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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正月十五日，苏轼着手在黄州东坡建造茅屋，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雪堂”。苏轼贬谪黄州，是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的名义，前者是本职，后者是差遣。所谓“检校”，意味着这是个名誉职务，没有薪俸；而团练副使是散官阶位，不设衙署。 苏轼既没钱，又没人，只能靠东坡边上的四邻帮忙造这五间草屋，所慰劳者，完工后大醉一场而已。 苏轼在被贬第三年营造房舍，看来，他是有了安家于黄州的打算。 诗案被贬 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被任命为湖州知州。呈神宗皇帝的谢表中，“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这句话深深地得罪了皇帝。之前的熙宁年间，苏轼多次明确攻击“新政”，由于当轴者是宰相王安石，而三苏父子同王安石在仁宗年间就恩怨纠缠，因此皇帝总是把这种攻击看成私人报复。 苏轼在密州任上所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欲乘风归去，最后还是留在人间，皇帝将词义理解为苏轼虽然厌倦政坛，而内心仍然效忠自己。 由此皇帝将新政推行不力归咎为王安石同其他官员结怨太深，“旧党”反对的其实只是安石而并非新政。于是，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皇帝亲自主政，并改元“元丰”。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轼竟然说“难以追陪新进”，那就是直截了当抗拒皇帝了。 被戳到痛点的皇帝想起之前沈括在巡视浙西路后曾向他举报，杭州通判苏轼经常写诗讪谤朝廷。于是御史台领命而动，大兴诏狱，要逐字逐句找出苏轼诗词中的罪证。由于御史台古称“乌台”，这次宋代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被称作“乌台诗案”。 御史台成案后，将苏轼起诉到大理寺。大理寺的判决是二年徒刑，以惯例，用苏轼的两个官职（本职和馆职），一官抵一年。意思是苏轼有罪，但不必服刑，开除公职即可。御史台不满，上诉至审刑院，后者维持原判。这是审刑院裁撤前最后一个案子，至于是否皇帝对这个终审结果不满才裁撤的审刑院，那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皇帝动用了自己“特责”权，将苏轼贬到黄州。 从京师到黄州，千里之遥，正常赶路需要三四个月，而苏轼只用了一个月就到了黄州贬所，可见戴罪之身如惊弓之鸟，不敢有丝毫闪失。 这是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借宿于定惠院，开始了长达四年二个月的黄州岁月。 初到黄州，是“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凄冷。到第二年，苏轼适应了贬谪生活，并开始主动经营，比如开垦一方旧营地，使之成为良田，并名之为“东坡”。苏轼也因此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一位政治意向和人格旨趣同之前不太一样的“苏东坡”，出现在了中国文化史上。 思想转型 他被贬的头两年，京师一直有似是而非的消息传来，无非是神宗皇帝回心转意，想将之前反对新政的“旧党”召回朝廷，其中包括苏轼。这些传言绘声绘色，有如亲见。苏轼必然是雀跃而盼望的，但其中的内容又令他生疑。 在传言里，起复他的建议或诏命总被王珪、蔡确等人所搁置拖延。但王珪个性平庸，不太臧否人物；蔡确虽然是新党阵营，同苏轼素无恩怨。这两人不会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而反对苏轼。况且，皇帝亲自推行新政后，对几位宰辅一向鄙薄，不会去认真听取他们意见。 一年多的等待渐渐使苏轼确信，皇帝对他的心结不是那么容易解开。而且皇帝比他还年轻十二岁，元丰四年苏轼四十六（虚岁），皇帝才三十四，春秋鼎盛，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可能。 苏轼要另作谋划了。至少，他要顺应皇帝的意思。既然皇帝想让他老死黄州，那么，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在此地高蹈安居。 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借住在定惠院。到五月底弟弟苏辙护送苏轼妻子王闰之等来黄州团聚，一大家子就住进了临皋亭。（苏辙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赴贬所筠州要路过黄州。）这儿是政府招待所，邻近驿站和长江码头，交通生活都很方便。 苏轼在临皋亭，后院住家眷，前院是他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诏命明令苏轼“不得签书公事”，当时既无公可办，苏轼就在办公室“日课”：抄写《汉书》。 原本苏轼不知道要在黄州逗留多久，等他决定定居后，就需要一栋自己的房子了。于是，元丰五年正月，就在他躬耕近一年的东坡边上，造起了五间茅屋。据说茅屋开工的时候大雪纷飞，苏轼即命名为“东坡雪堂”。 临皋亭毕竟是政府招待所，有门卫把守，进出通报，对于喜欢待客的苏轼来说很不方便。而且宴饮宾朋到深夜会吵到妻儿。如果要定居于此，苏轼的次子苏过、三子苏迨年幼，还缺个长期的家庭教师。如此通盘考虑下来，构筑雪堂也是必然了。 以苏轼自己的说法，来黄第一年“块处闲寂”，块，孤独的意思；第二年则“亲知相过，人事纷纭”，来探望他的亲戚朋友多了起来。因为没有借宿的地方，总是来了就去，匆匆一过，没法把臂同游，雨夜对床。所以，他也需要雪堂这个招待亲友的宿舍。 吟啸徐行 士大夫讲究“安身立命”，圣人之教，致君尧舜，名垂青史；老百姓则只是“安家立业”，村口茅舍，几亩薄田，儿孙绕膝。来黄第三年，即元丰五年，苏轼完成了由“安身立命”到“安家立业”的事实转型。 八年前，杭州通判苏轼奉檄赈灾，路过苏州。在游览虎丘时，他看到山边良田美景，蓦然发出了归隐躬耕之想： 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 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 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 悟彼良自咍，归田行可请。 这种愿望当然是真诚的，但也不过是愿望而已。那时他三十九岁，虽在官场边缘却声誉日隆，所谓归田只是一声感慨而已。而今困顿于偏僻的黄州，仕途既已是绝路，自家的茅屋也搭起了梁柱，那么，也该买几亩水田，以作养家资生了。 清明节后第二天，苏轼带着随从家仆，去附近考察买地，顺便作踏青之游。于是，就有了那首“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其下阕云：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几乎是他来黄州这两年的思想总结。被贬的痛苦惊醒了他的功名迷梦，失望之余，也有好消息（山头斜照）来相告。但每次起复的传闻，都让他惊喜、盼望又失落。官场有什么好的呢？不过是“向来萧瑟处”而已。我要“归去”，不再理会仕途的纷扰，疏离政治、京师和皇帝，疏离新政旧党，我今后的生活同之前一切都没有关系了——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说上阕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他的精神底色，那么下阕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他的生命定位。这首词揭橥了苏轼自乌台诗案的恐惧和贬谪黄州的绝望之后，终于重新梳理了自己的归属和归宿。苏轼无法改变命运，但至少，他不愿意改变自己。 这场雨虽然让苏轼写出了传世名句，也为自己校准了未来的航向，但毕竟春寒料峭，淋雨让他感染风湿，手臂肿痛。他去了蕲水县麻桥，找当地名医庞安时诊治。据他说，疗效极好，“一针而愈”。苏轼非常满意，拉着庞安时做导游，准备往蕲水县城走一走。 人生再少 在去蕲水县城的途中，苏轼一行在野店喝酒喝到半夜，乘月而行至绿杨桥，酒醉乏力，“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于是他作词一首，题在桥柱上。 苏轼此时看出都是美景，甚至美好得像是仙境，而上阕词尾“我欲醉眠芳草”和下阕词尾“杜宇一声春晓”尤其清新可爱。 苏轼是蜀人，用了家乡典故。子规即望帝，所谓“望帝春心托杜鹃”，原本有着泣血的悲凉，苏轼逆用其意，杜宇的啼声，竟然带来了春光明媚的清晨。看似忧伤的境遇，在苏轼眼中都化为澄澈光明的福地。 蕲水县属于蕲州，紧邻黄州。蕲水虽然不属于黄州管辖，却有着相同的人文地貌和文化地缘。事实上，无论黄州还是蕲州，当年都非常萧瑟。据来探望苏轼的人说，黄州的民房低矮破败，街景萧条萎靡，连州府衙署都显得湫隘嚣尘。 但这不妨碍苏轼对黄州风光的赞美，或许是他已经将此地视为家乡，或许是他的思想已经破障，不再被政坛仕途和皇帝的好恶所困扰，所见一切，无一不美。 到蕲水县城已经下午，苏轼和庞安时先是在官设传舍休息一会儿，即来到城门外二里的清泉寺。苏轼惊喜地发现，“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或许，他此行目的就是想看一看人间还有西去的流水。他吟诵出那篇著名的《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又是那只报晓的子规在迎接他们。它不仅带来了绿杨桥边的春光美景，还让苏轼看到了震撼的流水向西的兰溪异景。至此苏轼已经完全走出了自乌台诗案后的恐慌、彷徨和患得患失。他要将日晷逆转，不再接受物理定律的束缚。 无论是个人仇怨之于新旧党争，还是忠君爱国之于天下大道，都不及此时他同大自然的对话来得重要。既然溪水都能西流，那么人生必能再次年少。兰芽尚短，沙路洁净，雨中的子规在告诉苏轼，不要为过去的时光感到惋惜，一切还刚刚开始。 蕲水城外，清泉寺边，苏轼重生了。 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突围”，苏轼重置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也重置了自己的人格崖岸和终极信仰。 大江东去 雪堂刚刚造好，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杨世昌。他是绵竹天都观的道士，从庐山来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道士就在雪堂住下了，一住就是一年多。杨世昌在文学史上很重要，他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那个对话者，问题的提出者，从侧方推动苏轼思考的引导者。 没多久，又来个好友，巢元修。他的来历颇为诡异。据说他是四川一位将军的幕僚，这位将军因兵败而在去年被朝廷正法，巢元修逃了出来，流浪在江淮大地。如今苏轼这里有了着落，他过来投靠，成为了苏轼两个儿子的家庭教师。 苏轼言行多有出人意表处。作为流放的官员，自己应该以有罪之身而战战兢兢，竟然收留了一名通缉犯，还给儿子做老师，这以常人观之，真是匪夷所思。 很可能，巢元修也是前后《赤壁赋》中的“客”。 黄州赤壁今天称为“文赤壁”，并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的“武赤壁”。苏轼精熟于三国舆地（王安石曾建议他重修《三国志》），必然知道这一点，他只是借着这个因头，层层递进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汉语文学中最著名的宋词，题名《念奴娇·赤壁怀古》，当然是为缅怀赤壁之战所作，但究竟作于何时，至今仍有争论。主流意见是，此词同《赤壁赋》一起写成，都在元丰五年七月十五的赤壁之下。 但也有学者认为，苏辙元丰三年五月底送苏轼家小来黄州，顺便游览赤壁，并作怀古诗，苏轼的《念奴娇》就是和他而作。 这两个说法都有问题。苏轼无论写词写诗，尤其是诗词有纪念意义的，会用长长的序言或标题来说明写作的时间、地点、缘由。这首词如果真是和苏辙而作，为何没有明确说明？而从词义来看，《念奴娇》停留在《赤壁赋》境界的第二层，“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差不多就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意思。 有可能是，《念奴娇》作于此年春夏，此时风急潮高，所以“惊涛拍岸”，不像七月那样“水波不兴”，也不像十月那样“水落石出”。 《念奴娇》是第一层认知，表达了尘世中人对战争、政治和历史的不可捉摸；《赤壁赋》为二层破障，天地并非迷梦，是与人生和合而一的赐予；《后赤壁赋》为三层破障，无论儒道佛的信仰危机，只要勇于认知，都能得到救赎。 如此来看，才能明白整个元丰五年，苏轼之思想境界的逐次递进，正在演化中愈发光彩照人。（作者/克念，文章来源近代史论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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