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掌握的要点是，在处理资本主义时，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演化的过程。
——约瑟夫·熊彼特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强烈，导致科技周期成为成熟的周期形态。科技周期、传统产业周期和金融周期，既维持各自的特征和形态，又相互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科技周期开始呈现主导产业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趋势，打乱了传统产业周期和金融周期的节奏，长周期格局正在形成。所以，传统商业周期和金融周期观念和理论已经不足以说明和解释现在的经济周期结构，需要进行调整。
经济周期模型概述
如何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济周期，存在着3种经济周期理论：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朱格拉周期（Juglar cycle）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Kondratief cycle）。其中，基钦周期的长度是40个月（3—4年）；朱格拉周期大致为9—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长周期，是50—60年。基钦周期是一种最典型的短周期，是基于消费者的周期，主要由消费品和产品频数所推动。朱格拉周期主要是基于企业固定资产所形成的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则以科学技术改变作为周期基础。至于科学技术改变，包括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和科技应用三个层次。
图4.2 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模型比较 资料来源：https：//www.twblogs.net/a/5f1ab787865935acf24892af.
讨论经济周期，不可能越过熊彼特。熊彼特最早提出创新周期理论，首次将创新与发明区分开，认为引起宏观经济波动现象的是新技术商业化之后的过程，而不是科学发现到新技术发明这个过程；创新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相关性，唯有创新是实现经济复苏与繁荣的根本途径。但是，熊彼特的创新周期一般是以产品创新为先导，之后是新行业和新产业部门的出现。
现在的现实是，创新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突破，而且需要跨学科的系统性合作，所以创新周期长期化。与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相比，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更接近经济现实，对建立当代周期整体模型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作用。
商业周期时代的完结和金融周期的兴起
在传统产业周期走向完结的同时，金融周期开始呈现崛起的态势。在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金融周期依附于产业周期，并不会对真实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典型的产业危机和商业危机的结合。
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后，金融周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7—1877）于1873年将金融因素纳入经济周期模型，并指出金融因素对人类经济周期影响的重要性：如果银行的可贷资金余额全部被借光，将会刺激真实经济扩张，从而拉动真实利率，使商品价格攀升，在繁荣阶段过后，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整体经济结构将会导致经济扩张的结束。
后来，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87）对周期的认识更加清晰深刻，他认为是债务和通缩之间的规律性会对金融周期产生很大影响，并提出了“债务-通缩”理论。“债务-通缩”理论是指经济主体的过度负债和通货紧缩这两个因素会相互作用、相互增强，从而导致衰退，甚至引起严重的萧条。
20世纪50年代后，逐渐出现一种趋势：金融周期从原本服务于或者是被产业周期所左右和主导，开始改变为金融周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将产业周期纳入金融周期之中。
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13—1999）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时代耐用消费品的使用长度对产业周期有重大影响。当今社会，人们的消费模式发生巨大的变化，汽车、房子等耐用消费品对周期的影响严重衰减，商业周期已经被完全打乱，进入完结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金融周期的讨论研究逐渐广泛，信贷周期理论是最典型的观点之一。信贷周期理论首先假设存在信息不对称，以企业与银行的微观行为作为切入点，对经济周期展开研究，认为过度负债和外生冲击是经济周期的根源，银行信贷是经济周期的重要传播机制。信贷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金融市场不完美，债务合约存在有限执行问题；二是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而借款人的外部融资存在一个与其资产负债表状况相关的上限。
伯南克（Ben Shalom Bernanke，1953—）等进一步分析信贷市场摩擦问题如何左右经济运行，指出金融成本和金融融资之间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相关关系，并据此提出BGG模型。BGG模型假定信贷市场存在摩擦问题，即信贷关系中存在信息、激励等问题。这些摩擦的存在导致产生金融加速器，而金融加速器影响产出动态。信贷市场摩擦使得无抵押的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昂贵。外部融资的溢价影响了资本的全部成本，也影响了企业的实际投资决策。技术突破、新材料的发现等对经济产生冲击，并改善经济基本面。
马克·格特勒（Mark L. Gertler，1951—）等在2010年提出了GK模型。GK模型将金融中介纳入基准周期模型，对美国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信贷市场和整体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考察时发现，金融中介的冲击及银行资本规模变动，会通过信贷市场影响实际经济。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周期开始逐渐主导产业周期。或者说，传统产业危机逐渐淡化，传统的产业周期和商业周期成为金融危机的内在变量，取而代之的是分布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金融危机，包括1980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1990年墨西哥比绍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2009年欧盟债务危机等。
当金融业逐渐独立出来之后，金融周期不仅不再依赖于实业经济，而且对原来传统的工业周期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换句话说，产业周期逐渐隐藏于金融周期之中，并依附于金融周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危机，之后才是隐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危机，包括粮食危机。
图4.3所表达的是金融周期结构，有资本组合周期、信贷周期、工业周期等，它们之间的交互部分就是产业投资周期。
图4.3 金融周期与产业周期结构图
科技周期正在决定新经济周期结构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创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经济周期过程与基本创新的引进、增长、成熟和衰退四阶段相对应；产品创新和工序创新数量在复苏和繁荣阶段高于萧条和衰退阶段；基本创新的增长和成熟时期引发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而基本创新的下降和引进阶段导致经济萧条和复苏。
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1939—）在“创新-经济周期”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资本在经济周期中各阶段的功能，指出金融资本与技术变革具有彼此耦合的关系，技术周期具有明显的规律性。
至于弗里德曼，则指出科技周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新旧技术范式断裂，新产品和新产业增长出现，新范式成为主导力量，金融资本与技术资本再度耦合，促进经济持续性繁荣，生产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弗里德曼还分析了信息通信时代的关键要素——芯片、计算机业、电信业在美国的产生与扩散过程，分析了从福特主义到网络企业的组织变迁，认为信息革命导致了技术-经济范式的变化。弗里德曼的研究开拓了我们对技术周期的理解和认知。
科技周期与金融周期和传统的产业周期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周期长，一般在五六十年。科技周期的长周期性打乱了金融周期和金融周期所掩盖的产业周期的节奏，改变了金融周期和产业周期的机制，科技周期不再是仅仅引导原本的产业升级，而是直接形成新的产业。
人类由传统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和数字经济社会后，科学技术开始主导经济发展，或者说经济活动在更大程度上被科学技术所左右，科学技术的基本定律成为周期的核心定律，原本的经济定律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科学定律。
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时代的科技资本主义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对科技发展的支撑不足，既缺乏长期稳定的债权性资金来源，又缺乏成熟的股权融资市场支持企业创新。要进一步提升金融对科技的支撑能力，必须提高对科技与资本关系的认识，促进二者有效结合。
科技信用是一种特殊的信用，源于人们对科学知识的信赖所产生的社会共识。科技资本是科技信用与资本相结合的产物，是基于科技信用对科研进行投资并预期实现增值的资本形态。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相比，科技资本的最显著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和高回报。科技资本具有天然的垄断优势，科技成为吸纳巨额资本的领域。例如，争夺量子科技霸权、参与量子科技竞争，需要超巨额资本。这绝不是民间资本所能进行的。
最近，陈元将资本进行了初级资本和高级资本的分类。用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传统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属于低级资本；支持高科技发展的资本属于高级资本。
当大量过剩资本涌入科技领域之后，相当大的比例在短期，甚至中期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投入产出比甚至失调，巨额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周期中自然消失，形成资本“黑洞”。这是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的差别所在。马斯克模式所代表的是科技资本主义的特点——吸纳大量资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仍旧有新的科技资本涌入。
目前，大量资本进入科技资本领域，进而不断推高科技资产价格。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通货膨胀，央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测量通货膨胀必须讨论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其实，除了房地产、传统金融产品、艺术收藏品，科技资产也应该是资产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人们需要关注所谓的科技产业巨头， 因为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头企业几乎100%是科技企业，如苹果、亚马逊、惠普、微软、脸书、IBM、英伟达、甲骨文、英特尔、思科等。
讨论科技资本，需要深化对原来所有的概念如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甚至供给侧改革等概念的理解，进而推理出科技链、科技供应链和科技价值链。科技有自己的规则和特点。高新科技完全颠覆过去的时间尺度，如开发火星、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技术的绝对长周期性。至于马云模式，依然是传统的商业模式。从长程看，马云模式与马斯克模式相比，是没有后劲的。
现在，资本、资本主义以及经济制度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特别要注意国家力量与科技产业的关系。因为科技资本的大规模性、长期性和高风险性，导致国家介入程度的强化。2018年，美国和中国的科研资本投入都超过了GDP的2.0%以上，其中美国是4 765亿美金，占美国GDP的2.25%左右；中国是3 706亿美金，相当于中国GDP的2.0%左右。当国家资本进入科技资本领域，国家对科技和科学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增大。于是，国家对科技的影响改变了过去市场影响科技的模式。重要结果是，科技周期具有了左右产业周期和传统金融周期的节奏和规律的能力。
图4.4所要表达的是，因为科技演变，经济周期很可能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IT革命不过三四十年而已，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科技周期的空间并没有可能超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图4.4 科技周期
可以得到三个结论：
一是过去几年一次的传统商业周期已经消失，再也没有重复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
二是技术周期的兴起带动新的商业周期；
三是脱胎于传统商业周期的金融周期也依附于科技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