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网络 对于赵子立来说，他从第9战区作战科长做起，历任参谋副处长、处长、参谋长，军衔也从上校升到了中将，官运不可谓不亨通。可他与薛岳的关系，却从互相欣赏、亲密合作，直到翻脸相向，也经历了一波三折。 可即使如此，赵子立仍然认为，他在第9战区的这6年，是其军旅生涯中尤为光彩夺目的6年。 1938年7月，赵子立从陆军大学毕业。按照从哪里来就要回到哪里去的原则，赵子立就应该回到关麟征的第52军继续担任上校参谋。 可由于赵子立在陆军大学的表现非常突出，就被陈诚要到了第9战区去担任薛岳的高参兼作战科长去了。 陈诚虽然自己指挥作战的能力平常，但眼光却不差，他哪里肯把一位英才让给关麟征这么一位一直与他不对付的人呢？ 陈诚虽然慧眼识英，但薛岳却并没有把赵子立当回事。在他看来，一位刚年过3旬的毛头小子懂得什么兵法，懂得什么战术？ 其实，这倒不是薛岳轻视赵子立，而是那时候蒋系部队的人事制度导致了参谋普遍不受重视。 那时候，中日两国对参谋的态度截然相反。 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是先向日本学习，然后再向德国学习的。而日本呢，一直以来学习的对象就是德国。 要说起近代德国在军事上的贡献，恐怕就要算总参谋部了，而日本对德国这个总参谋部的制度尤为青睐。为此，还特意在1882年专门设立了一座由参谋本部直属的陆军大学，专门培养参谋人才。 这就意味着，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学员毕业后的工作不由陆军部安排，而是由参谋本部安排。 按照当时日军的规矩，指挥作战是一线部队长的责任，可这个仗该怎么打，却由参谋们说的算，一线的部队长是没有权力擅自更改参谋们制定的作战计划的。也因此，日军的一线部队长和参谋们的关系普遍都不好。 更由于陆军大学的入学率很低，自1882年成立起到1945年8月终止，64年间才培养了3485名毕业生。这就更加助长了日军参谋们的骄横之气，很有一些见官大3级的味道，这也是日军的中将级的军司令部、师团长却屡屡受制于大佐或中佐参谋们的缘故。 而中国方面则不同，虽然在30年代就开始学习德国，但往往都是偏重于军事技术方面，而忽略了军事制度方面。 在此期间，还引起过很多笑话。 当时的教导总队完全是按照德军的训练方法来训练。按照之前的训练大纲要求，部队在转向的时候只需要转动脚后跟，然后再双脚合拢就可以了。可德军的训练大纲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双脚合拢的时候要碰一下，发出“啪”的响声。 可德军穿的都是皮靴，双脚一碰，即使两只脚的脚踝碰在一起也不会疼。可中国部队穿的都是布鞋或者草鞋，两只脚一碰，脚踝就碰在一起了，疼的要命。 没办法，教导总队也只能在操典中取消了双脚合拢的时候要碰一下，发出“啪”的响声的动作。 可在参谋的培养方面，尤其是参谋在部队中的地位问题，当时的中国部队做的却不好。 按照当时军中的人事制度，参谋属于幕僚，是不直接执掌兵权的。一支部队的番号存在还好些，可一旦这支部队的番号被改编或者撤编，参谋们的结局连一个班长都不如。 班长虽小，但手下也有十几个听招呼的弟兄，十几条枪，可参谋却一无所有。 这也就是说，每当一支部队被改编或者撤编，除被留下的参谋外，其他的参谋就要自谋出路。  薛岳和吴逸志 图片来自网络 赵子立到薛岳手下任职的时候，正赶上张发奎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大批参谋无处可去。 要是换了其他不负责任的长官，对参谋们的去向都会不闻不问。可张发奎是个厚道人，就把这些参谋介绍到薛岳部下。薛岳看在自己与张发奎都是老粤军出身的面子上就收留了这些人。 可真心说，这些参谋的水准可真不咋的，薛岳也就是不能不用罢了。可就在这时，陈诚突然又给自己派来了一个作战参谋，这就让薛岳心里有些不爽。 作战参谋在一支部队中那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种类型的参谋中地位是排在首号的，要是不得力，就能把部队长给累死。 为此，薛岳为了检验赵子立的水平究竟如何，在赵子立刚来不久，就给了赵子立一个下马威。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驻扎在南昌，赵子立刚来报到，薛岳就扔给赵子立一张地图，让他讲讲敌我形势。 赵子立知道，薛岳这是在考他。如果这次考核没通过，即使薛岳看在陈诚的面子上不会赶他走，但这个作战参谋恐怕要保不住。 不过，赵子立也不怯场，他拿着这张地图开始侃侃而谈。 赵子立认为，日军此次进攻武汉，兵分三路是既定战略，可具体的行军路线还没有敲定。按照赵子立的判断，日军在北路应当由皖西、豫南，从合肥经大别山进攻河南信阳。然后再南下经河口镇、花园火车站包抄武汉的西面和北面。 中路，日军的用兵路线在长江南北两岸。其中，江北的一路应当由黄梅进至田家镇；江南的一路应由九江进至大冶。如果日军中路的兵力充足，将会直驱湘北，切断粤汉铁路，对中国部队实行迂回包抄，对武汉实行大包围；如果兵力不足，将由赣北直接转进至鄂南，对武汉实行小包围。 南路将是日军进攻的核心，鄂南和湘北将是中国部队作战的主要区域，只要日军迫近岳阳或者咸宁，中国部队就不得不退出武汉。因此，中国部队要封堵南浔线以及瑞昌到武宁、星子到德安的公路。 赵子立在这边侃侃而谈，另一边，薛岳和9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连连点头。能看出来，赵子立的这一番战场形势的分析判断让薛岳听得入了迷。 赵子立陈述之后，薛岳和吴逸志对看了一眼，这位刚从陆军大学毕业的参谋有两下子，第9战区这次算是捡到宝了。 赵子立的这番分析判断虽然是纸上谈兵，但据武汉会战的进程来看，赵子立的分析判断无一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见赵子立真是个人才，薛岳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他对赵子立说，自己在赣北的作战思路是北守西攻。 所谓北守，就是在南浔线采取守势；所谓西攻，就是在瑞武路和瑞通（通山）路上与日军死战，以此来牵制日军合围武汉。 可在南浔线上采取守势，并不意味着没有大战。此时，日军106师团已经在向金官桥方面进攻了。 薛岳想要再听听赵子立的看法。 当时，薛岳负责的作战区域大致像一个三角形。顶点是刚刚失陷的九江，底线是修水。其中，北线的一侧就是由九江经金官桥再到庐山北麓的一条线路。 日军占领九江后已经沿着公路向金官桥推进，这个金官桥究竟该不该守呢？ 赵子立认为，如果不守金官桥，越往后退，就意味着正面越宽，也就越不容易守住。因此，赵子立建议，金官桥一定要守住，不管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赵子立的建议再次获得了薛岳和吴逸志的称赞。看来，陈诚还真是慧眼识英，给第9战区派来的这个人还真的了不得。 对于薛岳的赏识，赵子立也知恩图报，并没有因为自己出身黄埔就对黄埔系部队的使用特意照顾。 金官桥一战，薛岳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湘军的第70军顶在前面，左右两翼分别是粤军的第4军和第64军。 本来，进攻金官桥的106师团战力一般。对于这一点，冈村宁次也心知肚明。为此，他派出了第十一军直属的炮兵联队加强给106师团，可仍没有突破第70军的阵地。 这下子，冈村宁次着急了。如果不能迅速突破金官桥阵地，与北路的第2军会攻武汉的时间就将再次被推迟，这让他这位军司令官的脸面往哪搁？ 因此，冈村宁次下令，本来作为预备队使用的第9师团和第27师团全部投入战场，配合正面的106师团进攻金官桥阵地。 这下子，第70军吃不住劲了。 在这种局面下，薛岳急调俞济时的第74军驰援金官桥。  图片来自网络 74军是支劲旅，虽然俞济时依仗着自己是蒋氏外甥这样一层身份不太买薛岳的账，可也不敢违抗军令。 可74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击，可也损失惨重。为此，俞济时在此役过后向蒋氏哭诉，请求把第74军调下去整补。 蒋氏一看74军打得这么惨，就给薛岳下令，让74军下去整补，可却遭到了薛岳的拒绝。 按照薛岳的说法，金官桥之战，70军、第4军和第64军投入战场的时间都比74军早，损失都比74军大，他们几个军都没有脱离战场，74军凭什么要调离战场？ 在这次关于74军是否应该被调离战场整补的事件中，赵子立并未因74军是黄埔嫡系就替74军说话，而是坚定的站在了薛岳一边。甚至可以说，把74军留在战场还是赵子立给薛岳提的建议。 在赵子立看来，74军是第9战区难得的一支作战力量，其战斗力除关麟征的第52军外，无人能比。在关键时刻，如果把第74军调离战场，将会为将来的战局带来难以估量的不利影响。因此，他才坚定的站在了薛岳一边。 从此之后，薛岳更是视赵子立为心腹。 在第9战区的参谋人员中，参谋长吴逸志虽然资格老，和薛岳的关系深，但却是一个没有多少主见的平庸之人。 薛岳之所以肯用他来当这个参谋长，关键在于吴逸志不会反对他的意见。薛岳是个果断的人，但在很多时候容易陷于自负，他不希望他的部署会遭到部下的反对。 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薛岳也希望自己身边有一个资历不深，却具有独到见解的人，而赵子立恰恰满足了薛岳的需要。 这也是赵子立为何能在吴逸志被蒋氏罢免之前与薛岳建立良好关系的原因。 先是对日军的动向判断的无一不准确，后又在金官桥之战，与薛岳的谋划不谋而合，然后又在74军的问题上与薛岳坚定的站在一起，赵子立虽然是在武汉会战爆发前才加入薛岳的幕府，但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参谋长吴逸志。 可仅仅这些，并不能使赵子立展露其全部才华。 在武汉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对中日两军在该役中表现的点评那才叫精彩。 抗战爆发后，中日之间连续进行了保定会战（这场会战因为刘峙打得太差，以至于被人羞于提起）、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兰封会战。可要论激烈程度，都无法与武汉会战相比。 先不说两军的伤亡数字，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军战后总结的数字永远也对不上。可要论消耗的物资的数字来看，第十一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就消耗了39400吨，这还不包括北路第2军的消耗数字。 而在武汉会战后，从1939年到1941年，第十一军共消耗了多少物资呢？13300吨。这就意味着武汉会战5个月的消耗量竟然是日后日军3年的消耗量的3倍。 可日军真的打赢武汉会战了吗？ 赵子立认为，如果仅从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目的来看，日军夺取了武汉，实现了他们发起战役的战略目的，算是打赢了。 可要从过程来看，参战的中国部队一百多个师近百万兵力，战线从富金山到万家岭，从田家镇到金官桥，从马当要塞到庐山的牯岭，战线绵延千里，从总体战的思路到具体战役的指导，竟然没有一处有大的战略失误，这对于还远未适应现代化战争的中国部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通俗一点说，中国部队虽然在武汉会战的结局上是失利的，但在战争过程中却是胜利的。 更重要的是，在战后统计，参战的一百多个师竟然没有一个师被歼灭，这个结果是在战前大部分人没有想到的。 那么，日军动用了30余万大军，兵分三路发动的这次武汉攻略战为何没有取得预期的战果呢？ 赵子立在武汉会战结束后的点评中说，日军在此次会战中犯了三大错误。  图片来自网络 其一、日军三路进兵的速度不协调 换句话说，无论是坐镇南京的畑俊六，还是前方的冈村宁次都没有控制好进攻的节奏。按照赵子立的话来说，日军兵分三路进攻，中路的第6师团和波田支队快了，而北路的第2军和南路的几个师团慢了。 在1938年的10月24日，日军中路军就已经迫近了武汉城郊，而北路的日军13、16两个师团才赶到湖北应山，南路日军主力第9、27师团才赶到阳新县，距离武汉都有相当的距离，根本无法起到配合作战的作用。 这样一种战场态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北路日军没有切断汉水，南路日军没有切断粤汉铁路，因此，中国部队才能在没有多大干扰的情况下安然撤离武汉。 其二、日军南北用兵颠倒 日军此次用兵，起初阶段是把核心放在北路的。这也是日军把第3、10、13、16四个精锐师团摆在北路的原因。 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日军第2军的司令官是东久迩宫稔彦王。 日军内部也存在着争斗，一位亲王领兵出征，战果岂能弱于平民出身的冈村宁次？ 可武汉会战一打响，北路战局的发展却完全不是日军想象的那么容易。中国部队一改之前在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中那种依城作战的部署，而是“守武汉却不战于武汉”，利用大别山的有利地形与日军抗衡，让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畑俊六见北路进展缓慢，也只得把进攻的核心放在了南路。 可南路日军的几个师团作战能力不强，先期进入战场的101、106师团根本就负担不起作战任务。在无奈之下，冈村宁次才把第9、第27师团陆续派上了战场。 在这个问题上，冈村宁次和畑俊六都犯了对自己手下部队的战斗力不明以及逐次进兵（添油战术）的错误。 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骄狂。 如果日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把北路日军的四个精锐师团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派到南路，而把101、106师团中的一个派到北路，战争的结局恐怕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其三、北路日军取道大别山进兵是错误的 武汉会战爆发时，北路第2军选择的进兵路线是沿着大别山进兵。理由是，这条线路距离短。 当时，冈村宁次就提出反对。因为每逢遇到距离短的路线，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路线难走。 可冈村宁次的提议却遭到了畑俊六和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反对。 畑俊六的反对其实不叫反对，他只不过是看在东久迩宫稔彦王的身份来迎合罢了。在这一点上，畑俊六没有多少原则。 而东久迩宫稔彦王反对冈村宁次提议的意图就很明显了，他是害怕冈村宁次与他争夺攻占武汉的头功。 其实，日军如果不走大别山，而是绕道广水转进，虽然路途远了一点，可却地势平坦，中国部队无法利用大别山的地形优势与其抗衡。 可东久迩宫稔彦王却立功心切，偏要走大别山，以至于先在富金山遭遇到71军宋希濂部的顽强阻击，后又在小界岭遇到71军和30军的联手阻击，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进展缓慢。 日军方面在武汉会战中犯了三个错误，那么，中国方面有没有在此次会战中暴露出问题呢？ 武汉会战，中国部队虽然也有诸如薛蔚英那样的怕死之徒，但在整体上来说打得比较好。但这并不能说明没有问题。 按照赵子立的点评，中国部队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其一、部队缺乏现代化战争的观念 在赵子立的点评中，中国部队虽然作战英勇，但在缺乏了海军和空军的配合下，即使陆军再英勇，对战争的结局也帮助不大。 可这个问题是当时中国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二、部队的指挥仍然依靠地方派系的色彩来维系。 当时，地方部队的调动往往都是与战区的军事主官有关的。比如李宗仁担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那么，桂系的部队就一定要调到第5战区去；薛岳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那么，粤军的第4、64、66军就要调到第9战区去。 这个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线部队长指挥部队的顺利程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逢作战之前，先考虑的往往不是作战问题，而是人事问题。 其三、部队的层级太多。 当时，中国部队的单位共有统帅部、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旅、团等等。作战命令和指挥需要层层下达，需要走的手续太多，遇到大战，稍有不慎，就会贻误战机。 不过，这个问题在武汉会战后得到了解决。蒋氏下令，撤销兵团、军团、旅3级单位。可如此一来，就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些闲出来的将领咋办？总不能让他们卸甲归田吧？ 好在蒋氏还是有办法的。武汉会战后，部队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职务：步兵指挥官。 其四、炮兵的使用问题 其实在抗战中，中国部队相对于日军，除在海军和空军处于劣势外，在陆军装备上并没有差太多，甚至在速射装备上还要优于日军。 可日军却有一个中国部队没有的优势，那就是炮兵是跟随一线部队作战的，而中国部队的炮兵是要统一指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部署在后方的。 可以这么说，在抗战中，日军空军对中国部队造成的伤亡其实并不多，炮兵造成的伤亡才是巨大的。 可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当时，中国部队的炮兵数量少，每一个炮团都被当作“宝贝”，哪里有这个能力把炮兵配属给军、师呢？ 武汉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因功被提升为第9战区作战处少将副处长，跟随着薛岳指挥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均有建树。 1943年年底，由于9战区参谋长吴逸志犯了蒋氏的大忌，没有通过蒋氏就擅自把一份作战构想交给了罗斯福，遭到了蒋氏的猜忌被免职，赵子立被提升9战区中将参谋长。 上文说过，薛岳是一个果断且自负的人，他是不会允许部下质疑自己的作战计划的。可赵子立不是吴逸志，他做不到吴逸志那般唯唯诺诺，以至于在长衡会战期间，赵子立与薛岳发生了冲突，被薛岳架空。 长衡会战后，赵子立被调离第9战区，来到第5战区担任参谋长。 抗战胜利后，赵子立历任要职。1949年12月26日，赵子立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