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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藻是海水中生长的一种植物，它富有多种维生素，颇有营养价值，在生活好的情况下，没有人注意它，但在我国“大跃进”以后，在生活困难时期，科学家们对海藻这一海生植物进行了研究，认为南海海湾生长的海藻比东海、北海生长的营养成分要高几倍，作为食品，吃了以后能使患浮肿的病人消肿，常人吃了以后可以防水肿。 1961年春节后的一天，上午九点，我在办公室接到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对我说:中央已征得苏振华、肖劲光同志同意。决定南海舰队除打击蒋匪帮破坏骚扰的值班舰艇外，其余舰艇和机关人员停止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训练、组织安排打捞海藻，晒干后用船运到广州，由广州军区派部队装上火车北运，用以解决湖北、河南、山东及山西西部人民因灾情所引起的浮肿病的问题。海军肖、苏都同意了中央的这个意见，他们都在中央会议上表了态的，毛主席也同意了的。 总理还指示;'’你们要每天上午九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向我汇报。” 随后海军肖司令和苏政委也打电话给我说:“你们按总理指示办，海军不再另发指示了。” 我说:“方政委也在这里，他也听到了总理和你的指示，我们马上就开会。” 我们当即召开了党委常委会。 大家一致认为，打捞海藻，救济北方灾区的人民，这是当务之急，湖北、河南、山东、山西地区，是我国的心脏地区，我们一定要把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仟务安排好。因此做出以下几条决定: 第一，汕头水警的四十四大队的三条巡逻艇、11大队六条快艇、74大队两条猎潜艇、川岛水警区}3大队四条巡逻艇，摆在大万山执行战备任务，主要是对付香港方面和国民党军的破坏活动;愉林73大队四条猎潜艇和一大队一条护卫舰，支援各方作战。 第二，其余机关部队都执行打捞海藻的任务。对打捞海藻各级领导都要作为战斗任务来执行，家中仅留一两位首长值班，其他首长分别带领机关部队出海执行打捞海藻的任务。 第三，四条登陆艇执行运输任务，其他各编队的运输船将各自打捞的海藻晒干以后，装人草袋，装上登陆舰，送往广州，再转运火车北上。舰队机关和沙角干校训练船，在虎门要塞内伶仃洋打捞海藻。 舰队除我和政委在家主持工作外，其他舰队领导都分别到海上执行任务。 各部队要严密地组织好，要绝对地保证安全，防止事故发生，特别警惕鳖龟的伤害。大家都动员起来了，南海舰队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所打捞的海藻晒干后，竞有百万多斤，用草包打装，运到广州，由军区再派部队装火车运入内陆。 在执行这次仁务中，仅有两个人被鲨咬了，受了轻伤。后来，在“文革”中的1972年2月，在“四人帮”主持下召开的一次解决海军问题的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竟把矛头对着周总理，批判我执行修正主义的东西很积极，说打捞海藻、救济群众是“执行修正主义”。 我当时说:“我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是毛主席同意了的为国为民的战斗任务，当时贺总、聂总、叶总三位老帅也听过我的汇报;舰队执行中央指示的，并报告了中央，是有文件可查的，今天叶帅、肖司令、苏政委都在场嘛，可以证明，是不是修正主义的计划？！” 肖司令当时在会议上表态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这次南海舰队执行得还不错，不能说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会场上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对“四人帮”表示不满。这件事，很明显是“四人帮”在找由头整总理。 关于海军打鱼的问题，我去南海就任以前，赵启民在此任司令员时就用两条渔船打鱼。 我到南海舰队后，从香港的《星岛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诬称南海舰队的舰艇伪装成海匪船只，偷袭商船，抢掠财物，奸淫妇女。这纯属谎言，是对我军的恶毒污蔑。 此时，贺、聂、叶老帅在石榴岗钓鱼、我去看他们，顺便把报纸带给他们看。我说明报纸上的事，他们说:“竟有这样的消息，你念给我们听听。” 他们听过之后，聂老总当即向我说:“你们的渔船造得怎么样?” 我回答说:“只有两条。” 聂帅义问:'“多少钱能造一条?” 我说:“大概需要四百万元。” 当时三位老帅停止了钓3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为什么不可以造船打鱼啊?” 当时的客观情况是，我们轻柴抽紧张，苏联供给我国的多是重柴油，适合于渔船用。根据南海的情况，海上是有鱼可打的，就是造渔船的话，亦是有条件的，材料不缺。 贺、聂、叶三位老帅收起了鱼竿，乘车回到广州，即打电话，建议周总理拨南海四千五百万人民币。用以造渔船，打鱼供给灾区和北方_鱼的营养价位比海藻的营养价值高得多。当然更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了。 此时，舰队领导同志就我和方正平在场，他们问我俩认为如何、我俩回答说:“我们拥护。” 三位元帅还给渔船规定了四条任务: 1.我渔船也要打击海匪对人民的骚扰破坏，定会得到香港舆论的好评。 2.我渔船也要执行侦察任务，还可以对我渔民通报气象和实行救援任务。 3.我渔船打的鱼既可供应部队亦可支援灾区人民。 4;我渔船亦可执行运输任务，将海南的木材运到大陆、再把大陆的货物运到海南岛。 最后他们说:“在当前来说，打鱼是主要的。” 我说:“这样做很好。” 春节期间，舰队送海军几百斤鱼干 .海军分送了些给中央机关.但这次科委没有分到。 聂帅知道了，打电话跟我说、要我们支援一些给造潜艇的部门。 我回答说:“好，我回去看看还有没有鱼干。” 我与方正平政委、王副司令员讲了这件事。他们说:“今天刚从海上回来的渔船，有二三百斤鱼干还没下船呢。”我们三个人都同意，将此龟卸船后，全部支援国家科委的技术干部，我打电话给聂帅。聂帅说:“很好啊，你们派人将鱼干运到广州机场即可，我的秘书在那里，交给他办、有专机来北京时带来，就可直接运到北京了。” 过了三四天之后，贺龙元帅也打电话问我:'’还有鱼没有?” 我回答说:“'明天可能有船回来，他们可能带回三四百斤鱼干来。” 贺帅说:“你也把鱼干送到广州机场，我有人在那里负责办理转运，这鱼送给国防科工委。” 叶剑英元帅也打电话来要鱼给北京的老同志。这次是方正平同志接的电话，他说:“有鱼，有两条船刚回来，带回有二三百斤鱼干。” 叶帅也要我们将鱼干送到机场再转运北京。我们一一将鱼上送了。 “文革”中，“'四人帮”给聂帅戴帽说聂帅是“修正主义”，批判贺老总也是“修正主义”，指责我执行修正主义;我当时回答他们说:“这不是修正主义，我们是支援科研人员，科研是国防大事、是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大事，是南海舰队领导集体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国防工办搞工业也是国家安全的大事。支援他们一些鱼也是应该的，另外送一些鱼干给为国家立过功的老同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送海军的鱼，也不是海军领导自己用了，海军分别送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啦。据我所知，他们都是折价付了钱的。 '我们对以上单位所做的支援都是正常的，这不是修正主义。” 对不少人的指责，我在会巨一一做了批驳，驳得他们无言以对，会场鸦雀无声。 南海舰队虽然打了鱼，但我们并没有多吃多占。在经济困难时期，我们舰队动员部队、机关、家属在房前屋后利用业余时间种菜;J两只渔船打的鱼，舰队自己并没有吃，部队亦没有吃，全都支援了灾区。}t}时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我们解放军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也是理所当然的，是人民子弟兵对人民应尽的义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应该做的嘛，怎能说是执行修正主义呢。 挖水塘养鱼、鱼塘上面搭架盖棚子养猪:可以把猪便漏下塘中当鱼食，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我的前任赵启民同志时代就挖了些鱼塘，养了些猪，我到职后，看到这种做法很好，就又叫后勤机关部队挖了几个。侮年养鱼丰收，个儿大，各种鱼都有，鱼塘上面的猪也养得又肥又大，膘肥肉多。南海舰队养猪、养鱼都是在全国出名的事了。到南方来的军委首长们、元帅们、将军们都愿意到我舰队的鱼塘参观，有时间的话，就在此钓鱼，如遇中午，就到我舰队招待所吃顿便餐，我们也不做特殊的招待，这也是上下级之间、友邻兄弟部队之间正常的关系、，在“文革”中，“四人帮”沌蔑我们为元帅们在石榴岗修钓鱼的包厢我在会上反驳他们说:“不是包厢，是个猪圈，大家都见到的，可以到现场视察，只是我们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健康，用了几十斤石灰把猪圈内刷洗了一下，消消毒而已。” 我又说:“'当时苏联向我们讨阎王债，向我买四指肥膘的猪肉。” 陶铸、陈郁同志在中南局会议上讲:苏联向我要账，现在广东还拿不出这样的猪肉来。 我说:“我们那里有，要多少?我们养了五百多头肥猪呢。” 陶铸同志说:“只要三百头就够了。” 陶铸、陈郁同志说:'’这批债你们帮助还了，今后地方要补给你们。” 我说:“我们这是对国家尽义务，是给赫鲁晓夫的有力反击。” 广东的许多老同志都知道，他们都还健在、当时大家都是满口称赞的。 这既不是我吴瑞林个人的意见，也不是方正平个人的意见，而是南海舰队党委常委做出的决定，也征求过下边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是解放军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是为国争光为国争气，是给赫鲁晓夫的一记大耳光: 江X听了我的发言后，气急败坏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你吴瑞林这个小子，从来没有把老娘放在眼里。” 但我的陈述有理有力，驳得他们哑口无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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