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冬，忽然接到朱伯琛同志的讣告，宣布他是1930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痛惜不久前在北京与他匆匆一晤，未及畅谈当年巧妙配合完成特殊营救任务的往事，如今已成永远的遗憾。 未几，又见报载茅盾与世长辞的公告，果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被追认为1921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我代上海市府参事唐渭滨撰写了挽联，并附自己所写的五言悼词，一起寄京，得到家属答谢的复书。 又悉，郭老身后，中央亦已追认他在八一南昌起义时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这都使我更加坚信，对自己的历史结论，也总有一天会得到彻底澄清的。 我在品娟家巧遇柯麟，当即面谢他尽心照顾贺昌遗孤贺平的深情厚谊。柯谦逊地说，后来负责照料抚养平儿的，是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令人高兴的是平儿果不负所望，不但自己早已入党，其女儿参军后亦已入党，革命红旗代代相传，令人欣慰。 在帅大姐九十五岁和一百岁寿辰时，我均寄去祝词敬贺。她的秘书陈双壁还接待过我，我请他向帅大姐转达深厚的谢意和敬意！ 丁彩英家在茂名南路，离朱立波家很近。立波每晨必去复兴公园锻炼，我亦如是。我迁居高层公寓后，每晨在家中小阳台上活动锻炼，就不常见面了。 一日，立波约了戚逸影和我三人同去植物园游玩，在小吃部同进午餐，互诉离情。我被幽禁多年，对外面许多情况均不了解。她俩向我谈到吴湄大姐和姜平均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凌辱迫害而自杀了，不禁为之同声浩叹。 朱立波在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改正，但未能补发工资；可喜女儿史慰慈甚孝顺，将小外孙女寄在她家中照顾，现已有曾外孙了。她是民盟积极分子，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是从上海市妇联的工作岗位上退休的。 戚逸影是民进成员、静安区政协委员，她俩至今仍十分怀念在上海孤岛和流亡香港期间与我共同工作的战友情谊。可以说，友谊经过考验，愈堪珍贵。我们之间时通音问，互慰互勉。90年 代，她俩先后逝世，但均已逾九十高寿。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部长的王子岗曾 对杰儿说：“你母亲昔年还是我的领导呢！1930年，我在北方局做地下电台工作，记得清清楚楚，在我们为武装暴动作准备时，她坐一辆黄色人力车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武器。那次她穿了一套黄格子布的连衫裙，应变不惊，沉着镇定，既活泼又机警，给我的印象是位已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熟练的老同志了。”后来，子岗到上海来医病，离沪前，还由上海邮电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到我在漕溪北路的住处来看望过我，态度非常热情诚恳，同时还表示了对贺昌的深切怀念！ 民政部已离休多年的副部长袁血卒，也是当年贺昌的老部下，曾多次到杰儿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是贺昌一手培养成长的，一直感念于怀。他看到我住在杰儿家的拥挤情况，对我表示关怀，问我有何困难，他可尽力帮助解决。我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深深感谢贺昌的老战友们念旧的革命情 谊，请他和夫人马磊放心。以后逢年过节，我总去柬问候，亦常获复音。 熊瑾玎的夫人朱端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地下老交通员，在天蟾舞台后面以开设小店作为联络掩护，大家都叫她“老板娘”，是位个性直爽、豪放又机智的女同志，可以说是后来《沙家浜》中阿庆嫂的老前辈了。 “三反”运动时，我们曾在上海见过面。我获平反后，她主动到杰儿家来看我，陪我去北看门诊、配药，并请我这个湖南老乡到她家进午餐，品尝久违的浏阳土产豆豉蒸腊肉。她告诉我说：“当时你参与营救和我一起出狱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以及何叔衡的两个女儿何实嗣、何实山如今都健在，我们怎能忘得了你呢？但令我心中不安的是，你和潘汉年受审后，我为了保护正在病中的熊老，对前来调查此事的同志未敢提及你的名字，只说我们是民主人士沈钩儒律师出面保释的。我将这一情况早已向邓大姐汇报过了，今天我要当面向你致歉！” 我说：“此事无关紧要，沈衡老是志皋的老师，又是我们互济总会特殊营救的义务法律指导，还兼宋庆龄民权保障同盟的义务法律顾问，你说是由沈衡老出面保释的并没错，他老人家的金字招牌是出了名的，调查的同志也就不必再去核查了。你无须对此事更正，更不必抱歉在怀的，况且你已向邓大姐汇报过了。怪不得大姐在召见我时，还说你在她面前称赞过我呢！”刘少文病逝后，她亲自送讣告到杰儿家来；还约我同飞上海，更传达五老（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朱德）夫人对我的关怀，嘱她陪同我去见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 她说：“五老夫人叮嘱我，当着江泽民同志之面，证明你黄慕兰是从不居功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人都是潘汉年离沪后你慕兰营救保释出狱的。吴德峰后来曾从龚饮冰处核实过这些事，并早已为你作过证明了。而今谢老、德峰均已近世，我们再为你向上海市委领导作证明，也还是必要的嘛！” 我说：“少文在病中住院时，我想去探望而不获准，是遗憾，我当携孙儿去八宝山为他送行，暂时不拟返沪。江书记在上海，逢年过节我都能见得到的，况且有你向他传达五老夫人对我的关怀，他是一定会记在心上的。有你向他汇报就够了，又何必还要我去当面听你说我的好话呢！” 端绶又对我说，江泽民同志为人正直，对老同志很尊重和关心，是她离体时的顶头上司，批准她以副部长级别离休，熊老虽已逝世，她和小辈们仍都住在原先分配给他的住房里，小汽车公用，随叫随到，亦很方便。 她还说，我如能来京办离休手续，房子问题肯定比上海更容易解决。我说，这倒是很可能的，但而今潘案尚在复查中，离休的事还是等恢复党籍党龄后再说吧！ 熊老元配夫人所生的长子，当年随军入台，至今杳无音 讯。熊老在病中时，犹殷殷怀念此子下落。端绶托我设法打听他的现状。 我说：“自当留心，如有消息，当即奉告。我知道熊老的长子曾任国民党军第七军副军长。我们上海参事室的史锐主任曾说过，七军有过一段光荣的作战史，抗日战争期间，曾率少数部队突袭日军，解了驻缅甸英军被日军围困之危，英国女王为此还曾传电向他们嘉奖，致谢致敬！史锐本人曾在七军当过秘书长，想必他会知悉令郎的。请你放心，不必焦虑，静候佳音就是了。” 不意，她返京后过了不久，竟和章蕴大姐相继逝世了。而我自己因时发小恙，亦未能赴京参与追悼，实为至憾。而她们两位对我的了解和关怀深情，我是永铭心版的 1983年秋，上海市政府文史研究馆举行建馆30周年庆祝 会，已给我发来请柬，同时又接武汉市政协来函，邀请我去参加北伐老同志座谈会，函中附带提及，袁溥之大姐已平反复出，亦将应邀出席赴会等等。 我想，几十年前的老战友们，如今能劫后余生、旧地重逢，亦人生一大乐事，于是决定放弃参 加上海文史馆建馆纪念盛会，向领导请了假，复函应邀去武汉。武汉市政协又来电告，恐高龄老人行动不便，可请由秘书或保姆陪侍，否则拟派员来沪迎接。我复电告之，我身体还好，生活行动能自理，无须陪同，并示以动身日期和轮船班次。 袁大姐与北京来的国务院参事杨玉清等均已先我到达。到会者均系已逾古稀的高龄老同志，有一位曾任财政厅长的民主人士，已九十五岁了，是年龄最长者。与袁大姐晤见后，彼此提到1926~1927年湖北及武汉妇女协会的好几位老战友，如今健在者已寥寥无几，不胜感慨。又与黄埔军校女生队学员史 明恕交谈，她是民革成员、已退休的特级教师。史明恕即席赋《高阳台》词一阕，我亦依韵步和，共抒白首重逢的兴奋心情。会上还意外见到女作家谢冰莹，她与前夫符浩（正我）早已离婚，彼此均已另行结婚成家。 武汉市妇联主任徐淑英又邀 北伐时市妇女协会的成员去市妇联欢叙，并摄影留念。武汉市政协秘书长向我们介绍了武汉三镇的发展情况，并说他们希望把武汉市恢复为中央直辖的特别市，似1926~1927年间一样，惜未蒙批准。 会议取座谈形式，发言者踊跃热烈。会后，湖北省委安排与会人员去游道教圣地武当山及三国时期的诸多名胜古迹，途中还参观了葛洲坝水利枢组工程开闸试流泄洪，蔚为壮观。此番旅游，确实令人扩大眼界，心胸欢畅。 回忆武汉会晤，虽仅一周时间，而得与袁大姐同食同宿一室，抵掌作彻夜长谈，心境十分愉快。分别时，我对妇联姐妹和袁大姐均有诗词留念，袁大姐更约我如到广州，欢迎下榻她家 中，她有一室，专为接待老友所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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