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倾向，人生的行为就是追求幸福，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幸福，只有追求幸福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因此，任何哲学都应该关心人的幸福，及如何达到幸福的途径。但“什么是幸福？”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幸福就是快乐，而快乐有三种：
1
）物质生活中通过物质而来的肉体满足的快乐；享乐活动虽然使肉体获得了快乐，但却绝对依赖于外物的供应。而且，随便什么人都能享受到肉体的快乐，即使奴隶也不比自由人差，但是我们却不能称奴隶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人们追求金钱是为了别的目的，假如一个人仅仅为了追求金钱而追求金钱，一旦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多余的财富几乎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额外的满足感，只是使追求金钱的人受到强制的生活。因此，他将毫无人生乐趣可言。
2
）政治生活中通过荣誉名声而来的精神满足的快乐；
政治活动虽然不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但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外部条件。因此，这两种活动常常使追求的人们陷入于不幸之中。
3
）思辨生活中通过静观沉思而来的理智满足的快乐
。思维的快乐较之一切肉体感性的快乐纯洁。虽然思辨活动也需要外部条件，但它比前两种所需的外部条件最少，它只需要身体健康和充足的食物即可。在一切思想活动中，哲学活动又以其纯洁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因为哲学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自己的本性——理性，达到自满自足的快乐和闲暇，并通过知识接近了神，最高的幸福存在于对神与永恒真理的沉思之中。换言之，由思辨活动所获得的乐趣，是神对人的最高奖赏。由此，希腊哲学便以追求智慧作为最大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认识，也是世界上所有理性主义者的认识。理性主义者都认为，物质条件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安宁，以及有许多知己好友的陪伴，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幸福自身。人的一生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并不一定意味着你就是赢家。如果把快乐和感官利欲当作幸福，则是对幸福没有真知的表现。因为，这种幸福是由欲望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感受，它属于较低层次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体验。但“如果幸福在于肉体快乐，那就应当说，牛找到草吃时是幸福的了。”
所以，
幸福不是一种状态：“因为如果幸福是状态的话，一个一生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生活的人或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就也可以算是幸福了。”
[1]
而一个道德觉悟高的人，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心，做高尚和公正的事，忠实履行道德义务，实现了道德理想，从良心和荣誉两个方面得到最高的道德评价，才是真正获得了幸福，幸福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
正如苏格拉底提出的，一个人的幸福与他的德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只有按照德性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人。
人的德性只是潜在的，如果要将它们实现出来，必须要遵循理性的指导。因为理性是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它使人们在行动时所作出判断，考虑的是“是非”，而不需要任何实用的考虑与经验的理由。这件事我怎样做才是对的，对的事情吃亏也要做，不对的事情占便宜也不能做。即使每一个犯罪的人出自某种实用的动机，在犯罪的时刻，他的理性也会在内心告诉他，他不应该这样做。而不追求智慧就是无知，无知就是缺乏理性，缺乏理性就会受到由于身体的欲望、需要直接呈现出来的非理性情欲所支配。所以，人类必须服从理性，根据理性原则来约束自己，以理性原则为指导行动作出判断，以理性原则来确立人们的终极价值和人生目标。而由理性所实现的幸福就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而精神上的快乐不是那种一时的感性兴奋，而是一种长久存在的、最大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
所以，幸福是美德、人格、理性的逐渐完善，也即幸福包含着两个方面：德性和理性。印欧语系的哲人们正是把知识当作是美德的充分必要条件，把完善知识、拥有真理与求善等同起来，才产生了一大批不是那种荣誉欲、权力欲和其他物欲上的奴隶，在平庸的世界上称王、并徒有虚名的人，而是超越了蒙昧无知的欲望，对于财富和权力无动于衷，鄙视现世价值的人。他们执守道德的绝对命令，执守理性的基本原则，执守理念的超越，执守文化高雅传统，并能够驾驭自己，而创造了灿烂的西方文明。但我们常说西方人以追求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快乐，实际上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这是将其追求精神幸福的部分舍去了，而只剩下追求感性幸福部分，以适合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1]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176a33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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