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来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将人类的认知过程分为三步。

首先，由外界给我们的刺激形成经验性直观的感性。这让我们形成了对此种外界刺激，而形成现象。

其次，由感性形成的现象会被我们的知性所觉察到，它就会借助于想象等其它知性的手段，对其现象中所含有的诸多杂多的表象进行拆分，以便形成各种概念。

最后，由我们的理性（理性给自己颁布的相关原则)，对概念进行分析和判断，然后付诸于行动。

从这个过程来看，我们会发现，在认知三部曲中，在理性处最容易出现幻象，因为理性本身的特点就是可以制造原则的能力。

在自然界中，动物基本都有感性和知性，也就是感受和概念的能力。但是大部分的动物基本没有理性，或者少数具有有限的理性，或者不能称为理性，或者称为本能的某种有限度的延伸也许更好些。

在这些动物中，在通过它们的感官形成经验性的现象后，其到达知性，形成了概念。因为没有或者缺乏相应的理性，它就从概念直接到达了行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能或者叫作条件发射。

因为它知道，只要相应的相符的概念形成，它就可以凭借这个概念而行动了，这是它在长期的观察或者行动中所得来得，就是说这是某种强化得重复训练。

这也从某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动物的反应和动作比我们迅捷，而运动员也是通过训练寻求一种忽略了理性的本能。因为略过了理性，就少了一道手续，自然会更迅捷，更准确。

王阳明先生在龙场悟道后，提出了“心即理”的看法。

我想阳明先生这时候得这个理，不是外物的理，而是我们自身的理。如果用康德的话来说，那是理性。

其实个人感觉在这时候，阳明先生还没有对这个理性完成充分的考察，而只是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和简单的运行方式。

之后随着阳明先生对理性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理”的运行方式和“理”本身的考察，他根据自己的体会继而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

精察明觉，便是行；真切笃实，便是知。

在这里阳明先生已经注意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理性的特点，就是制造规则的能力。

也就是说，“理”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出看似是出于其身的“理”的幻象。

这时候，就要像上面阳明先生所说的，在行动上，要精察明觉；在思想或者“理”上，要看是否是真切笃实。按照康德的观点，要看是否是出于理性，还是只是理性的幻象。

其实，在这里，个人认为，阳明先生的思想还是未臻圆满。因为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来说，万物诞于一，怎么还需要合呢？

后来在阳明先生对“理”的体会和实践中，愈精愈深，逐渐发现了上面的问题，于是，就在其晚年提出了“致良知”的看法。

良知是什么？用康德话说，就是接受过理性对其自身批判后的理性。这种理性因为接受了自己的批判（因为理性是我们的最高的认知层次，也是原则的制造者，只能自己对自己进行批判），使它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哪些地方可以充分的伸展，哪些地方不能去触碰。哪些幻象是有益的，在什么程度上是由有益。哪些现象是不适合现实的，哪些是对自己有害的等等。

这种经过充分批判后的“理”。或者按阳明先生的话就是说，充分的体验和实践后的“理”，就是“良知”。

在我看来，如果“致”是行动或者叫作方式，致良知应该称为“致良知致”。这才更符合中国传统观念中圆满自在，不需外求的观点，也更便于我们对其的理解。（也或许，致良知才是更好地表达，它是那种至者自知的境界，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解释多了反而可能会妨碍对其本来的理解）。

“致良知”如果用康德的观点来解释，就是善的理念。善可知，而不可求，也求不到。理念是理性的纯化，它虽然本身在指导现实，但是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具有现实性（似乎挺符合道家所说的“为而不恃，功成不处”的观点）。它只是某种趋于无限的集合，或者说就是无限的集合。

对于“致良知”的充分应用的体现或者说现实可达的最高境界，可以用孔圣人的那句话，“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心即理，欲即行。或者也可以用康德所说的，根据理性本性所划定的界限来认识和行动，这样就不会超过心和欲的界限。

中西哲人，似乎都在某个点上达成了共识。这即是幸事，也是哀事。

幸事是道者，高处可通，殊途同归。不幸的事事，这可能意味着某种哲学观点或者哲学的尽头。

又或是某种新的学问的开端，至于是否还是以哲学的形式，却暂时还无法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