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马九州行，游人久未归。 春风重又绿，轻步把门推。 ——《春风》 今天是植树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我希望在这里，播下一颗种子，树人树木，一同成长。 我们前面说到，1958年，对于毛同志个人，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我国发展，在历史长河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甚至，以更大的视野，站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演变的发展路径中，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无论是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对过去秩序的升级，或者对现实秩序的改造，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后来的发展历程。 这两者的发起与推进，本身蕴含着极为强烈的辩证关系：从理想走向现实，从理论变为实践，两极之间释放出巨大的势能，足以冲击着当时基础薄弱的社会结构。成功与失败，激进与倒退，理性与狂热等，任何一对两极的关系，都能开启那段血与痛胶着的岁月印记。无论如何，它毕竟发生了。无论如何，它被纠错了。然而，它又几经反复，未能从一而终，终究被扫入历史烟尘中。 如今斗转星移，我们再度回望，有必要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回到那纠错的源头，一种思想层面的肃清与返正。尤其是结合今天海内外的现状，再对比昨昔，会发现，那些几乎被遗弃在历史沙尘中的明珠，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为透彻掌握其中的奥秘，我们必须从毛泽东思想开始变化的源头入手：在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之后，继续进入社会秩序的改造。具体表现在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可这两者到底为何物？为何毛同志要坚定不移走这两条道路，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评判其历史作用？ 非如此反思，不能把1958年前的毛同志与1958年后的毛同志连贯起来。换言之，假若我们跳过这一环节，没能从思想制高点上，透彻理解毛同志的深层用意，将无法把他战争时期的英明与伟大，和建设时期的不断“犯错”联系起来。也就无法真正把握他的思想智慧，甚至质疑这一套思想体系的适用性和真理性。 那些流于表面的人会以为，最后二十年的毛同志已经不复当年，甚至用晚年的“过错”抹杀他此前的全部功劳。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历史，深入毛同志的内心深处，这是有失公允的，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此前讲过，要了解毛同志，必须将他及他的时代，放置在万物关联的政治环境下去考量。要从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出发点去考虑。撇开这两个基点，都有失偏颇，不得要义。在这些基本前提下，我们今天再深入探讨毛同志的纠错系统。 这还得先从他“错误”的原点说起。1958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发起大跃进。三是建立人民公社。这三者是一脉相承的，第一件是立纲，后两件是具体手段，其中大跃进强调了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人民公社强调了社会的组织和秩序。 先不讨论是否合理，光从这三个维度，我们便读出毛同志建设思想的核心：如同搭起了一座房子。让社会整体稳健、跃进，富有秩序，形成有机联动，共同迈向共产主义。注意，在毛同志的信仰里，共产主义才是终极目的。社会主义也只是一种过渡。 这是共产主义的超前实现。可如此前卫，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或者领会。鉴于这些共同的先前认知缺失，全国人民一旦受到“急切”的情绪催化，就很容易走向极端，盲目、浮夸，甚至造假、欺瞒，过分强调人的主观作用，忽略客观规律和实际条件，加上经验不足，缺乏成功的参照物，错误不可避免。 是年二月，“大跃进”在全国发起，下半年问题开始暴露。比如“以钢为纲”的极端化生产，给重工业（追逐数量，忽略质量）、轻工业（减少生活日用品）和农业（全部被调拨）造成严重的伤害。这给人民的生活带来重大损伤，一面吃不饱用不了，另一面工业产品浪费严重。这让毛同志再度失眠，主动意识到“过左”的严重性。 11月，他连续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一是月初的郑州会议，主要讨论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问题。二是月底于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他主动开启了思想上的纠错。如今看，倘若纠错能顺利持续下去，已具雏形的“人民公社”秩序，以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将不断完善。相当于在建好的房子里，继续做好整改的工作，假以时日，一座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厦，定然伫立于前。 然而，造化弄人。次年庐山会议让此次纠错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偏向。正若毛同志几年后在1963年谈及：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前）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在中间插一手，我们就反右了。右是应该反的，但是接着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结果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01 商品生产及社会主义 先说郑州会议。在这里，毛同志谈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他说，“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交易）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利用价值法则，做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资料是商品又不是商品。”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扩大调拨与分配；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提高人民的工资与生活。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指当时已有商品生产。要懂得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之作用的重要性。不要怕商品生产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有当国家有权分配一切产品的社会，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最后，他还特地强调“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22年，曾经耐心地等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 从上述观点可知，毛同志开始放慢步伐，决心耐着性子建设，并注重商品经济的作用，改变原来过于急切，过于强调“统一调拨与分配”的方式。经过一番摸索，他对商品生产的作用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掌握得相当精准。即便放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十分适用。我们不禁设想，假若当时人们能跟上他这一反省与觉悟，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如今该是怎样一种发达的社会主义盛况。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面在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无不流露毛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与实现指向。他时时以共产主义者要求自己。这不难理解，一旦时机成熟，他必定要建立人民公社，即共产主义秩序的决心。 02 人民公社与共产主义秩序 再说八届三中全会。在这里，毛同志完整地谈论“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他将人民公社当作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农村的大规模、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的社会基本单位。概言之，各个人民公社自成一体，对内实现循环，对外实现交流，共同构成社会大秩序。 它具有多重功能：一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统一安排和调度，以便发挥更大效用，促进生产大发展。二是农工商学兵各项事业，在公社的统一领导下，密切结合与迅速发展，在农村兴建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实现农业机械化，公社工业化。三是，创办大量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集体福利事业。四是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农业巨大丰产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人人得到最重要也最可靠的社会保障。 他还畅想，城市中的人民公社，也将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改造旧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即，建立工农商学兵结合、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使人民公社成为城市中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在毛同志的设想里，人民公社将覆盖农村和城市，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兼容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功能。 他进一步谈及，人民公社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劳力和脑力劳动差别，以至消失；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失。 这实质体现了毛同志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他心目中大同社会的构建。在这里，人人安居乐业，生产、生活、贸易、学习等，实现内外大循环。没有剥削战乱，只有和平富裕。他毕生的志愿可见一斑。换言之，人民公社，就是毛泽东视角下共产主义秩序的雏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探入此处，透彻理解毛同志的人民公社。他始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见证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刻。至少，莫让通往共产主义之路被“修正”或者被破坏。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他晚年一些看似难以理喻的行为表现。这也是我们未来继续沿着时间线，探索毛同志思想的又一个基点。 在他那最后二十年， 我们将在读一名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及其落地与现实的强烈撞击。 播下一颗思想种子 让它随意发展  |
|
|
来自： 昵称21405352 > 《主席一生之研究（4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