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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我捡的最大便宜是天下第一紫檀案子,80块买的

 馱夫 2023-01-21 发布于福建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的明清家具馆,展示着王世襄老先生历经半个世纪收拢的明清家具。

在展馆进门处摆放的便是那件传世重器——“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紫檀插肩榫画案


▲王世襄与夫人袁荃猷在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将此案陈列于展厅正当中地台上,案后置明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前地上摆明黄花梨滚凳,相配成堂,案面陈列若干文房清供,尽显明式家具简约之美和清雅气韵,也再现了多年里王世襄书房主要陈设之旧貌。


▲王世襄先生书房陈设

上海博物馆藏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
高83厘米,长192.8厘米,宽102.5厘米

上海博物馆家居馆陈列的这件王世襄先生旧藏紫檀插肩榫大画案,是目前所见国内外最大的一件,被明清家具研究界公认的重器中的重器,因画案形制巨大,且出自名门望族之家,向来被推为存世第一紫檀画案”。

▲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


画案传世有年,在此案的一块看面牙条上,有光绪丁未年(1907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全文共96字:

昔张叔未藏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锲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囊哲留遗,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于吾有夙缘。用题数语,以志景仰。丁未秋日,西园嬾侗识。


▲画案牙条上溥侗题识的拓本


说明此案为西陂(即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宋莹)家旧物。该案尺寸宽大,用材重硕,云纹牙头,元素简约,向被推为第一紫檀画案。





《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家具卷》对于一级文物的要求是:

1. 材质名贵、优良;
2. 器型完整;
3. 有准确纪年;
4. 存世量少;
5. 艺术水平高,能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平。


▲《家具里的中国》之明代紫檀大画案(延伸:极力推荐,建议收藏--央视记录片【家具里的中国】



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以及后来的《明式家具研究》这两本书都是在这张大画案上完成的。

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王世襄也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件画案“自晚清以来,一向被推为第一紫檀画案。”在《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王世襄先生配图加文,足足用了两个整面才把它说完。


▲《明式家具珍赏》P174—P175


在《明式家具珍赏》末尾附带的“王世襄简历”中,还配有一张他在书房里,坐在这张画案前写作的经典照片。


▲王世襄先生于画案前写作


我国自古即认为紫檀是最名贵的木材,由于过于名贵,故紫檀器物比黄花梨的要少。倘是大件家具,因材料难得,更视同珠璧。



▲画案面板七拼,通体选用紫檀


这件享誉京城的大画案,便是由极为珍稀的紫檀木制成,用料十分阔绰,它的重量可想而知。此种重器置放时绝对沉稳敦实,没有一丝飘浮之弊。


▲紫檀大画案


画案是古代文人雅士研磨挥毫必不可少的书房重器,主人都格外注重其设计制作,以显示其高雅的鉴赏力,因此存世的古典家具中数量最少、品位最高,且最具文人气质的家具。

此画案通体选用紫檀料精作而成,只边抹立面用简单的线脚,沿着牙腿起灯草线边,案足刻有变异回纹等纹饰,略似某些青铜器的腿足,与画案厚重相匹配。


▲案足

它也因用材重硕,尺寸宽大,故采取可装可卸的造法,在插肩榫画案中乃是变体。

其结构及安装的程序是:案腿四条,每两条各由两根方枨联结。腿子上部开口,顶端留前后两榫,并削出斜而长的双肩。


▲紫檀大画案结构图


首先插入开口与斜肩下部拍合的,是用厚约寸许的整板挖出的向上卷转的四个云头。云头之上,再嵌插通长的牙条,与斜肩上部拍合。

下一步是将案面抬起摆到支架之上,大边之下的榫眼,与每条腿子顶端的两个榫子拍合。最后安装两侧面的两条牙条,形成一具完整的大案。


▲案面及侧面牙条卸下后的情况


此案腿子的看面宽逾10厘米,因而斜肩部分斜长达20厘米。牙头、牙条与斜肩嵌插的槽口长,地位低,这对保证支架结构的稳定起很大的作用,正是大型重材画案必须注意到的问题。


▲插肩榫部分特写(牙头、牙条分别安装)




“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

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这是他的名言。

黄苗子说他是“玩物成家”

启功赞他是“玩物壮志”









母亲金章的画作


正是这样的家族,
带给了他强大的艺术基因。

他还有一个哥哥,
名王世容,大他两岁。
从小家中就为兄弟俩聘请私塾老师,
教授经史和诗词,
为他们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

右王世襄,左哥哥

10岁时,哥哥不幸病故,
此后,家中就独剩他一个,
母亲不免开始对他更加放纵溺爱,
但有一个原则:
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
如有害身体的,
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


为了让他与世界接轨,
父亲把他送入美国侨民学校,
因此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文,
可他还是很顽皮,
从10岁开始他就开始玩鸽子,
每天举大竿子撵鸽子。
然后在自己的英语作文里篇篇言鸽,
老师终于忍无可忍,怒斥道:
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
无论写得好坏,一律给不及格!

王世襄一家三口

父亲希望他学医,
可他根本没把时间花在学习上,
医学预科念了两年,功课门门都不及格,
本来应是三年后进协和医院,
结果被涮了出来,成了全校有名的差生。
后来他转至国文系,
幸好小时候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
他才轻松胜任,能继续留校。


后来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
学习中国古代绘画,他仍是这副做派,
在一群长袍的师生中冒出个擎鹰的主儿,
即使是放到现在,那也够惊世骇俗的!


王世襄少时玩鹰

1939年,最疼爱他的母亲去世了,
这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直到这时,他才突然醒悟:
玩了这么多年,
我实在不该再愧对父母了。

这个公子哥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变,
认认真真地坐在书桌前,发奋读书了。


临毕业时,他写的毕业论文,
题目是《中国画论研究》,
不免有纪念母亲之意,
最终成功获得了硕士学位。


毕业后,北京已经沦陷,
爱国的他不愿意在沦陷区工作,
因为一工作岂不就成了汉奸?
父亲要他离开北京,南下谋生,
他辗转到重庆,后来到中研院所在地,
在这里他遇到了梁思成。

那时中研院聚集了很多建筑大家: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德国建筑学家鲍希曼(从左至右)

他们两家其实是世交,
梁启超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的门生。
之后是梁思成将他推荐给了,
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只问了一句话:
“你是哪里毕业的?”
他回答:“燕京大学。”
傅斯年说:
“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
其实是他十分看不惯,
他身上的“纨绔之气”。
知道他曾是少年玩主,一定难成大事。

之后是梁思成收留了他,
对他说:你志愿是美术史,
若对古建筑有兴趣,
  可以到中国营造学社边学习边工作。
之后的他,就是在中国营造学社,
饱览了古建筑典籍,为日后从事髹漆,
明式家具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945年日军投降,抗日胜利后,
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成立,
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梁思成两位先生推荐,
他被指派参加了“清损会”,
在北平负责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

风华正茂的他,
带着对文物的浓厚兴趣,
和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
全身心地投入到清理文物上。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
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
伺机盗运出境,
敏锐的他留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946年,他宴请了,
当时北平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
调查后得知,
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
多数都被德国人杨宁史低价买去了,
于是他整日往返于北、津之间,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
立即到他公司去暗访,
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
文件内容正是青铜器目录。
他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
之后他立即找到宋子文详陈原委,
最终没收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
其中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
“商饕餮纹大钺”等等。

商饕餮纹大钺

杨宁史捐献收据

不仅如此,短短一年内,
他还收购郭禅斋藏瓷200多件,
追回美军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
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
长春存素堂丝绣约200多件,
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
珍贵文物1800多件。
他日日夜夜为追回文物奔波忙碌,
代表国家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的文物,
总计多达2000余件,
其中宋代马和之的《赤壁赋图卷》等,
皆为国之珍宝。


抗日期间,曾有一批善本书运去香港。
后来这批书全部被劫往日本,
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
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
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东方学图书3箱,
其中,宋刊本《五臣注文选》,
《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
可谓是国宝级的书籍,
这批善本事关中华文脉,
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说过:
若是这些书落在日本人手中,
那中国人要研究中国的文化,
岂不是要跑去日本留学了!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
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他就为国家追回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


1946年,劳苦功高的他,
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其后,受故宫委派,
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
这期间他又记录下了,
诸多重要的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回国后的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
正因为他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
他竟然成了运动中要打的“大老虎”,
理由就是:
作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

他先是被关在故宫东岳庙,
被轮番“轰炸”4个月后,
又被关到公安局看守所拘留审查10个月。
在监狱遭受的非人折磨,
让他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损伤,还染上了肺病。

审查进行了一年多,毫无证据,
之后被取保释放,
结果刚被释放回家,就收到原单位故宫的公函:
故宫开除了他的公职。


故宫开除了他,
从此,故宫失去了一位,
学贯中西、精力充沛的领军人物,
却给中国、给世界,
逼出了一位独一无二、
百科全书式的民俗文物、文博大家。



没有公务在身的他,
常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与工匠、民俗艺人混在一起。
他待人谦恭,工匠也爱和他交流。
那时候流行除四旧,
他发现满街都是家具,
被人们拆散着卖,很可惜,
他写文章呼吁人们抢救古代家具,
可又有多少人会听他的?
于是,他就自己跑到市井瓦肆,
甚至冷摊晓市上一件件找回来,
还专门找人来修,
他说:“人舍我取,敝帚珍之”。


他曾经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
一次在北京通州,看到一对明朝杌凳,
人家要价20元,他便马上掏钱,
见他没还价,马上改口不卖了。
两天后,路过东四挂货铺,
他看见一人坐在杌凳上,
上去就问:“这个多少钱?”
此人要价40,他一摸发现没带钱包。
等他带着钱回到挂货铺,杌凳又被人买走了。
他又辗转去找人,就这样跑了30多次,
最后花了400块钱收下。

马未都和王世襄

为了收藏文物,他可以说是散尽家财,
当时他为此曾穷到何种程度?
收藏家马未都曾回忆说:
在北京通县,他看中一张黄花梨方桌,
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
就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
将桌扣在背上,推着车子一步步运回家。

很多人说他傻,可他觉得一点也不亏:
他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贱筋”,
搜集文化器物总有一个经历。
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
 

正是这根“贱筋”,
使他长时间囊中羞涩,
但却藏下了诸多珍宝。
  

本以为不问政治,就可以远离是非,
没想到,他还是没能躲过那场浩劫。
文革刚开始,就有红卫兵冲进他家,
推倒葫芦架,拔起葫芦秧,
砸碎盆栽花卉,
临走在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他知道那时自己手中的家传之物,
和平素的收藏,恐怕是躲不过劫难了,
于是“自我革命”,
主动向原单位提出了“抄家”申请,
1966年,他所收藏的古玩、字画、
图书、家具等大批财物,都被抄走。

而正是他这个“自觉行动”,
挽救了他的绝大部分收藏,
都得以完整保存下来。
即使在文革中,
面对着政治风潮上的巨大压力,
他仍然没有放弃研究。
他夜里常偷偷写作,
刻蜡版、油印,整理成册。

今天谈论王世襄先生,
除了他的超然、洒脱,
他的玩与吃、收藏与家世,
不妨也记住王先生的“彪悍”,
记住他是一个有强悍生命力、
经历过时代波折的中国文化人,
记住王先生的自述:
“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
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
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
我按照我的道路走,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
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倾心葫芦、收藏家具、
刻竹漆器、著书立说,
他样样出色,
以“玩”为生的他,居然玩不丧志,
竟然把“大俗”玩成了“大雅”,
甚至玩出了好几门“世纪绝学”,
最终玩成了一代大家。

玩蟋蟀,
他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藏书家,
那里找来十七多种蟋蟀谱,
逐段断句、改讹、勘误,
编成了堪称蟋蟀谱的百科全书:
《蟋蟀谱集成》。

养鸽子,
他编了一本《明代鸽经清宫鸽谱》,
影印彩图二百多幅,著有《鸽话》20篇。

养鹰有专文《大鹰篇》,
养狗有专文《獾狗篇》。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
而近年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
更是将王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
但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盛誉”,
却有意无意掩盖了王先生与大时代之间的真实关系:
因为曾为国民党政府讨回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大量文物,
王先生被关押十几个月,
释放后回到家中,
被告知开除公职,需自谋生路。
而在他下放改造时,
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集之地“芳嘉园”,
一下子拥进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成大杂院。
改革开放以后,
王先生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
让小院里的住户减少到三家,
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

晚年王世襄为《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编写了图说
玩漆艺,他能花10年时间,
为中国现存唯一一本古代漆工专著,
《髹饰录》编写解说。


葫芦是中国的特例,外国没有,
到60年代,中国没人种葫芦了,
他生怕这门工艺绝种,
就写了一篇文章给《文物》杂志,
题目叫《说匏器》,可编辑部不敢用,退稿。
他就将这篇文章保留着,
到了1979年重发后,
从此匏器重生,成为一种重要的工艺品。



1985年,
他的著作《明式家具珍赏》在香港出版,
又填补了中国人研究明式家具的空白。
不久之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
更是激起了收藏家研究明式家具的热潮。
此书甚至让明式黄花梨家具的价格开始飙升,

他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推动了中国明式家具的研究与收藏,
为世界保存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也带动了一个巨大的收藏产业。



2003年12月3日,
为奖励他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卓越贡献,
荷兰王子曾亲自颁发给他:
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
而他也成为获得此奖的中国第一人!


他的前半生一直在收藏,
可他的后半生,却开始选择散尽。

2000年,他所写的大部分文章,
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
书中涉及家具、
漆具、竹刻、工艺、则例、书画、雕塑、
乐舞、忆往、游艺、饮食、杂稿等十二类。
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
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
半年内重印4次。

2003年10月29日,
和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60年的夫人,
袁荃猷因病故去,他悲痛不已,
开始交代自己的身后事,
加快了“散尽”的步伐。


就在同年的11月26日,
中国嘉德开槌拍卖“俪松居长物:
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
专场所拍都是他和妻子,
倾半生精力孜孜以求、
精心收藏的古琴、铜炉、
佛像、家具、竹木雕刻、匏器等文物精品,
所得全部交予国家。

王世襄夫妇旧藏,已有1200多年历史的唐 “大圣遗音”伏羲氏古琴

费尽心力收藏的东西,
散尽时,又有人说他傻了,
可他却坦然回答:
我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
只要从它获得过知识和欣赏的乐趣,
就很满足了。
物归其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想永久保存,连皇帝都办不到,
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

正是他这般的大开悟,大境界,
终让这些藏品获得了新生,
也有了更多的前世和今生。

 2009年6月,中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
授予他“中国文物、
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这个荣誉,晚到了几十年,
此时他已经重病在床,
无法接受任何荣誉了。

他去世前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把那只菜筐,
放在他和妻子的两个墓穴之间,
代表“生死永相匹”。
这位穷其一生,
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
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就这样去了。


黄苗子先生说他是“玩物成家”。
启功先生称赞他是“玩物壮志”。
马未都先生说:他的独特性就在于,
他出身上层社会,
却关注社会底层的乐趣,
这在中国文人里是不多见的。


世间好玩的人多,会玩的人少,
别人玩是图轻松,
他玩却是图折腾,图艰深。
他爱文化,
所以可以十年如一日研究,
将一些三教九流的玩意儿,
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

  清早期  铁力木罗锅枨加矮老四出头官帽椅,王世襄廉价收入囊中
他的研究,他的学问,
正如明式家具一样,
既有匠艺,又有匠心!
以“玩”为生的他,玩不丧志,
把“大俗”玩成了“大雅”,
甚至玩出了“世纪绝学”。

反观当下,中国已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而培养“贵族”也成了今天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
但这些美好的蓝图,
却无法掩饰今天日益粗糙的生活。
想想王先生“爱玩”背后满溢的生活热情,
再看看今天所谓“贵族”建立在奢侈消费上的炫富,
也许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的尘世面容,
实在是有些过于苍白和黯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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