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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人与实践者 学术人，海纳百川，宁静致远，以理解社会； 实践者，知行合一，悟道至善，为关怀天下！ 王顺平，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 张晶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比较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族群与区域文化。 问题提出 电影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传播媒介，能够搭建传播主体对受众客体进行符号传递和信息共享的沟通桥梁，以外象化的文娱元素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有效跨越时间维度与空间距离形构的天然屏障，实现观念信息的海量式扩散与隐性化传播。基于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电影产业，着力面向广大乡村推广电影放映，至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已基本实现了电影放映的普及化与常态化。电影放映作为一项文化娱乐类的公共政策，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同时也是国家对乡村开展政治宣传与教育的重要渠道。电影放映重构了乡村的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了农民的精神世界，以润物无声的柔性机制服务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那么，国家在微观层面如何经由电影放映来对乡村社会实施治理？农民作为治理对象是如何进行回应的？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文章对农村电影放映的典型案例进行深描，以求探析国家对乡村实施柔性治理的运作机理、实践效能以及背后反映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 相关文献评述与研究视角提出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电影放映因其时代背景与政治隐喻的特殊性，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门选题，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第一，功能主义视角不仅关注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娱乐与精神慰藉，而且强调政治生活领域的宣传教育、社会变革与价值观念重塑；第二，互动关系视角聚焦于电影放映同乡村社会相互解构又相互建构、耦合的二元关系；第三，放映载体视角强调放映员与放映队作为意识形态的传播中介，同乡村社会结构、生活场域高度契合，有效保障了政治宣传在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延展性；第四，实践来源视角既指出了农村电影放映受民国战时宣传、苏联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又强调了解放区电影对新中国电影事业具有奠基作用。综上所述，学者们对这一主题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然而，同电影放映丰富的实践资源相比，既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方面，学者们以放映主体的视角开展研究，缺少农民这一客体视角的认知与评价，“农民并非制度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有着自己的期望、思想和要求”。目前尚无在国家与农民关系视角下的比较研究成果，产生了治理效能完全积极有为的假象。另一方面，学者们虽关注到电影放映内含的政治社会化机制，但研究成果颇为零散化与碎片化，未能将其视为一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渠道。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国家对这一时期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一部分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治理模式、导向与特征，比如，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以整合与汲取为治理导向，具有全能管控与政党统合的特征；另一部分成果集中于微观视阈下的治理机制与路径，比如，中国共产党通过冬学、农民业余学校等形式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还有发表报刊、图书，推广口号、标语，组织宣传队等方式。此外，赛诗会等新型文化教育活动、传统年画、文艺演出均负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学者们在考察传统的、带有强制性的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关注到新型的治理方法和工具，但未能将电影放映同乡村治理进行学理上的勾连，忽视了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也能成为国家对乡村的治理工具。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是本文努力进取的方向，本文将立足于电影这一传播媒介，依托传播学中的直线过程模式，探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 传播的直线过程模式由美国学者H·拉斯韦尔提出，认为传播过程由五大要素构成，即“谁（who）”“通过什么渠道（which channel）”“向谁（to whom）”“说了什么（say what）”“什么效果（what effect）”，这一模式亦被称为“5w”模式，“大众传播的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就是沿着'5w’模式形成的”。基于此，国家作为乡村治理主体，通过电影放映这一传播媒介，以农民为传播对象（即治理对象），将多元的思想教育内容整合到影片中，力求改造农民的思维观念和乡村社会生活。在此过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国家、传播客体的农民以及传播渠道的电影放映均已明晰，而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即“saywhat”与“whateffect”尚未明了。因此，本文将着重分析电影放映的内容与成效，从而考察国家治理的既定目标与实践效能。 案例与研究方法简介 围绕乡村治理的研究主题，同时为探究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宣传与教育的内容、效能，本文选择以鲁东W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口述史访谈法收集资料。鲁东W村自1962年起享受电影放映服务，具有近20年的放映历史，丰富的放映实践为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者共对13位受访者开展了访谈，包括9位男性和4位女性，其中6人担任过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干部，其余7人为普通的农民社员。全部受访者在受访时（2019年8月）的年龄均逾80岁，在人民公社时期正值青壮年，对电影放映的细节记忆深刻。在访谈前，研究者围绕研究主题编写访谈提纲，以面对面提问对答的方式由受访者进行回忆，事后根据录音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在访谈期间，针对同一问题对多位受访者进行提问，以交叉法验证口述内容的真实性并进行纠偏。出于学术伦理的考虑，案例名称采取匿名化的方法处理，以“W村”来代替地名，受访者的真实姓名以化名代替。此外，文中的口述史资料由特殊字体标注，并分段展示部分方言在句中括号内进行解释，句末括号内为受访者化名。 受访者性别与职务的异质性能够保障样本选取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认知评价的多元化，“任何个体的口述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亲历者在时代及其变迁下的经历、体验与反思”。“农民”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农民口述史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产者口述史。因此，分别采访具有农民身份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社员，能够实现在同类口述史内，国家与农民视角兼而有之，进而创新口述史研究方法，同时以比较分析法考察不同叙事主体对电影放映的认知与评价，“历史受制于叙事者的阶级地位或社会身份，不同的叙事者讲述的历史有所不同”。基层干部作为行政链条的末端环节，行政权威的纵向授予与政治责任的对上负责决定其能够领悟电影放映的宣传教育内涵以及背后的柔性治理机制。农民社员作为电影放映的受众，同样能生成自身的主观感受。由此，对电影放映开展对比分析，一方面可以借助基层干部的叙述，从国家视角理解电影放映的治理隐喻；另一方面，从农民视角探究治理成效，并与国家的治理目标相对比，在考察实践效能的基础上探讨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关系。 作为治理渠道的农村电影放映 农村电影放映作为国家主导、集体建构的一种公共文化生活，其放映内容展现了国家治理的多元目标，放映模式彰显了集体生活的时代烙印。电影放映不止于文化，不限于娱乐，实现了文娱传媒与政治宣传教育的功能性整合，凸显出乡村治理的工具性价值。 农村电影放映的时代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局势、工业建设的发展优势、苏联道路的经验引领这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探索出“以农助工”的经济发展路径，即“在进入城市并稳固了全国政局之后，贯彻国家控制的国民工业化计划”，而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能有效化解工业建设的资本原始积累匮乏与社会主义援助有限的难题，因此，农村以资源供给地的身份服务于工业的优先发展。例如，“1952年底，中国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64.4%，而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又占轻工业产值的87.5%”。不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前提。虽然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但土地私有制的根本属性未发生改变，“而且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产生了大量分散的小户，其经营规模更小，这样更加强化了农业生产发展的传统障碍”。私有化的产权制度与家户制的经营模式同资源供给所需的集约化、规模化要求之间存在张力，成为国家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助推剂”。国家逐步探索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集体化转型道路，“将土地的支配权由分散的农民个人手中转移到集体组织手中”，实现了土地集体所有与农业集体经营。在此基础上，为保障资源供给的“续航力”，国家于1958年推广建立人民公社，施行政社合一体制，作为乡村治理的新模式，与此同时，搭配统购统销制度、票证制度、户籍制度，建构起体系化的资源供给模式。 在此背景下，人民公社成为基层政权组织，更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并且能够为乡村提供类别多样的公共服务，保障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电影放映便是文化娱乐服务的代表。问题在于，由于高强度地输出资源而回馈较少，农民的生活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降低了其生产积极性，“农民摆脱了饥寒交迫的厄运，但贫困仍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现实”。并且，农民出现了休闲时间紧缩化、社会交际内卷化的情况，消解了农民对集体道路的心理认同，出现了“弱者的武器”等非体制化的利益表达行为。虽然群众运动有效提升了农民的政治素养，并强化了集体观念，但成本高与时效短的缺陷无法解决，“只能以新的运动加以维系，从而在社会变革的动力与社会运行的常态之间形成难以消解的矛盾”。基于此，在农民生活质量短期内无法发生质的改变的情况下，建构一条能够有效激发生产积极性、提升与巩固农民政治素养的非支配型的政治社会化道路，成为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电影放映作为承载国家意志的传播渠道，以文化服务的供给表象，落实政治宣传教育的治理内涵，依托以文化人的柔性机制，改造农民的思维观念与乡村社会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运动式治理机制的重要补充。 农村电影放映史及乡村治理隐喻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电影放映同国家治理具有“脐带关系”，以政治认同的建构和国家意志的传播为放映旨向，服务于政治宣传教育这一核心目标。不过，农村电影放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便提上议事日程，在20世纪50—60年代渐进推广。1949年5月，部分民主进步人士建议党中央在全面执政后应实现电影产业的国营化，并在乡村推广放映，“因此，建国后，党中央在组织接收国民党政府电影产业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电影产业政策的调查与制定”。1950年，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首届放映培训班，拉开了推广农村电影放映的序幕。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推进这一进程，各省市将相关管理权限下放至县级。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各公社在县文化局的指导下成立流动放映队，到20世纪60年代，电影放映已深入广大乡村，“1950年代我们把电影送下乡，1960年代我们搞深入普及”。在收费模式方面，国家主要实行“包场制”，即以放映场次而非观影个体为计费单位，以生产队的公益金来支付费用，贫困偏远山区可免费放映。在放映设备方面，国家从“引进来”逐步实现“国产化”，“设备先是从前苏联引进购买，后又逐渐自产”。最终，电影产业的服务对象由城市居民扩展至农民群体，实现了放映机构的体制化、放映设备的国产化、放映频率的常态化。其中，流动放映队、夜间露天放映、包场制等时代的烙印是国家为强化电影放映同乡村社会场域的适配性而开展的乡土化改造。 在此基础上，影视创作者对时代背景、乡土场域、宣传教育目标等因素综合考量将国家力图传达的意志观念贯彻于影片中，这表现为革命先烈等人物形象、口号台词等文字载体，甚至是背景音乐、服装、道具等各类情景要素，从而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娱乐生活的匮乏与包场制的收费模式使农民对电影放映具有极高的认可度，能够以高效的集体行动积极参与其中。由此，电影放映基于集体娱乐形式，建构并引导农民参与公共文化生活，实现了政治宣传教育在横向空间维度的“扩展到边”与纵向科层维度的“下沉到底”，进而传导多元的国家治理目标，以寓教于乐的柔性治理机制改造农民的思维观念与乡村社会生活。 电影放映中的国家治理目标 在对基层干部的访谈中发现，革命战争片、生活故事片与纪录片作为极具普适性与认可度的影片类型，承载着三重治理向度，能够充分反映国家治理主体的传播内容（say what）。 以革命战争片强化居安思危意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极对峙的国际局势决定了国防安全的高压态势。然而，部分群众因革命战争经历的历史性缺失，以至于在心理层面懈怠，革命观念与斗争意识式微，出现主观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个人难以脱离革命，个体必须经过教育以实现思想观念的飞跃”。在此背景下，国家通过放映革命战争类的电影，宣传战争年代的人物、事迹、历史等，使农民回忆往昔的艰苦斗争，认清所处的国际形势，意图强化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 虽然群众运动是这一时期政治宣传教育的主要渠道，但常见的口号、标语等静态媒介无法实现时间回溯与空间转换，甚至易生成政治冷漠与“动员悬浮”的问题。相比之下，电影具有前者无可比拟的动态传播效能，“能打破受众的时空限制与思维定势，将地理和空间景观进行艺术性呈现”。由此，革命战争片能够有效跨越时空区隔，实现战争场景的“搬运”与“再现”，通过烘托身临其境的艺术氛围，展现残酷斗争的血泪画面，以视觉冲击和听觉刺激强化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与培育革命斗争精神，“对革命战争场景和英雄主义神圣时空的美学构造，本质上是为了激发人们实现自我革命化的动力”。电影中的多元政治符号，如《董存瑞》中英雄舍身炸碉堡时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口号、《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平原游击队》中“双枪李向阳”的人物形象等，能够以艺术化的视听元素追溯革命历史，将抽象的主旨理念以具象的情景要素加以展示，建构居安思危意识的形塑机制，最终以娱乐集体化实现政治宣传的高效化。 革命战争片能够展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是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胜利的。基于此，国家以电影放映带领农民回顾历史，通过建构集体记忆，重温革命传统，以强化和巩固农民的政治认同，“它着意颂扬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和党的领袖的英明领导，紧扣政治形势、阶级斗争、宣传教育的需要”。其中，老年人作为跨越不同时代的人物见证，通过今昔对比，不仅对曾经的苦难岁月产生情感共鸣，而且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进而对子孙后代言传身教，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以生活故事片强化集体观念 在人民公社时期，乡村作为资源供给地，在保障工业优先发展的同时也制约了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加上私有制的观念残余，催生出“损公肥私”的利己行为。由于“集体”近义于“公家”，“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是大家都可以占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在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权责主体的模糊性以及利己成本的低廉性这三重因素的共时作用下，重个体、轻集体成为部分农民的行为逻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社交原则演化成公共舆论的系统性缺失与整体性失效，上述问题愈演愈烈。此外，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人口流动壁垒导致“跳出农门”无望，“可控范围内的流动把农民牢牢'钉’在土地上”，加速侵蚀了农民对集体道路的认同根基。部分农民以磨洋工等“弱者的武器”进行宣泄，在“负向攀比”机制的作用下，劳动风气恶化，制约农业资源供给的稳定性。 在此情境下，为保障集体生活的长期维系，从而实现农业资源的持续输出，国家以多种渠道力求降低农民的私有观念，强化集体意识与维护集体利益。其中，国家通过放映生活故事类的电影，对集体生活进行前景展望，通过展示丰富的物质收益来吸引农民坚持走集体道路。与此同时，将电影主角进行时代更替，从传统的王侯将相转变为市井民生。由此，农民既是生活故事片的视觉受众，又能以主体化的角色参与其中，建构并维系集体生活，从而引导现实中的农民效仿学习。 国家以生活故事片为观念传播载体，以集体主义为宣传核心，力求取缔“私”的观念。对“私”的取缔能纠正“散”的弊病，消解家户制的本源型传统和宗族等小共同体意识，进而改变农民“一盘散沙”的局面。“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府要求媒体扮演着积极的政治教育角色，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正确的舆论塑造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人’。”以电影《李双双》为例，“李双双”被赋予了“敢于指责损害集体利益行为”的精神象征，弘扬“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的主旋律，从而压缩“事不关己”与“损公肥私”等私有观念的生存空间。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的目的包括：一方面，对现实中的自私落后现象进行警示，减少对集体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以榜样的力量带动社会风气的改善，培育出更多敢于直言不讳的“李双双”。此外，“电影的影像和声音、主题与故事最终都是从它们的社会环境中派生出来的”。生活故事片的素材文本与乡村社会场域同构、同质，乡土气息的浓郁性易催生出农民的情感共鸣与心理认同，有效服务于农民集体观念的系统性强化。 以纪录片变革乡土底色 纪录片具有实用性强而观赏性弱的特征，主题零散且放映时间短，通常作为正片的铺垫环节分类展示，包括农业生产指导和社会生活变革两大类。“纪录片以真实性为目标，采用纪实手法拍摄，以人为主要创作对象，将镜头对准普通百姓，记录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生存状态。”相较于前两类影片，国家意图通过放映纪录片，以客观纪实的传导机制，传播政治社会化的民情风貌，从而变革乡土底色。 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面，工业制品的高成本与低供给率造成农业机械化发展缓慢，制约农业资源的产出效率。在此背景下，国家将“农业学大寨”、积肥、密植等内容制成纪录片推广放映，指导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边际生产率。基层干部虽多次学习“农业学大寨”的文件精神，但难以解决空间阻隔下实地信息传导不便的难题，便以纪录片为媒介进行学习。此后，W大队的干部组织社员平整土地、修建梯田，以田连阡陌提升规模效益，“这些行动的首要目的是服务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国家推广宣传“农业学大寨”等信息，不仅在经济层面生成了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高效模式，进而达成农业资源稳定输出的目标，而且在生态层面防治水土流失，更重要的是，农民获得了实质性的物质回报，因此在政治心理层面有助于强化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 在社会生活变革方面，首先，国家通过放映纪录片来宣传“铁姑娘队”这一集体劳动形象，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口号相契合，致力于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最终是为了消解男尊女卑的性别差等观念和男主女辅的社会等级秩序。“纵然《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为妇女权益提供制度化保障，但实现男女平等不能仅依靠法律强制，更多牵涉到借助宣传教育转变既有的性别观念。”此外，由于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必须依靠人力资源投入才能持续、高效运作，“官方将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使她们能投入到集体农业的生产中去”。妇女社会身份的解放同海量的劳动力需求精准契合，能够生产出更为丰富的农业资源，从而服务于“赶超型”战略的实施。 其次，国家通过宣传自由恋爱观念，从婚配层面着手颠覆儒家的尊卑等级秩序，瓦解尊老抑少的传统与家长制权威。“中国历史悠久的家庭制度已成为现代革命的对象”，为此，国家在纪录片中塑造关于自由恋爱的正反人物形象，一方面强调年轻进步力量应努力冲破封建传统和家长制束缚，另一方面指出应当揭露、批判和改造保守势力。通过影视化的对比分析，农民能够直观感受到婚姻观念的发展趋向，进而将理念维新转为实际行动。需要注意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口流动壁垒以隐性的地域屏障阻碍社交范围的城市化与外向化。不过，电影放映在进行观念传导的同时还搭建了社会交际平台，统筹共时性的社交时间，由此破除了社会交往的空间区隔，协助国家将自由恋爱观念“兑现”。 最后，国家通过放映纪录片来传递现代科学文化观念，取缔封建迷信活动，如宗族祭祀、看风水、求神拜佛等，从而消解乡土社会的观念传统与守旧根基。在此背景下，基层干部以人民公社为组织依托、以行政命令为权威来源、以影片内容为执行依据，基于国家在乡村的政治代理人身份，转变乡村的传统生活逻辑，重构同主流价值观念相抵牾的文化景观，进而将守旧、愚昧与迷信的封建小农改造成具有政治信仰、阶级理念与革命理想的“政治人”。 电影放映柔性治理的实践效能 电影放映以集体娱乐形式和寓教于乐的实践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民居安思危意识、集体理念的结构性强化，并变革了乡土底色，“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被动地受控于国家政策和实践，或全然听任国家政策和实践改造”。通过分析社员的访谈资料发现，农民的行为逻辑受制于乡村社会场域的复杂性，导致电影放映的治理效能受限，即“what effect”。 革命战争片的政治动员效能 革命战争片作为国家为强化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与革命斗争观念而采用的一种文化治理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农民认清了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培育了革命斗争观念，同时因集体革命记忆的建构而强化了国家认同。然而，农民的观念痼疾并未因政治宣传教育而完全根除，部分农民仍旧存在视野有限的问题，更倾向于关注革命战争片的娱乐属性，从而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一时期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匮乏且劳动负担重，农民更认可电影的观赏性；另一方面，国家传播的革命斗争观念是以电影为媒介、由行政力量推动嵌入的，并非内生于乡村社会场域，存在观念传播的非同域与非同构的匹配度问题。并且，革命斗争观念缺乏乡土转换机制，仅停留在表层的乡村话语体系中，难以作用于农民深层次的思维空间。因而，农民的行为逻辑更多是基于“随大流”的跟风策略与“事不关己”的政治冷漠，而非主观能动的政治热情。 生活故事片的集体维系效能 生活故事片被国家赋予了强化集体观念与维护集体道路的治理内涵，尤其是通过建构“李双双”这类敢于维护集体利益的人物形象，力求引导农民一心为公、不谋私利。然而，在放映过程中，知识水平与政治素养的局限使农民无力领会影片的治理隐喻，未能有效把握国家所宣传的集体理念，因而对乡村集体生活的维系效果有限。即便部分农民能够领悟影片的政治内涵，但其行为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仍旧延续既有的、私利性较强的行事策略，或是不热衷于维护集体利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的生活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高付出与低回报的不对等问题迫使农民为满足生存需要而损公肥私，因而罔顾电影宣传的内容；另一方面，“熟人社会”的关系网虽然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失去仪式化的表征，但断骨连筋的宗亲关系仍根植于乡村社会场域。“由村落家族特性决定的功能，如绵延和族化依然存在，这些功能与社会体制的现代功能之间存有矛盾，并可能妨碍社会体制的能量。”此外，“生死于斯”的地缘关系也未能因“队为基础”的体制区隔而完全隔断。最终，乡土关系网络的错综复杂与隐秘延续生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处世忌讳，禁锢了农民的行为抉择，使其不愿效仿“李双双”因维护集体利益而成为众矢之的。 纪录片的乡土革新效能 在农业生产指导方面，国家将“农业学大寨”等信息以纪录片的形式播放，从而为农民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极佳的学习平台。也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广大农村地区推广梯田、平整土地等，极大地提高了土地规模化程度和资源利用率，实现了农业资源产量的大幅增长，保障了资源的稳定输出。但问题在于，农业集体化使生产劳动的决定权由家户个体转移至基层干部手中，农民决策地位的缺失使其对纪录片的实用性关注有限，只需要在生产过程中以“提线木偶”的身份遵从基层干部的任务分配即可，所以农民着眼于纪录片的台词、人物、动作等视听符号，吸纳娱乐属性以发挥“解压器”的社会效能。相比之下，农业纪录片更受基层干部的关注。其中的原因在于，为保障工业的优先建设，乡村持续发挥资源输出地的社会价值，基层干部作为国家利益的乡村代理人，提升农业资源的产出效率便成为他们的基本职责。 在社会生活变革方面，首先，国家通过放映纪录片来宣传男女平等，尤其是建构“铁姑娘队”这一群体形象，引导妇女群体树立能力自信与观念自觉，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普遍提升。不仅如此，广大妇女作为劳动力资源投入集体生产中，有效提升了农业资源的产出效率。不过，妇女地位的提升是相较于时间维度的纵向对比而言的，换言之，人民公社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相较于传统乡土社会有大幅提升。然而，“夫为妻纲”的观念糟粕在乡村仍存在较大的生存空间，部分妇女仍旧未能树立男女平等的观念自觉。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男女之间身体机能的天然差异决定了男性群体承担更多、更重的劳动任务，妇女对此具有较强的依赖心理，难以在短期内通过政治宣传和教育完全根除。此外，“男女平等”观念对应集体劳动中“男女同工同酬”的分配原则，但在实践环节则被异化为“男女无差别劳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妇女面临极大的负担，“在参加生产劳动的同时还承担繁重的家庭义务”。集体生产与家庭义务的叠加压力不仅损害了妇女的身体健康，而且背离了国家宣传“男女平等”的初衷。 其次，电影本身所宣传的自由恋爱观念与电影放映所搭建的社会交际平台相互配合，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家长制权威，青年群体有效冲破了儒家的尊卑等级秩序，以现代化的社会平等观念取而代之。而问题在于，电影放映网点具有相对均衡的分布特征，衍生出以放映村庄为中心并向外逐次递减延伸的“观众差序流动格局”，即与放映村庄的距离越远，前去观影的人数便越少，造成放映平台构建的社交网络范围仍局限于“十里八乡”。社交范围的有限性使青年群体的择偶范围依旧受限，不得不依靠家长所掌握的乡土关系网络来拓展交际圈，进而使自由恋爱退化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外，儒家传统观念的固化性与隐蔽性抵消了政治宣传的时效性，部分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有限的青年的婚姻抉择仍受家长制的束缚。 最后，国家通过纪录片来宣传封建迷信活动的虚伪性，尤其反对宗族祭祀活动，加上基层干部进一步的教育引导，这些措施有效消除了此类活动的显性仪式。宗族活动被禁止后，宗族失去集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和现实依托，完全退出了乡村治理场域，国家因此完全掌握了乡村治理的主导权。然而，纪录片的宣传效能仅止步于取缔显性仪式，未能有效作用于深层次的思维空间。其原因在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乡土文化传统与乡村生活逻辑同宗同源，二者互为表里的依附性关系导致国家意志在“熟人社会”的血缘关系网络中被大幅度消解，无法实现思维观念的新旧更替。“在生产队里，宗族作为一种组织、制度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观念则继续影响农民的社会生活。”宗族的文化观念与关系网络所赋予的极强的生命韧性使具象化的仪式活动虽已消亡，但精神象征尚存。 总结：电影放映背景下的“国家-农民”关系 虽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既定的治理目标，但仍有部分寓于影片的国家意志未能完全被农民接受。在分析了电影放映在没有受到农民抵制反而被普遍欢迎的情况下仍旧未能完全实现既定治理目标的各项原因后，本文借此探析这一背景下的“国家—农民”关系。 既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此前关于人民公社乃至整个集体化时期的研究成果，大多将“国家—农民”关系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认为这一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属于“支配—抗争”型关系。国家通过群众运动，以强制性的行政力量将农民整合进集体生活中，通过持续的、高强度的资源吸纳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紧张，并且演变为不断激化的矛盾，最后招致不间断的日常反抗。”农民的抗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抗争，比如因劳动任务分配等原因同基层干部产生冲突；另一类是以小偷小摸、开小差等“弱者的武器”为代表的隐性抗争，二者均影响国家政策的实施和治理目标的达成。 既有的研究成果着眼于具有较高社会关注度的抗争行为，仅认识到集体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实际上，这一时期农民的日常生活是“接受”多于“抗争”的。除了具有较高政治热情的积极分子与少数抗争的农民之外，大多数农民属于中间群体，对国家的公共政策与施政方针表示“接受”与“配合”。在此背景下，国家作为乡村治理主体，以电影放映为政治文化的传播渠道，力求改造农民的思维观念和乡村社会生活。在此过程中，农民并无任何抗争行为，反而对电影放映表现出极大的欢迎，但国家的治理目标仍旧未能完全达成，这一现象是“支配—抗争”关系无法解释的。 对“国家-农民”关系的拓展 实践证明，“支配—抗争”并非这一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常态，“农民有'两副面孔’，表面一套，似乎接受了你的制度安排，背后则有另一套，是一个'维持会’的架势”。农民接受电影放映是因为其作为一项文化娱乐类的公共政策，能够缓解高强度的集体劳动所造成的身心疲乏。与此同时，电影放映更是国家主导的一项治理渠道，承载着多元治理目标。然而，受各类现实因素的制约，农民主动逃避或本能性忽略影片承载的治理隐喻，在不与国家抗争的情况下满足自身的文化娱乐需求。“'公开的文本’表现为从属者与支配者公开的互动，'隐藏的文本’则是发生在后台的话语。”接受电影放映便是农民“公开的文本”，“满足文化娱乐需求”则是农民“隐藏的文本”，“'公开的文本’并不表现从属者真正的概念，它可能只是一种策略”。为满足文化娱乐需求，农民必然会接受电影放映，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能够接受国家的治理策略，国家也并不必然会完全达成既定的治理目标。 就电影放映的治理效能来看，国家部分达成了既定的治理目标。就农民视角而言，这是观看电影的附带结果，是农民在享受文化娱乐服务的同时接受政治宣传与教育的产物。只不过，受多重因素的限制，最终的治理效能是有限度的。由于电影放映这一治理渠道相较于运动式治理机制而言，具有潜移默化与润物无声的柔性治理特征，这一治理过程是国家无法干预的，其结果也是无法依托行政力量强行改变的。基于此，通过农村电影放映，农民一方面享受了娱乐服务，满足了自身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国家寓于影片中的多元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在此过程中，国家与农民“各取所需”，其背后是相互博弈的态势，并且由于国家的治理目标未完全达成，这一背景下的国家与农民属于非完全的正和博弈关系。 结语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电影放映不仅是国家为农民提供文化娱乐的一项公共政策，能够缓解公共文化生活的匮乏，而且还是国家对乡村开展柔性治理的重要渠道，成为运动式治理机制的重要补充。这一柔性治理机制虽然未能完全达成国家既定的治理目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民的居安思危意识、革命斗争精神、集体理念和国家认同，并且变革了乡村社会底色。相较于运动式治理机制而言，其具有成本低、时效长、认可度高等多重优势，成为这一时期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为保障当代乡村社会的治理有序，国家治理主体应积极整合新型治理工具和载体，一方面，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围绕农民的现实利益需求来制定公共政策，推动相关资源下沉到乡，从而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加强德治建设，充分利用各类现代传播媒介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宣传卫生防疫、反诈、交通安全等知识。总而言之，以改革创新为导向，通过健全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来提升治理效能，以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夯筑国家治理的基石。 责任编辑：海纳百川 文章来源：《社会建设》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本订阅号仅用于学术与思想公益，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转发、留言交流！ 联系邮箱：xueshu_shijian@sina.com END   海纳百川，宁静致远； 知行合一，悟道至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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