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省南部的稷山县城是1947年4月8日被人民解放军太岳纵队解放的，随后建立了县人民政权。不久全县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到了1950年，生产得到恢复，经济得到发展。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农民们充满了欢乐和喜悦。 胜利如同一杯美酒，使人振奋，同时也容易使人陶醉和麻痹。人们没能料到，就在解放了3年半后的1950年9月19日夜晩，突然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匪徒武装暴乱事件。 匪徒们张贴反动布告，进攻村、区、县政府，抢劫公粮和枪支弹药，绑架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一时间，反革命复辟的火焰吞噬着稷山的大地。 而稷山事件的发生，也间接促使毛主席和党中央做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0年春，被打散的阎锡山军队师长萧荫轩潜逃回到山西后，贼心不死，开始搜罗死党，企图死灰复燃。 他很快找到难兄难弟，阎锡山“亲信团”团长杨子乘。两人经过商量，不谋而合。 经过长时间密谋，二人决心利用他们的旧部，在山西各地建立反革命组织，夺取枪支，发动暴动，在国民党“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一举夺取政权。 两个人还为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很大的名字，叫什么“中国国民志愿军”，并在太原设立了秘密总指挥部。 在萧荫轩和杨子乘物色骨干分子的过程中，他们苦思冥想了好久，分析来分析去，确定要在中条山地域寻找骨干，并把这里作为基地。  这时，杨子乘拍拍自己的秃脑袋说:“有了，杜启明被共军俘虏后，关押了一阵，放回去了。两个月前，他来太原找我，谈起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 萧荫轩高兴得咧开了大嘴:“对！对！我想起他来了，这是一员干将，你赶紧去找他！” 随后，杨子乘带上大批经费，化装前往晋东南寻找杜启明。到了稷山县，杨子乘趁黑夜秘密溜进太子村，找到了杜启明。 杜启明在村里是被监管分子，刚扫完街回到家里。看到杨子乘，他分外兴奋:“你怎么来了？我正要去太原找你呢！我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杨子乘看了看这个年仅26岁的亡命之徒，知道找对了路子，就压低声音说:“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蒋总统派人送信来了，国军很快就要反攻大陆……” 杜启明听到这里，禁不住摩拳擦掌:“我就等这一天呐……”  杜启明是稷山县五区太杜村人，为人狡诈，曾任国民党第66军836团少校营长，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时被俘，在我华北军官教导4团受训两个月后，被遣送回原籍务农。 杜启明回家后，装出一副老实、进步的样子，骗取了一部分人的好感。但他从心里恨透了共产党、解放军。 他当少校的时候是何等风光，现在，却回村当了农民，还要看村干部的脸色行事，整天赔着笑脸……那都是他过去不屑一顾的穷人。 杜启明在笔记中写道:“村中父老咸以余能下苦入俗之精神为赞，盖丈夫能大能小，能软能硬耳。” 杜的韬晦之计初步得逞后，便渐渐露出反革命的本来面目。 他借“拜年”、“访友”、“串亲戚”为名，与当地蒋、阎、日伪旧军人吴春茂、杜辛酉等及土改中被斗地主暗中串联，经常在一起“研讨国事”，网罗反动团伙，妄图卷土重来。  杨子乘的到来，为他加了一把油。他更加疯狂地开始串联。 1950年3月4日，杜启明利用太杜村演戏的机会，登台表演魔术，变岀“礼义廉耻”字样。 蒋介石曾将这句古训赋予了反动的政治内容，作为他麻痹人民的精神支柱，企图使部下“勤励”，使人们“省悟”。 杜启明公开打岀这句话，企图使太杜村变成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据点。 为了便于反革命活动，杜启明常常流窜于吕梁山之黄金峪、后靳家等地，把他岳父、舅父家当作秘密联络点。 他还暗中串通八宝宫老道，拟以八宝宫作为日后的军事指挥部和永久联络点。 1950年5月23日，杨子乘再次从太原来到太杜村，传达萧荫轩的行动计划，指示杜启明等人加紧发展武装，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配合台湾“接收政权”。  1950年6月底，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将战火引到了鸭绿江边，国内的反动阶级残余势力一时沉渣泛起。 杜启明等人以为时机已到，也加紧了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步伐。 7月18日，杜启明、吴春茂、杜辛酉、刘德英等人，在后靳爱岭召开秘密会议。 按照台湾方面“总部”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指挥部”及“运城行政公署”。杜启明任“总指挥'兼“行署主任”。 同时还任命了“副总指挥”、“行署副主任”、“参谋长''“秘书主任”等一大堆干将。 经过密谋，他们还在“运城指挥部'下分设“道北”和“道南”（以同蒲铁路为界）两个指挥部。杜启明兼任“道北指挥部”总指挥，马蓬洲任“道南指挥部”总指挥。  民国时期的运城 叛乱分子商定，立即派骨干分别在稷山、新绛、乡宁、夏县、万泉、荣河、临晋、猗氏等县建立13、14、15、16、17、18纵队和37、38、39支队、总部警卫团等队伍。 别看番号和架子搞得挺大，是在上这些纵队支队基本上没几个人。 土匪在稷山的力量，主要是38支队，以及总部特务1支队和警卫团，总计408人，其中队长以上骨干68人。 杜启明为了巩固他的反革命组织，加强对匪徒的控制，还成立了一个所谓“团体的灵魂”的内部组织——“铁血英雄大同盟”。 凡入盟的匪徒均需填写由杜启明亲自制定的“志愿书”，且相互之间不准发生横向联系。 为统一指挥，杜匪还在临汾、襄汾、解县、万泉、闻喜、新绛、运城以及本县的李老庄、九龙宫、涧东、管村堡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民国时期的山西稷山县城 并配有专职联络参谋，规定了联络线路、联络时间和联络暗号。 杜启明亲自到各点检査工作，布置任务，扩充组织机构，同时，还向河南、陕西等省的旧军人发信联络，以加强其力量。 在反革命组织建立过程中，杜启明便着手筹措武器、经费。 他下令：“各支队武器自行解决。个人如能捐献，俟'成功’后，决不亏待。” 他还指使匪徒们跑乡串村，搜集散藏在民间的枪支、弹药。 土匪在发展中，非常需要经费。杜启明曾发电报向台湾求援，结果只得到了几千港币。他便下令让匪徒分组在公路沿线“打料子”，即劫持小贩、商人。 他还恶狠狠地命令:“凡过路共方公务人员的款物尽行劫夺。”这样一来，所谓的“中国国民志愿军”完全沦落为土匪。  面对人民政权的强大力量，杜匪和其他匪徒头目认识到，只有建立一支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力量，暴动才有可能成功。 因此，他们制定了“争取、打入”的工作方案，把“凡反对现政府者，尤其是对现实不满者”皆划在“争取”之列。 而对“已觉悟之贫农、动摇分子尤其是武装机构内之班、队长以上人员，更宜设法利用之”。 他们打入、争取的主要对象是“公安局、民兵队和党政机关”。其方法是“利用朋友、亲戚、同学、同乡……等不同的关系由浅而深地逐渐接近争取之”。 打入的时机则是“乘参军、扩大民兵或成立地方部队等时机，利用某种关系介绍加入”。 随后，他们把手伸向共产党队伍中的意志薄弱分子。  在匪徒的争取、收买下，稷山县政府干部会计张忠孝、通信员杜成学、5区区政府通信员赵光益、稷山县政府干部秦荣华、区政府助理郝顺泰、席五德、民兵队长田三儿、田管成等十多名县、区工作人员先后被拉过去充当内奸。 被匪徒“争取”过去的还有医院医生、小学校长、教员、电话局工作人员、公安局班长、铁路警察，以至解放军地方部队个别宣传干部。 这些人大都在匪徒组织内担任职务，按匪徒要求提供情报。他们在反革命暴乱期间，或充当内应，开门揖盗，或担任向导，引狼入室，起到了公开的敌人所起不到的恶劣作用。 人员、武器、经费基本准备就绪后，杜启明便开始拟定暴动方案。他拟定了两套方案。 第一方案是：集中徒手卫队于太原，劫狱救出被扣“干部”，并夺取警卫部队枪支，拉上西山，再图后举。  第二方案为：各地就其任务范围暴动，而后集中兵力，攻占战略要点。 他和萧荫轩、杨子乘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具体行动计划是： “总部”与13纵队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收复”新绛、稷山、乡宁等县门4纵队以峨嵋岭（稷山境内）为根据地，配合临汾第9纵队“收复”闻喜、绛县、垣曲3县，并破坏侯马至水头间之铁路； 15纵队以孤山、稷王山为根据地，“收复”猗氏、万泉、荣河3县； 道南指挥部所辖16.17.18纵队，以中条山为根据地，重点“收复''运城，并破坏水头至风陵渡间铁路。 8月16日，匪首杜启明、吴春茂等人，冒雨上山到靳家岭，详细研究确定了《行动方案》，并拟写了暴动用的各种反动文告、传单。  8月下旬，杜启明又先后在城关、涧东召开紧急会议，向匪徒们传达了行动方案，要匪徒们做好暴动准备。 他还亲自为匪徒们打气，说什么：“回忆过去惨痛教训，痛定思痛。欲革故鼎新，更需以十倍于往昔的努力。” “望诸位以勇、能、韧、诚的条件，作艰苦卓绝之奋斗，树立半年辛苦取得战功的信念，完成戡乱救国救民的伟大任务。” 他说完，匪支队长苏万奎、副支队长康福盛立即跳出来，狂妄地表示：“我们有决心将第一面青天白日旗，悬挂于稷山塔上。” 9月10日，匪15纵队纵队长刘琴之派联络员星夜兼程给杜启明等送来急信。函称:“我这里决定八月初十（即公历9月19日）动手，先自荣河，继推向万泉、猗氏。” 又称:“不管其他动与不动，我是决意要动的，请速通知各纵队一起行动，如来不及，可相继暴动或一部分策应。“ 杜启明看到匪首刘琴之的来信，气焰分外嚣张，大声对身边的匪徒说:“现在看朝鲜战争的形势，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太远了。”我们如不采取一致行动，等人家动了，咱再动就迟了。” 于是当即吩咐“秘书长”：十月初十全区一致行动，立即起草命令，连同各种宣传品，派人分送各纵队。 命令很快传达意欲暴乱的各纵队。命令中还规定了各纵队的任务及有关联络方式、口令等。 为了引起各纵队的重视，鼓起匪徒们的“斗志”，命令谎称暴动是“奉山西省总指挥部命令”进行的，并制造了“国军收复”各地的情形。 他在命令中欺骗说:“全国总攻已于9月25日开始，现已收复沈阳、河南、上海、广州、西康等地，并继续向内陆推进。” “内陆志愿军分别于9月25日、28日先后动作。我华北区受命为10月1日开始。” 这一段时间，匪徒活动非常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没有人察觉？有！当时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已经发现苗头和奇怪现象，并利用各种途径向上级反映。 区、县领导人曾先后5次听到群众反映，6次接到被敌“争取”的知情人的揭发。 但可惜的是，在当时大好形势下，领导麻痹大意，没有引起他们的警惕，终于酿出了一杯难以吞咽的苦酒。 1950年9月19日晨，稷山县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和翻身农民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劳动。与此同时，匪徒分子也正在加紧进行着反革命武装暴动的准备。 盖有“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总指挥部”、“中国国民志愿军力威部队”印戳的反动文告、命令、标语，以及写有“力威”字样的白布臂章，在匪大队长以上人员手中迅速传递。并通过他们传给所有暴动匪徒。 夜晚，当辛苦了一天的人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进入梦乡的时候，匪徒分子疯狂地向人民政权扑来了。 但匪首杜启明在他的“行动命令”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农历“八月初十”应为公历“9月19日”，而他却错写为“10月19日。” 故暴乱时除稷山外，其他纵队均未行动。而稷山匪徒有的又因心存顾虑而未参加，所以暴动的实际规模比之杜启明的计划要小得多。 晚上9时，杜启明带领“总部”约20余人，在范家庄东南的一个庙宇里集结。 这些人有的拿枪，有的手持钢叉、长矛、大刀、铁棍壮胆。按照杜启明的计划，所缺枪支弹药在向县城进发途中边走边解决。 10时整，杜启明带领匪徒向5区政府所在地太杜村岀发，一路经过范家庄、铺头、三界庄、清水庄、刘家庄、东庄、西社、小杜、高渠等村庄。 沿途抢去各村民兵步枪28支、手枪1支、机枪1挺，杀害了高村村长兼党支部书记辛金彦，抓走了住该村的政府工作人员宋太。后来，宋太寻机逃脱。 这时，由匪警卫团长薛玉白带领的30余名匪徒，在内奸赵光益带领下包围了5区区政府。 薛死叫着:“今天是我们翻身的日子!”边喊边指挥匪徒冲向区政府。 刚刚开完会从庙里往外走的两名区政府人员毫无戒备，被捆了起来。尚在庙内的区长黄文镒见匪徒进来，立即抵抗。 他手边没有武器，就提起板凳子与匪徒博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土匪抱住捆了起来。 随后，匪徒又冲入该村农会副主席张海生等4人的家中，将他们捆绑起来，连同区长黄文镒等共7人拉至村外，刀砍、石头砸、全部杀害，然后残忍地将尸体推入井内。 匪徒们杀完干部，又煽动坏分子将区政府粮库内的16950公斤代耕粮.1100公斤救济粮，及区政府所有家具、公物抢劫一空，将公文档案全部见毁。 匪徒们在狂热气氛中，到处张贴“安民告示”和反动标语，又放火点燃了两个麦秸垛，还派出人员持枪封锁了通往县城的道路，割断了县城通往新绛县的电话线。 随后赶来的匪首杜启明上到街心鼓楼顶，用喊话筒声嘶力竭地向被灾难弄得惊慌失措的村民们宣读“告同胞书”。 他的目的是煽动原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和地主、富农与他们“团结起来'，“夺回政权”。 经杜启明一煽动，一些不法地主、富农以为真要变天了，纷纷跑到贫下中农家中，逼要分给他们的财产。 太杜村29户地主富农中，进行反攻倒算的达15户之多，构成了一幅地、富、反、坏齐上阵的情形。 深夜2时许，这伙匪徒在区政府驻地吃饱喝足，便呐喊着，随匪首杜启明拥向县城。 这股匪徒，于凌晨4时左右到达城北大佛寺。杜启明有些胆小，就派人去侦察情况。 这时听到县城传来枪声，不一会儿，侦察人员回来兴奋地报告:“38支队已经进城了！”杜启明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广弟兄们，快走，争头功去啊!” 稷山县大佛寺 匪徒们在他的带领下，迅速拥入县破。 这时，由土匪38支队支队长苏万奎和张二牛带领的第二路20余名匪徒，在抢走上廉、下廉等村民兵6支步枪后，已经从县城北门闯入城内。 匪徒们途中将电线割断，切断了县城的对外联系。这股匪徒的攻击目标是公安局。他们企图打开监狱放出犯人，扩充实力。 县公安局在晚10时许接到了第1区区委刘喜圣的报告。刘喜圣是稷山汾南薛村人，他家里被匪徒包围后，自己从房顶奋勇冲出来后，跑到县城报告，并说匪徒有攻打县城的企图。 县公安局长冯德让得悉后，决定反守为攻，争取主动，即派公安队长吴浩生带队前往薛村追击暴徒。为防止坏人闹事，他命令全体人员紧急集合，加强了对公安局和看守所的防守。 匪徒们还没到公安局正门，就被公安局哨兵喝令“站住”，随即哨兵开了枪。 匪徒攻击未能成功，退了回来。匪队长苏万奎看到公安局攻不进去，又带领匪徒转攻看守所。 他们从后院的墙豁口爬进，对着看守所被监押的犯人高声喊道：“弟兄们，快出来。不要怕，救兵来了！” 看守所公安队员听到喊声，立即选择有利地形向匪徒射击，打退了匪徒们的第2次冲击。 在混战中，公安队员迪小五被匪徒俘虏，后被投入井内杀害，但匪徒始终没有把犯人抢岀去。 匪1支队副支队长赵立柱带领的30余名匪徒，携带着刚从涧东、苑曲、刘村、城关民兵手中抢来的武器向县城进发. 到了城外，发现城内已打响，就迅即由北门进入县城，加入了土匪进攻公安局的队伍。 由匪大队长鲍光辉带领的一部分匪徒从清河赶来了，从南门进入县城，连同从东门进入县城的杜启明率领的匪徒主力，共130余人。 杜启明进城后知道没有攻下公安局，就重新进行部署，命令再次向公安局进攻。匪徒们在他的带领下，高喊着:“冲啊，杀啊！”再次疯狂地向公安局扑来。 这天夜里，稷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王怀仁为了给一个会议准备材料，加了大半夜的班，在武装部里刚刚入睡不久，就听到枪声。 他急忙翻身下床，提上手枪，叫醒值班同志，并命令:“加强力量，看好存放在部里的武器弹药，无论如何不能被坏人抢去!我去县政府看看!” 说完，带着几个人，快速从武装部向县政府跑去。 王怀仁跑到县政府的小楼上，居高临下一看，只见城西、城北燃起两堆熊熊大火，公安局一带枪声激烈，远处不时传来一阵叫喊声。 他觉得情况严重，就赶快向公安局跑去，准备弄明情况，研究对策。 他从后门跑到公安局，看到荷枪实弹的哨兵，愈发明白了情况的严重。哨兵认识他，赶紧打招呼：“王部长，县长正急着要找你！” 王怀仁急忙走进公安局，见到了县长杜耀生、公安局长冯德让。他们是都是闻声从各自宿舍赶来的。 大家经过议论，很快作出判断，认为这决不是一般的土匪抢劫，而是带有政治企图的军事行动，随后，急命人火速报告县委书记王耐群，并立即组织战斗。 这时，有位同志报告:“敌人已从公安局后墙爬进来了！”王怀仁说：“我带人上房占领制高点，阻击进攻之敌。” 大家立即走出屋子，准备上房。紧急时刻，发现上房用的木梯突然不翼而飞，有个同志惊讶地说:“呀，梯子不见了，昨天还在这里呢!”后来才知道，是内奸事先抽走了。 王怀仁听了，更觉得问题复杂，再次证实了大家的判断。 这时，进攻公安局的匪徒分子兵分两股，从西、南两个方面向里面射击，子弹“砰砰”打在房檐下、台阶上，直冒火花，情况十分危急。 王怀仁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就命令道:“赶快冲出去，占领衙门楼。”一一衙门楼是附近唯一的制高点。 随着他的命令，公安局的同志们跟着他趁暗夜从公安局冲出去，上了衙门楼。 由于公安局的坚决抵抗和迅速冲击，南来之敌被逼退到一个巷子，为县委、公安局、武装部领导组织下一步战斗赢得了宝贵时间。 上了衙门楼，王怀仁命令武装部人员迅速将机枪、手榴弹搬上来，以便在匪徒进攻的情况下，居高临下，以守为攻。 这时，县委书记王耐群从县政府赶来了。他气喘吁吁地问:“老王，怎么回事?' 王怀仁回答:“敌情不清，好像是反动分子暴乱。” 正说着，公安队长吴浩生、区武装部长阎德胜和姚思温也分别带少数同志来了。王耐群和大家商量:“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王怀仁指指远处黑暗中晃动的人影说:“敌人想占领公安局，得打退他们。” 王耐群同意了他的作战方案。大家立即从衙门楼上向匪徒猛烈射击。 匪徒遭到打击，不得不收敛很多，他们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攻打计划遭到流产。这就使县委、县政府、武装部从战斗全局上争取了主动。 杜启明看到攻打公安局的计划受阻，又改变了部署，命令匪徒转移方向，分3路进攻县政府。 由于公安局和武装部占领的衙门楼位于县政府以南，火力封锁使敌人无法从南门进入，杜启明又企图合兵一处，集中从北门进入。 但是，由于匪徒联络失灵，几股匪徒无法合拢。杜启明又急令薛玉白组织“奋勇队”，用机枪掩护，破墙而入打开县政府后门。 匪徒冲入县政府后院后，使其被动局面有所改变。部分匪徒很快按照匪首杜启明的命令，占据部分房顶向衙门楼射击。 一部分匪徒还向衙门楼冲击。一时间冲杀声、枪声搅和在一起。 进入县委的匪徒们，由内奸秦荣华引路，将财粮科长贾仰宜等人全部捆起，抢走枪数支和部分衣物。 当时县武装部库房存着百余支枪、几百发子弹和一门炮，只有两人守卫。武器库房距县政府不过百米。如敌人将武器夺走，后果将不堪设想。 王怀仁边向匪徒射击，边向县委书记王耐群提议：“你们留在衙门楼上继续牵，制敌人。我带几个人攻敌侧，打他个出其不意” 王耐群也看到这样久拖下去很不利，点点头:“好！你们去吧，注意隐蔽，' 王怀仁挑选了六七个有战斗经验的人，组成突出队，并给每个人发了几颗手榴弹，又带了1挺机枪。他对突击队员们说鄭今天就我们这几个人，一定要打败敌人！” 队员们毫无惧色，异口同声表示:“坚决服从指挥，决不退缩。” 突击队在王怀仁带领下，悄悄走下了衙门楼，向东北方向猛插过去。 快到北城墙根时，迎面来了一股暴乱匪徒，王怀仁喊一声：“打!” 机枪首先开火，一阵弹雨泼过去，暴乱匪徒被打倒好几个，其余纷纷溃散，大家迅速占领了附近井台上的一块高地，从侧后向正在呐喊的匪徒猛烈射击。 大家集中射击的地方，正是匪首杜启明的指挥位置。匪徒被突如其来的射击弄得不知所措，一片慌乱，开始向北溃退。王怀仁率突击队边打边追。 衙门楼上的公安局长冯德让根据形势发展，带七八名干部下来追击匪徒。匪徒在溃逃中，将拒绝随他们岀城的被俘的贾仰宜同志杀害。其余被敌捆绑的8名干部，均被解救出来。 天亮时，大家追到下柏村，已不见匪徒踪影，在一个坟园，抓住了内奸秦荣华。当时匪徒已大部逃散。其余30余名匪徒随杜启明向北山窜去。 当晚，逃窜的杜启明在吕梁山玉皇顶召开匪首会议。他们个个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安。 杜启明深感前景不妙，但又不甘心失败，一方面极力对同伙进行安抚，一方面派人通知乡宁县的匪首，集合当地匪徒进攻乡宁，以求“围魏救赵”。 可是，杜启明又犯了个错误，给送信人的信中，地址写错了，结果送信人没找到该匪首，此计划未能实现。 杜启明见匪徒们“士气已馁，难再恢复”，转而采取“未暴露者不动，能隐蔽者隐蔽，不能隐蔽者分散撤出”的方针。 他向所有匪徒交待了日后联络的方法和暗号，命匪徒四散下山隐蔽潜伏，待机再动，企图蒙混过关，准备东山再起。 县委和公安局、武装部从被俘匪徒的供词中了解到，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全区性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9月20日晨，县委、县政府、武装部等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立即向上级报告敌情;二、马上组织民兵剿匪。 当天傍晚，全县即集中起民兵500余人剿匪。 中共运城地委、运城专署、专署公安处、运城军分区，中共山西省委、省军区、省公安厅得悉稷山县发生匪徒暴乱，十分重视。 运城地委、军分区立即派公安处长赵子古和军分区军事科长王凯，率两个排的兵力，于20日晚12时左右经由侯马赶到稷山。 解放军和民兵奔赴剿匪战场 省军区司令员萧文玖赶到临汾坐镇指挥，派临汾军分区部队由乡宁县往南压缩，堵击向北逃散之敌，还命令新绛、河津等县民兵加强警戒，配合剿匪。 省公安厅、地区公安处也派出侦察、审讯干部赶赴稷山，协助破案。 9月21日晨，军分区军事科长王凯和王怀仁分别率领部队和民兵分两路从县城向吕梁山进发。大体计划是:上山从东西两个方向压缩清剿，将匪徒包围消灭。 上午10点多，王怀仁带领的民兵在搜索途中，首先抓获了佯装下山买药的土匪“政治主任”杜辛酉以及匪“大队长”何天泰。 经审问得悉匪徒组织状况和敌已潜散的情况，便立即派出干部向上级报告，建议改变策略，变围剿为搜捕，并辅以政治瓦解工作，同时向各地进行通缉。 王凯带领的部队到达5区后，在靠近乡宁的清水庄得知匪徒已经下了山，便从速返回太杜村一带，搜捕隐蔽之敌，很快发现一个地洞里藏有敌人。 经用机枪扫射和烟熏，洞内6名匪徒举手投降，缴机枪1挺。随之又在范家庄捕获匪徒3人。 首战告捷，为侦破全案打开了局面。 稷山暴乱事件很快层层上报，并被编入华北大区动态简报里，于9月26日报到中央。 由于要部署抗美援朝，毛泽东日理万机，十分繁忙，这份简报到10月5日才看到。阅罢，他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虽然稷山暴动，匪徒们没打下县城，但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要知道，稷山早在抗战时期就是老根据地，一批批八路军从陕西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场，渡河第一站都选在了稷山县。八路军总部还短暂驻在稷山。 八路军115师独立支队曾在稷山奋战，抗战相持阶段中，稷山游击区更是晋绥根据地的旗帜之一。 这么一个革命老区，在解放好几年后，仅仅一位阎军师长和一位北平国军营长，就闹出了这么大的暴乱，教训可谓发人深省，暴露了不少问题。 比如，阎锡山军队师长萧荫轩潜回太原达半年之久，为何底下毫无察觉？任由这名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 杜启明作为被管制的对象、被俘释放的前国军营长，为何能轻松突破基层管控，到处串联，发展出上千人的反动武装，还组织攻打县城？ 种种问题都指向一个——麻痹大意，对反革命分子放松监管，甚至长期对其从事的反革命活动视而不见。 毛泽东拍案而起：看来必须在全国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已被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按照罪恶的轻重，分别加以处理。 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对开展更大规模的镇反斗争作了具体部署。 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山西方向则继续追剿叛匪，组织了包括省、地、县公安干部数十人的队伍，一面审讯，一面侦察，一面追捕，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查清和捕获匪徒骨干分子。 对一般成员则实行政治瓦解，号召自首坦白，立功赎罪。 一场以稷山为主的侦破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展开。 在万泉、荣河的土匪所谓15纵队，原也准备行动，但荣河县政府和人民武装部的行动更快，事先组织4个民兵连配合公安部门，连夜包围了15纵队的“指挥部”。 不费一枪一弹，公安和民兵就把18名“大队长”堵在庙内，全部抓获。其他各纵队匪首听到稷山暴动失败的消息，心灰气丧，未敢再动。 人民群众对匪徒暴乱极为愤怒，纷纷协助公安机关捉拿逃跑之匪徒，检举揭发隐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下，省、地、县公安干警、部队、武装干部和民兵团结奋战。 以稷山为突破口，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共査出参加“中国国民志愿军”的匪徒约千人，逮捕敌骨干分子647人。 其中包括太原、临汾、运城、晋东南、晋西、晋北各“指挥部'、“纵队”支队长以上人员58名，大队长以上45名。 稷山査岀匪徒400余人。匪首杨子乘、庚天信、薛玉白、杜才生、刘德英、吴春茂、苏万奎等相继落网。 共缴获各种枪45支（挺），手榴弹22枚、子弹88发、掷弹筒1个、炸药包4个、电话机1部。 以及敌《中国国民志愿军运城区工作实施纲领》、《行署组织简章》、《中国铁血英雄大同盟简章》等文件，追回匪徒抢走的粮食万余斤。 1950年12月6日，稷山万余群众举行公审大会，将发动反革命暴乱的首批要犯杜辛酉、康福生、郝天太、焦福生、张连升、蔡长发、王天合等7人判处死刑，并当场释放了一批胁从分子。 后又接连召开两次公审大会，处决了一批发动暴乱的要犯。 至此，匪“中国国民志愿军”反革命武装暴乱已基本被平息。但匪首杜启明虽多方侦缉，仍无线索。 杜启明哪里去了呢？原来，暴乱被粉碎后，杜启明将骨干分子尽数遣散，命一般匪徒向我公安局主动自首以求保身。 他自己则连夜潜伏新绛北山一带，后又化名匿藏于曲沃、猗氏、安邑等县，四处躲藏，观察形势，妄图东山再起。 解放初期的山西曲沃县城，人们在县政府旁看布告 1951年4月10日，杜启明经新发展的匪徒解月升介绍，来到曲沃县张少村李东来家，谎称自己叫张老四，是晋中人。 杜启明住下几天后，觉得不安全，不辞而别，又跑到猗氏、安邑躲藏。 杜启明在张少村的活动被该村党支部发觉，立即报告了政府。曲沃县委分析潜伏匪徒有可能就是稷山暴动匪首杜启明，立即布置侦察。 这时各地抗美援朝、清匪反霸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杜启明看到政府布告，得知参加暴动的匪徒一个个被抓获、镇压、判刑，更觉“法网难逃，距死不远”，如坐针毡，度日如年。 但是，他仍不死心，曾作“自励”诗曰：“男儿立志出乡县，不成名兮誓不还。” 5月8日，杜启明窜回李东来家。李东来一面稳住杜启明，一面向住在附近村的县委副书记唐化民报告。唐化民立刻赶到张少村，召集了8名民兵，趁月色迂回到李东来家门前， 经观察，匪首没有发觉被包围。民兵队长杨保录等人猛地端枪冲入屋内，大喝一声:“不许动!''将枪口指向坐在炕角的杜启明。 杜启明跳下炕来，准备夺枪反击。紧急时刻，杨保录放了一枪，杜启明急忙闪过，子弹打灭了油灯，杜启明趁黑暗窜出屋外。 守在门口的县委副书记唐化民扑上去拦腰抱住杜，两人扭打起来。 匪首杜启明着急脱身，连忙耍花招道:“别误会，我是情报处的!” 唐化民边打边说:“你是司令部的也不行!” 这时，在屋内的民兵闻声跑岀，几个人一起动手将杜启明捆上，匪首终于落网。 1951年6月29日，运城地委、专署召开了两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判杜启明死刑，立即执行。 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宣告结束。杜启明等匪徒分子，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梦幻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