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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老屋只剩两间了，另外四间被堂哥翻建成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 回到老屋，触目所及，皆是回忆。 曾经围绕院墙栽了一圈的那些梧桐树不见了，但它们都在我记忆深处葳蕤着。小茅房东边的那棵山楂树呢？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没见过那些青山楂变成红玛瑙的样子。那一枚枚小青果脸蛋刚开始泛红，就被我们悄悄“顺”走了。那段时间，我们去茅房的次数也格外勤，每次都有额外的收获。倘若被逮个正着，我们就会狡辩说，是被风刮下来的，正好让我捡到了。大人充其量会来上句：你就是好运气，俺从来就没碰见过。看破而不说破，或许是大人期待我们自觉，我们则依旧我行我素，且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小聪明。 院子中间那棵曾经芬芳了我整个童年时光的宝相花，现在位于堂哥家的新院子。一把大铁锁牢牢地守护着院子里的一切，也将我和宝相花隔绝开来。宋代诗人赵师侠赞曰：蔷薇颜色、玫瑰态度、宝相精神。如今，我却只能凭过往记忆来想象那一派花团锦簇、蜂飞蝶舞的盛景。 说起宝相花来，奶奶常常念叨，都长了红红那么大个人了。红红是我妹妹，小我三岁，是发水那年出生的，与之同龄的还有老屋。像这种老屋，都是灾后县里统一承建的。迎风送来一股久违的异香，是茶香与玫瑰香的那种混合香型。我心头一震，是宝相花的气味。没错，就是它。是宝相花感知到昔日小主人的到来，特地前来打招呼吗？ 打开堂屋门，映入眼帘的都是些多年未曾谋面的老相识。爷爷专门用来盛木匠家什的那个扁扁的长方形筐子、被奶奶视若珍宝的那个做工颇为精致的烟盒子、那个被岁月浸染得看不出原木色的六升箢子、那座老式台扇、父母结婚时的那两面大镜子，我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般，眼睛竟然有些湿润。轻抚着这些老物件，所有关于它们的记忆便纷涌而至…… 我们家是木匠世家。爷爷在十岁之前，就被我的老爷爷送到景芝一个叫油坊的村子学木匠营生。学成之后，手把手教会了四爷爷以及一干子侄。而后，爷爷招工进了木器厂，直至退休。父亲是一名教师，耳濡目染，木匠活也干得不错。我家那辆地排车桩和那台饭橱，就是他趁节假日完成的。早先那些年，其他人家嫁女儿，都是婆家置办箱、柜、桌椅条凳啥的，只有我们老许家是娘家陪送。 退休后，爷爷也喜欢穿那套胸前印有“安全生产”字样的劳动布工作服，口袋里总是习惯性地装着拐尺和铅笔，当然，铅笔夹在耳朵上的时候居多。那个长方形筐子里曾经摆放着墨斗、凿子、各式刨子、锤等木匠工具，如今，却只有那支又扁又粗、名为“大个子”的红色木工笔孤零零地卧在那里。 爷爷身材高大魁梧，人送外号“大个子”。大个子用着“大个子”铅笔，冥冥之中，上天似乎总在有意无意安排一些巧合。恰恰是这些巧合，将世间的悲欢离合演绎得更加荡气回肠。 奶奶称得上是一杆“老烟枪”。记忆中，奶奶只有吃饭、睡觉时不抽烟，其他时间，不是正在抽，就是正在为抽烟做准备。睡觉前，她总是把烟盒子放在顺手就能摸到的地方。清晨一睁眼，奶奶会先抽袋烟提提神，然后开始一天的劳作。 我曾暗中观察过，做一顿饭的空儿，奶奶究竟要抽几袋烟。准备做饭了，奶奶会说：吃（抽）袋烟，做饭。装上锅，烧火前，奶奶会再抽袋烟。饭做到一半时，奶奶会抽空来上袋。饭做好后，奶奶却不急着起身，而是再抽袋烟歇歇。这段文字曾出现在我的作文中，被老师一顿夸，说我善于观察生活。 记忆中，奶奶的烟袋杆有半尺多长，烟锅闪着紫铜色的光泽，烟嘴是白中泛绿的玉石材质。那根指头粗细、圆溜溜的烟杆牢牢地嵌在烟锅和烟嘴之间。 旱烟袋是要经常清理烟油的，否则，抽起来不顺畅。这个活儿奶奶都是交给我，用一根粗细适中的席篾子一疏通就好了。有一次，我正要将那烟油扔掉，瞥见一只壁虎正躲在墙角偷看。我玩心顿起，费了好大劲儿将其捉住，把那坨烟油硬塞进了它的嘴里，让它也尝尝烟的味道。紧接着，颇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眼见那只壁虎四脚朝天、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如同睡着了一般。 我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奶奶见多识广，让我赶紧去找棵苦菜。我家就住在湾沿上，那里多得是苦菜。只见奶奶将苦菜的白色汁液涂在壁虎嘴里，一会儿，它的腿动了动，由颈间的脉动看，似在回神之中。一转眼，不见了。我由此也知晓了一个道理。 奶奶独爱烟，爷爷的嗜好广泛些，他还好酒。爷爷抽烟迷不迷，我没太注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个做工颇为考究的大烟斗。那烟斗带有过滤器，跟电视上福尔摩斯手持的同款，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三姑父从新西兰给带回来的。爷爷嫌那过滤器碍事，拆掉了。书上说，孔乙己是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现在想想，那个年代，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村庄，身穿背带式工作服、腰掖烟袋包、手握时尚大烟斗的爷爷，应该算得上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吧。 较之烟，爷爷更喜欢酒。爷爷好酒，却不贪杯。因为之前曾患过两次轻微的脑血栓，为了爷爷的健康着想，父亲特意用积攒下来的九个牙膏壳，请锡匠打造了一把二两制的酒壶。那酒壶嘴大肚大、颈部较细，造型古朴雅致，线条简洁流畅，是爷爷的至爱。 记忆中，爷爷除了早晨不喝，顿顿来上点。多了不喝，就那一小壶。现代人喝酒，必须有好酒肴下酒。爷爷喝酒，常常忘了就肴。母亲是赤脚医生，往往越到饭点越忙，我家的饭便经常不应时。每每这时，爷爷就先倒上酒，喝着等着。让我给剥棵葱，碗里放上捏虾皮，再倒上点酱油，就着这样的酒肴，爷爷照样喝得眉开眼笑。母亲回到家，一看爷爷已经开始了，赶紧给他炒个鸡蛋就着，然后开始做饭。 “难舍最后一滴，景芝景阳春”。每当看到电视上播放这则广告，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爷爷喝酒时那一系列经典的动作。 冷天，爷爷喜欢喝温酒。在那个白色的粗瓷酒盅里倒上约半盅酒，将燃着的火柴直接放到酒盅里。60多度的酒，见火就着。爷爷手执酒壶在火上缓缓移动，一会儿，酒壶里就唱起了小曲儿，随着壶嘴里一股股白汽的冒出，酒香便会弥漫整个屋子。酒精燃烧得差不多了，酒也温好了。酒盅里剩余的水，爷爷却不舍得倒掉，而是倒入酒壶中掺掺，这才有滋有味地喝起来。 喝到最后时，那个经典的动作就会重复上演。只见爷爷把酒壶拿起来控控，再控控，真是难舍最后一滴。我常常想，如果爷爷健在的话，景阳春酒应该请他去做广告，定会将那场景演绎得更加声情并茂，那可是发自内心的难舍最后一滴。 说起来，在那些马车迎亲的岁月里，我家那个六升箢子和那床线毯可没少给我们挣花生、糖果等稀罕物吃。那些年，嫁闺女、娶媳妇，所有彩礼都用箢子盛。通常用六升箢子，由四个到六个，后来成了八个。八升箢子也有，一般不用。为啥？同样多的东西，装在六升箢子里要比装在八升箢子里排场得多。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笔经济账还是要算的。 我家那床柿黄色的线毯，是远在青岛的姑姥姥送给母亲的陪嫁之物。在当时的农村，是鲜见的。 那时的线毯，不外乎大红、胭脂红、柿黄三种颜色。对于色彩，村里人的叫法总是那么接地气，他们习惯称中国红为大红，称橙色为柿黄色。由白色和其中任意一种色彩搭配交织成各种图案，四周是用两种颜色的线相交结成的穗头。在那个色彩不怎么丰富的年代，这东西在我眼里，简直比课本上描述的一幅壮锦还要漂亮。 那个年代，送亲的马车好像有个统一的标准。用棉槐条子和苇席扎一个拱形的大车篷，顶部用色彩艳丽的线毯覆盖，前后都用时兴的线毯做帘子。盛妆打扮的新娘和伴娘就坐在装饰一新的马车里。那天，赶车的青年也拾掇得板板正正，就连马头上都系着鲜艳的绒线穗头，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那些年，每逢看到线毯，我都倍感亲切，好像新人们的幸福是由线毯给带去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曾以为线毯已遭淘汰。谁料，就在几年前，我竟意外地遇见了它。不过，它已不再是传统的三原色，而是以黑色和明黄色交织成各种图案，看起来古色古香。这种线毯，出现在大观园中，似乎更合适。 睹物思人，每个老物件都能唤醒一段沉睡的记忆。 挂满蜘蛛网的角落里静置着一个口大底小、呈倒梯形状的斗，斗里放着升，升里放着拨锤子，上面皆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以前，拨锤子总是挂在东屋墙上，与其形影不离的是一匹麻。身体好的时候，奶奶会拽下两根麻，随着拨锤子的转动，麻扭成了麻绳，捻好纫头后，后续工作就交由母亲去完成了。在两代人的接力中，我们长大了，奶奶也老了。 那座台扇是三姑父听说老家通上电后，送给我们的礼物。台扇通体乳白，风速有高、中、低三个档，还具有摆头功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也是我村第一台电扇。在那些个炎热的夏天，邻居家中来了客人，就到我家借电扇用。奶奶又是好说话之人，这座台扇几乎转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也正是这段特殊的旅程，让它见证了乡亲们的生活由温饱到富足的嬗变。 三十多年前我们离开了老家，由镇上到了市里，后来去了潍坊，离老屋也越来越远。说实话，当年我是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离开故乡的。然而，近几年，老屋却频频出现在我的梦中，好像在对我发出召唤。 就要离开老屋了，此时我才发现，我对这里的一切竟然恋恋不舍。再回首，历经岁月的老屋越发显得沧桑凝重。 “那是庙上人家的后人，那是大个子的孙女”，好想好想再听到这句话。以这句话来称谓我们的那些人大多已经作古，如此平常的一句话，于我也是奢望了。 或许不久的将来，老屋会成为矗立的楼房。但不管未来如何变化，老屋终将作为故乡的化身，作为游子情感和精神的皈依，永远珍藏在我记忆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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