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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特工，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起了《007》中的邦德，身着华贵帅气的西服，身边陪伴着金发碧眼的美女，一身高科技装备，潇洒的出入龙潭虎穴，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并全身而退。 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红色特工的故事，1949年，安徽省委书记让安徽省团委寻人，他儿子才知道，消失了10多年的父亲原来如此伟大。 在现实中，特工没有那么潇洒，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他们往往采用潜伏方式融入敌方内部，获取重要情报，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将情报送出，他们在执行任务中，会使用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名字。  他们为国家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要经受住敌方的重重考验，一旦身份暴露，将必死无疑，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在执行任务中，只有下达任务的首长知道他们的情况， 去哪里、做什么，这些关键的信息一律不能告诉其他人，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 省委书记寻人时值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各项社会事业刚刚起步，各省各级政府忙得不可开交。 一次安徽省委召开工作会，对各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结束后，安徽省团委书记项南正收拾好开会的笔记本和笔，准备回到团委去。  这时候，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秘书却急忙叫住了他。 “小项，小项，你等一下，书记请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秘书跟项南说。 一听曾书记找自己，项南立即拿出了包里的笔记本和笔，一路小跑，奔向曾书记办公室，眼见办公室门关着，项南轻轻地敲了敲门，等着曾书记回应。 敲了几次，却没有听到曾书记让进去，项南就站在书记办公室门口等待。 等了一会儿，曾书记迎面走来了，项南马上说“书记好”。 他点头笑了笑，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对项南说“进来吧”。  进到办公室，曾书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点了一支烟，又抬了下手，示意项南坐在他对面的位子上。 对面坐着的可是省委书记，项南比较紧张，坐下后项南马上把笔记本摊在桌子上，拿好了笔，准备随时记录曾书记的工作安排。 这时候，曾书记开心的笑了。 “小项啊，你不用紧张，今天找你来，不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有件事得请你帮帮忙啊。” “书记您尽管吩咐”项南回答。  “我要请你帮我找一个人，他是我战友梁明德的儿子，我这位战友对咱们中国的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也因为革命工作，被迫和他的儿子分开了10多年。一定要尽快帮我这位革命老战友实现团圆的梦想。” 听完曾书记的话，项南心中对书记的战友由衷的敬佩，他知道要是没有这些伟大革命者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但是就安徽省而言，众多的人口中，他该从哪里着手找人呢？ 这时候，曾书记又补充道，“我这位战友听说他的儿子现在在团委系统工作，所以才请你来帮忙，这件事情你可一定要上心啊。”  “请书记放心，我一回去就马上落实”项南信心满满的回答。 一晃眼半个多月过去了，项南并没有找到曾书记战友要他找的人。书记也是一直在等待结果，却迟迟不见项南的消息。 心急的曾书记等不及了，让秘书找项南去他办公室问情况。 “小项，寻人的事情有着落了吗？”曾希圣问。 “书记，暂时还没有找到，您能提供更多一些的信息吗？这样可以缩小范围，便于尽快找到这个人”项南回答。  曾希圣思考了一会儿，对项南说“我战友梁明德是福建人，之前干地下党的，30年代那会儿他们家住在……哦，想起来了，他们家住在上海八仙桥那个附件。” 听完曾希圣的话，项南自己开始嘀咕起来“福建人，八仙桥。” 曾希圣问他“怎么了？” 项南回答“书记，我也是福建人，我家之前也住在八仙桥旁边。” 曾希圣觉得有些惊奇，又接着问项南“哦，你们家也住在哪里啊？你父亲是做什么的呢？”  项南回答“是啊，我家住在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的24号，这里就在八仙桥附近啊，我的父亲是个生意人。” 项南的回答，让曾希圣愣住了，因为项南口中的这个地方，正是我党之前30年代的联络点，曾希圣之前执行任务的时候，就多次到这个地方将重要的情报传递出去。 曾希圣非常兴奋，他告诉项南“这个地址是我们地下党之前的联络点呀！” 但是项南似乎没有明白过来，也愣住了。 曾希圣突然灵光一闪，直觉告诉他，项南非常有可能就是战友梁明德要寻找的儿子。又想起自己和梁明德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经常到梁明德家中去，朋友相聚又能秘密谈论工作上的事情。  曾希圣开始引导性的提问“小项啊，你说你爸是生意人，那之前一定有很多你爸生意上的伙伴来你们家吧？” “嗯，是的，其中有一位和我爸关系要好的大胡子叔叔经常来我们家。”项南回答。 听完，曾希圣高兴的大笑起来，一面笑一面说“近在咫尺，近在咫尺啊？” 项南越发的不明白了。 曾希圣笑着来到了项南跟前，凑近他的脸笑着问“来，你仔细看看我，想起来了吗？”  项南仔细端详了一番，惊讶的一下子有些说不出话，他嘴巴动着，但是声音却一时没有发出来，他努力的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用力的说“你是……你就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叔叔。” 曾希圣也激动得热泪盈眶，两只手分别紧紧握住项南的左右臂，激动的说“好孩子，是我啊，就是我啊！” 时光荏苒，战友的儿子如今已经长成了大伙子，曾希圣也为战友梁明德感到非常的欣慰，他拉着项南的手，坐在沙发上，用手掌摸了摸眼角的泪水，说起了从前。 曾希圣将梁明德的事情告诉了项南，他的父亲是我党的红色特工，并且功勋卓越，后来为了保护自己，才隐藏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化名为梁明德。  听到这里，项南一把抱住了曾希圣，痛哭起来。 “父亲消失了10多年，原来他是特工，我一直误会他了，我以为他在外面做生意不要我了。” “好孩子，怎么会呢？你父亲一直深爱着你，他忍痛离开你，是为了更好的执行任务，不让敌人发现你，也是在保护你啊。” 知道了父亲的真实身份，项南14年来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他长舒了一口气，这10多年来，没有父亲的陪伴，他一直在想念着父亲，后来父亲突然离开没有了消息，他不知道这些年来父亲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情，甚至连父亲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  如今得知父亲是伟大的红色特工，并且现在还好好的活着，很快父子二人就能够团聚在一起了,这一刻项南心中如释重负，激动得一夜无眠。 生于黑暗，却相信光明项与年原来的名字是项廷椿，1894年出生在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文地村的一个农户家中。 他的祖父是清朝的秀才，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家中，他排行老四，后面还有2个弟弟。 由于家中的经济情况，项与年并没有进入学校学习，向往知识的他只能在家中刻苦自学。 项与年的三哥项廷爵曾在福州法政专科学校学习，从学校毕业之后，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方工作。 当时年纪21岁的项与年一个人来到北平找自己的三哥项廷爵，后来又跟着三哥来到了南京和上海。正好当时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上海的爱国青年纷纷走上街头，振臂高呼，斗志昂扬，就算是面对官兵、巡捕也毫不退缩。 项与年第一次看到这样规模的爱国运动，内心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他和三哥也加入到爱国运动中，接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项与年感觉到，民主革命像是黑暗中的火光，虽是星星之火，但也许跟着这些火光就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有志青年的项与年觉得，中国只有打破了现在的情况，让人民不再受到封建社会的统治，不再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鼓励着他、驱使着他，让他毅然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去。 1924年，项与年几经辗转和同事一起来到了上海，同事邀请项与年到他家中做客，在这位同事的家中，项与年遇上了几位“贵人”，由此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这几位“贵人”正是宣中华等人。 宣中华见到项与年，接触中发现他心怀国家、胸有大志，是一个有为青年，加以培养，定当有所作为，遂介绍项与年到海宁县硖石小学当老师。其实老师的身份只是一种掩护，实则是进行革命活动。 在革命活动中，项与年坚定的意志得到了宣中华等人的赞许，1925年在宣中华、何赤华的介绍下，项与年被组织接纳，在硖石小学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项与年就接受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前往被荷兰统治的东印度等地方担任党支部书记，目的是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并壮大党员队伍，建立并壮大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两年的时间，项与年的各项工作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1927年项与年回到了国内，他对外公开的身份为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又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名为复炎小学的学校，和之前一样，名义上他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但是他最主要的还是在为我党工作。 也正是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了巨大的转折。这一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制造了血腥惨案。此后，上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并且形势还在不断的恶化。 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从上海撤离，迁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项与年并没有跟着临时中央迁往瑞金，而是选择了留在了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在这个充满危机的地方继续从事地下活动，确保了秘密情报在上海和苏区之间的传递。 为中国革命牺牲“小我”，获取重要情报1932年，项与年接受了组织的新任务，离开了上海。 这个时候，项与年的儿子项德崇（后来改名为项南）才14岁，还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上学。 眼见要与儿子分别，项与年非常的不舍，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项与年不知道自己在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时会不会遇到危险，他不知道这一分别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和儿子团聚。 试问天底下的父母，谁舍得离开自己的孩子？ 但是身处这样特殊时代，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需要他！ 如果中国的革命不能取得成功，人民仍旧将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无尽黑暗中，自己的孩子和中国无数家庭的孩子，还将继续遭遇苦难。 这就是共产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项与年强忍心中的万般不舍，将孩子委托给自己的好友照料，而自己毅然踏上了执行任务的路程。 几经波折，项与年成功的打入了国民党，进入了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并且担任机要秘书。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我党在此危难之际，为了拯救党、拯救革命，8月1日在南昌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武装起义，这就是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随后，我党在福建、江西、湖北、河南、安徽等地建立了革命格局地，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很快我党在人民群众中就得到了认可和信任，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我党的政治影响力也日益扩大。 我党的迅速壮大，让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觉得坐立不安。于是蒋介石在“整顿”国民党内部之后，便把枪头再次对准了我工农农军以及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亲自布置战术，制定了“围剿”方针战略，并开始了对我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 在我党的正确领导及工农红军的英勇奋战下，已经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4次围剿。 连续4次的失败，让蒋介石恼羞成怒，1934年他亲自前往庐山，召集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在会上详细部署了第五次围剿的战略计划，项与年潜伏的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的司令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结束后，保安司令部的司令带回了《剿匪手册》《铁桶围剿计划》等重要文件，里面详细的写明了兵力部署、进攻路线等重要信息。 当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的司令员为莫雄，他也是我党地下情报人员，莫雄开会回来后，认为这次蒋介石调集更多的兵力对我党进行围剿，对我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重要情报传递出去，让中共中央提早准备。 莫雄找来了项与年，将带回来的重要文件拿给了项与年。项与年看完文件之后，立即对中共中央的安危担心了起来，他必须要尽快将这些信息传递回根据地，否则中共中央就危险了。 项与年想，面对国民党在各个关卡的严查，要将这些重要文件直接带回去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但自己将会面临牺牲，最重要的是无法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中央，中央仍旧出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必须要想到一个安全的办法，项年参加过情报员的培训，他将这些重要的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转换成密码，记录在了一本四角号码的字典上面。项与年不敢有丝毫的耽误，连夜就启程。 来到关卡前，项与年并没有直接走过去，而是躲在了隐秘的位置观察情况，他发现，此时驻守路口的国民党的盘查更加的严密了，就这么直接过去，暴露的风险极大。 但是情况又非常的紧急，多耽误一分钟，中共中央就多一分危险，必须要尽快过去！于是项与年想到一个办法，把自己伪装成乞丐，他在地上不停的打滚，将自己身上的衣服弄的又脏又破。 项与年还在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朝着自己的嘴巴就是狠狠的一下，这一砸，项与年四个门牙全部被打掉了，鲜血直流，嘴巴也肿了起来。 项与年忍着剧烈的疼痛，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根据地迈去。果然，他的乔装是成功的，守在关卡的国民党看见他是个蒙头垢面、嘴巴流着血、身上还又脏又破的乞丐，并没有对他进行盘查，不耐烦的让他赶紧过去。 一路上，项与年一直在与时间赛跑，他内心一直担心着中央的安危，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一步步走向中央苏区。 来到中央苏区，他趴在地上用尽所有的力气大喊“我要见周恩来！” 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终于将重要的情报亲手交给了周恩来，中央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随即我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后来，毛主席谈到项与年带回来的情报，说项与年的功绩是巨大的。 参考资料： [1]百度百科《项与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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