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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子正史 汶水汤汤，擘画富饶齐鲁域；水音袅袅，蔚然深秀与波平。 2022年5月1日适逢国务院第147次修订《地名管理条例》生效实施，对于地名的管理做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规定，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法治化、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为推进新时代地名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泰城泮河入汶处的南夏村，有一座建筑，拥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其名曰“水音堂”。 《泰安府志》中记载：“水音堂、城南二十里夏村，泮河西南。乾隆十一年（1746），里人李自省建。【（清）颜希深 修（清）成城 等纂，下册卷之七 祠祀志，泰安县寺观。】 泰岱文献《岱粹抄存》中恰好辑录有古碑文“水音堂书音斋记”，为考据其历史背景提供了有力证据。碑文作者侯哲衡阐述水音堂周围有泮河、汶河环绕，环境清幽，夏日在此读书时，水声与读书声彼此交织，如琴瑟和鸣，意境十分浪漫。 地理著作《泰山道里记》中，则在更加恢弘的格局层面，给予水音堂高度评价，称其为泰山龙脉运行的终点。 “龙脉自泰山、傲徕，经金牛、龙山，蜿蜒东赴，至水音堂逾汶，盘结于此。大、小汶络其面背，山周百六十里。”【（清）聂剑光 著】 《泰山道里记》的记述，为后人总结出了泰山形势走向，同时把水音堂擢升至新的高度。 今再访水音堂，古碑“书音斋记”得到重新恢复，立于堂门之东，尊居上首。 其旁新立一圆碣，乃周郢教授所撰之“水音堂记”。   （《水音堂记》全文） 碑文开篇，笔走龙蛇、恢弘有力。寥寥数字，将泰山龙脉走势高度提炼，把《泰山道里记》中的历史记载凝成新语，为该文先打造出阔气十足的骨架。 “里人建堂其巔，額曰'水音’”将视角降落在文章主体，并引用侯哲衡碑记中语，阐明水音堂为“泮河入汶处”，这一重要客观环境。为下一段对于“水音”的灵动展现，埋下了不可或缺的伏笔。 泮、汶两河环绕于此，水音自不绝于耳。 “汶发于原谷，泮分于仙源。落英浮光，染成红绣；晴云映带，凝为蓝烟。”郢师落笔居高临下，俯视群流。一泻千里，泮汶交融。落英浮光，云烟一体。明明是书面语言，却同时具备视觉语言的绚烂与张力。 绚烂尚余韵未消，耳边且此起彼伏。 “冯夷踏浪，振之锵鼓；宓娥凌波，动之清琚。”奔腾的泮河，承载着流经泰城的诸条河流，浩浩荡荡载入汶河。不同河流的加入，带给泮河不同的节奏，宛若击鼓鸣金，章法鲜明，张弛有度。  （流经市区的泮河）  （泮河入汶处） “琤琤琮琮，似玉磬之环奏；渢渢泠泠，若丝桐之回风。平明波稳，其音折转而幽咽；中夜涨发，其声迸裂而激越。镇日独听，远情邈然。”此处出现了玉磬和丝桐两种乐器，玉磬乃打击乐器，将水音节奏物化体现。丝桐即古琴，为弦乐，将水音的律动具象显现。 “其音折转而幽咽，其声迸裂而激越。”音声游走，浑然天成，该段书写可谓碑文之心脏也。为全文提供能量与血液，是生动之核心所在。 “天壤间灵音逸响，而幽人能得其奇。”笔锋一转，地灵必有杰人出。 “故程太守（灿策）筑室其下，作芸缃之藏；侯贡生（哲衡）设帐其侧，为传经之续。”娓娓道出倾慕水音而来的两位古人，程灿策将自己的藏书楼建在水音堂附近的西夏村。侯哲衡将自己的“书音斋”移至水音堂之东，传经施教，两音和鸣。此蔚起之人文，足可为山水生色焉！  （周郢于程太守藏书楼留影） 如今登兹堂室，书音斋虽已无闻，然而“水音堂记”这部“石书”，侍立在侯哲衡先生碑文之旁，传承着此地文脉。 观每位到此拜会的游人，站立在“水音堂记”跟前，识文读碑，念念有词，书音遂朗朗而出，与水音难舍难分。 碑文整体皆以楷书铺就，全文娟秀清新，下笔干净利落，不失筋骨，为岱下后学李元熙所书。 仰观堂匾，乃泰安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泽覃题写，水音堂三字端庄敦厚，力透纸背，隶书行文复古脱俗，充分地体现出水音堂古迹重光的时代背景。  昔之水音，程候二公驻足耕耘，书山学海有迹可循。 今之重光，群贤毕至文洒古今，续写堂前书曾微吟... 此次地名保护行动，是对于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的积极贯彻落实，同时给泰山周边地名管理与保护形成了规范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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