。明朝有个学者，叫罗洪先，他一生致力于地理学科的研究。他的别号就叫“念庵”，在他心里其实主要是为了追念高祖，高祖字“善庵”，有缅怀，但也有情感寄托。“念庵”，“庵”字表明了心中无欲无求，超脱世俗，心如止水的精神境界，也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4、以志向、修行为终生追求，以此为依据起别号 人人都有志向，修炼自己是古代有为之人的毕生追求。明朝宰相张居正，就有个别号叫“太和居士”，张居正从少年时期就对佛学有浓厚兴趣，也曾细心研究佛经文化，并从中感悟到人生万物的至上道理。 他给自己赐别号，是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参透佛学中大智慧，并能将自己修炼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其实，不管一个人起了什么样的别号，总有一些说得通的理由，因为在每个人的心里，自己的“别号”都是自己独有的标识，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哪怕同为两个字，也有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有所向往，有所憧憬，有所怀念，有所寄托，生活才会美好，这也是“别号”盛行，甚至泛滥的原因之所在。  雅文化风靡全社会，领导者跟风，文化的发展迅速 在明朝有个知县抓到一个犯人，问台下何人，此犯人报上自己的别号，足以说明，在明朝别号的普及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再说明朝皇帝，明武宗别号“锦堂老人”，明世宗别号“天台钓叟”，上面也提到宋徽宗的“宣和主人”，不管是哪朝皇帝，其别号总有“千万人之上”的霸气，最高统治者的威严。  明朝小说《西游记》《水浒传》的创作，就是从雅文化发展迅速的情况下才有的。在这种别号普及，雅文化的情趣之下，人们的小日子似乎比之前更滋润了。 结语： 人们之所以能够接受“别号”，正是因为它不拘于古法，不拘于社会制度，自己可以随心所欲，“自封为号、自立为王”的感觉，让自己的心也跟着自由奔放了。从此，雅文化走上了康庄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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