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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毛泽东的智慧:领先59年的科学技术思想

 昵称21405352 2023-01-23 发布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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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透槿木红,纱轻动秋风。
抚琴与萧和,入耳万籁声。

——《万籁》

在文章开始之前,让我们暂且回到当下,再试用伟人的思维和视角看待当前一些经济困境。

在多变的毒株作用的疫情之下,哪怕再困难,国内农工业的生产链依然健全,整体运作依然通畅,生产-流通-交换的循环基础依然正常。这说明我国动态清零的抗疫政策是经得起考验的(如广州更为人性化的执行方式)。不过,另一面,越来越严峻的经济形势告诉我们,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及个体“没钱”的效应也愈加突出:市场萎缩、企业难做、失业严重等。

当前,我们看到国家应对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面向制造业、中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等减缓税收,提供更换生产经营设备的专项低息贷款等,有针对性地减轻其负担,支持其持续或升级生产与经营。这一方法更加精准,若能落实到位,应该更为有效。二是,加大乡镇投资建设,主动或被动引导人才回流,带动乡镇发展。这一方法从长远来看,将发挥更为长效的作用,释放乡镇的巨大潜能。三是,面向全社会,扩大基建、鼓励创业、灵活就业等,创造或增加就业机会。这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市场确有需求,经营发展确有空间。

针对第三种方法,真实的社会状况是,无论是企业及个体,甚或地方财政,由于长期的信用透支或者杠杆性融贷已经负债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家继续通过银行向企业及个体推出各种债券或者信贷提振市场,应当见效甚微。一来银行借贷审核门槛高,难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及个体二来,长期以往,很可能面临更大范围的破产风险,榨干内在活力,而空有其壳。

为有效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也许要回归我们最基本的国情生产链健全、城乡差距大、普遍缺钱。除了上述途径,似还有两种方法可供探讨第一,精准地向困难的企业和个体,提供低息长贷款既真正有效地纾困,又不至于纵容躺平。更为重要的是,给市场推一把动力,重新运转起来。由点到面,带动个体-企业-国家全面复活。

第二,国家直接投资,抓住重点产业的潜力企业,作为运作企业主体,合作兼并一些优质的中小型企业,扩大规模,吸纳人才既攻克重点产业难题,又缓解就业压力,还能以此做成产业链,带动上下游及周边产业,进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此外,还可长远地促进人才培养,优化职业教育结构。这一政策落实到各地代表城市,再辐射周边城市,形成联动的产业裙带网络。真正实现城乡二元,齐头并进这将为国家的均衡发展产生全方位且深远的影响。

上述皆是个人基于浅薄的认识,对我们当下经济困境解决之道的思索。如有不妥,还望诸君指出批评。下面我们将继续回到历史,回到1963-1964年。

1963年5月,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在国民经济全面好转以后,他把科学重新提到首要位置。

周总理曾经问毛主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顺序,是否要改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还是怎么写都可以?”毛主席回答:“按社会科学来讲,首先是生产斗争。”这一年,继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工业发展之后,毛主席开始带领他的团队和人民攻克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是为搞生产。现在生产关系改变了,就到提高生产力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在他看来,上层建筑是通过革命建立国家政权,改变生产关系,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现代化经济。故此,在完成新民主主义过渡之后,第一时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科学技术是在改变生产关系之后的首要任务。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经过十几年的建设探索,尤其是近几年纠错以后,科学发展被重新提上日程。

他指明前进的方向:“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这是他坚贞不移的信念。

1963年12月,毛主席听取了聂荣臻十年科学技术规划的汇报。对于科学技术,59年前的他已然认识深刻而超前。他认识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他说,“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用的是实验方法,社会科学是抽象法。我们这些人要懂得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生物学等方面。”


他预见性地重视科学理论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他提出,“科学研究是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当时,他关注理论到什么程度呢?曾在1964年不止四次谈起,“《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后来,日报增加了两个栏目: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增加学术论文,抓哲学,抓活哲学。二个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自然科学论文。

他前卫地重视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他说,“可以给科学家高一点的稿费。每年购买外国书刊的经费四百万美元不算多,可以到一千万美元。”注意,在那样困难的时期,对科学的投入如此大手笔,这需要多大眼光和魄力。即便在今天也是醐醍灌顶的。他关注到对外留学生,派到外国的留学生不要都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要学技术和理科,培养干部,应该要有自己的工程师和技师。

1964年10月,他曾批示美国水声学家来中国讲学的报告:“如果来华后,证明此人政治上可靠,似可让他单立一个小的研究所,给他几名政治上确实可靠的学生,向他学习水声科学。”这些事例说明,毛主席从来不封闭排外,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学习先进,甚至不拘一格“偷师”取经。

在他看来,所有科学技术的应用都着落在工业发展。他强调“技术政策很要紧。允许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尖端技术。”自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后,我国的工业基础已经奠定。后经1959-1961年困难期,他调整了建设的次序:“工业要为农业服务。重工业本身也存在相互关系。次序应该是农业第一,轻工业第二,重工业第三。不过,一定要有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

他还将此做一个通俗的比喻:农业和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是两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坐稳站好,才能不摔跤。“国防建设要小而全原子弹要有,但是搞起来也不会多。只是吓吓人,壮壮胆远程导弹也可以有点,搞起来后,可能我们也不用,敌人也不用。”后来,1964年10月在谈论能否争取十年的和平时间时,他说,“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可能打不成了。

当时正值中苏恶交,展开“修正与反修”激烈论战,美国入侵南越。他基于这种局势考虑,提出三线建设,并三番四次强调要落实。他说:“我们要准备三线建设。搞攀枝花、酒泉、长阳三个基地。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绝非好战,相反认为,和平更多在于军事力量较量的均衡我国军事的重点是在防御,而非进攻。他提出,“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如原子弹,我们不必也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是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

此前,他会见新西兰外宾时就谈及,“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中国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

他始终将防御视作我国军事第一要务。在他看来,防御并非消极不为,而是以能战胜对方、捍卫和平为目的,夺得军事主动权来防御。正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64年2月,毛主席专程会见了钱学森、李四光和竺可桢等诸位老科学家,讨论农业、地质、核武器等诸多问题。期间,钱学森谈到他的考虑:“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毛主席回道:“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不以时间长短为衡量,只为后世谋太平。这就是伟人一切作为的宗旨和出发点。

同年8月,他还同意了《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和发展新技术的意见》,肯定我国工业技术要进行革新,除了实现机械化以外,还应当实现自动控制的电子化,在电子工业方面奋起直追,并且引入商业信托的新型方式(以生产同类商品为组织基础,按照经济原则统一经营产销业务)管理企业。

正是在这样极为前卫的思想指导下,我国曾在1965年研制出了65型接触式光刻机。1970年代,开始研制计算机辅助光刻掩模工艺。1972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编写了《光刻掩模版的制造》,全书32开66页。清华大学研制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机,已于1980年获得成功,光刻精度达到3微米,接近国际主流水平。可也在1980年代,我国放弃了电子工业发展,导致新中国20年的技术积累付诸东流。1994年,武汉无线电元件三厂破产改制,改为售卖副食品。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光刻机巨头ASML还未诞生。

所有这些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同期者还是后世人,都与毛主席的思想存在重大的差距,尤其在预见性问题上存在重大的时间差。也就是说,毛主席先于他们看问题至少五十年。这种差异最终导向那一场大家不愿意看到的动乱与失序。

伟人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1963年12月26日,伟人七十岁。自全面纠错以后,他带领他的团队在1963-1965年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7%。许多部门和企业的经济技术指标和经济效益达到或者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水平。他用数据证明,他纠正后的理论是非常超前而科学的。

那一天,他对外宾说:“革命是自主,建设也是自主。当然不是不要国际援助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他还说,“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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