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说，如果可能，就做命运的主人，不向她屈服；如果不可能，就做命运的朋友，不要和她较劲。做命运的朋友，先要做好自己的朋友，关键看能否在安静中独处，能否在独处中省悟。记得刚刚参加工作，乡村小学既没有娱乐活动，也没有多少书可读，更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的互联网。还记得在冬天，天黑得特别早，近处有一种光叫昏昏欲睡，远处有一种黑叫延绵不绝。独自在房间里烤着火，什么也不想，什么都在想，没有激动，没有烦恼，也没有青春的躁动与不安，乐于享受这种寂静，练就了独处的习惯。
《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一切表象，都是我们内心虚设的假象，如果能理解看到的相并不是真实的相，就算大彻大悟了。高山仰止，虽不能至，我仍力图在那些独处的时光里，通过探寻和领悟去抵达“真相”，觉察和修炼自己不要去纠结那些执念与立场，让“我以为”蹦出来之前先来三个深呼吸。我们总喜欢把自己的想法等同于事实，其实我们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而已，并不是事实。不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吗？可是亲耳听的、亲眼见的也不一定是真相。庄子在两千多年一再强调，人往往被自己的感官迷惑，过于相信自己的感官，正是自己的感官蒙蔽了世界的真相。盲人摸象，摸到身体的说大象是一堵墙，摸到大腿的说是一根柱子，摸到鼻子的说是一根管子。每个人描述的都是事实，但都不是真相。人生所有困局，都源自大脑中的某个想法，当这个想法转变之后，就会脱困解困，从根本上发生改变。而很多改变，往往就在于“动心起念”之间。当强烈的“想法”形成后，一般都会伴随着高强度的情绪。这些情绪会把“想法”牢牢包裹住。所以，我们要改变某种“想法”，就必须释放情绪。只有情绪释放后，你可以觉察到，那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其实“那都不是事儿”，改变也就易如反掌了。人类在面对高风险时，既不能把握其科学规律，又不能运用积极避险工具，就只有通过迷信来寻求控制感、化解负面情绪、促进理性决策，让其具备“弄假成真”的功效。古代战场上的士兵更加需要巫术。当交战的部落之间整体力量差距不大时，士气高低对战争的结局就格外关键。不妨设想，两军对垒，其中一方加持了巫术，相信对方无法击中自己，即使中弹，伤口也会很快愈合。在信念的鼓动下，这些士兵就格外英勇，当然就更容易打胜仗。迷信总是跟不确定的未来、跟风险事件和无法理解的事物相连，是对不确定性与风险的一种被动反应，是缺乏主动避险工具的一种消极避险。既然迷信可以帮助我们“缓释”部分风险，那我们就不该为“信则灵”感到奇怪：在找回控制、平复情绪的基础上，调动思考能力与分析能力，当然会有助于期望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古人发明各种虚构的迷信故事，借助这道非理性的“帘子”，调出人的那套理性决策系统，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和谐，这是一套“非理性”达到“理性”的完美发明。在现实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的规律认知更深、把握更准，就不会迷信而“带节奏”，就更可能抵达“真相”，为避险提供更多的工具选项。有一年，罗胖在跨年演讲中讲到，后真相时代的来临，最核心的变化是人们越来越不关心真相，而只关心立场、态度和情绪。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任何一组事实可以得出多个真相。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在追求真相，其实只是选择了一个符合自己立场的真相。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他人口诛笔伐，只是因为别人跟他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这些愤怒表达的大多不是“真相”问题，而是情绪问题、立场问题，与谁讲的对、谁讲的是真理、谁讲的是事实，关系不大。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后真相”，接纳这些情绪，尊重这些不同，我们的内心就会平和很多，很多美德也不经意就涵养出来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涵养一个人的历史感和时空观，就像大报告里面讲的“增强历史主动”，明白所谓“真相”处在什么时代、什么方位以及受到哪些要素与条件制约。尽管历史没有真相，我们可以怀疑过去的“真相”，但不能怀疑历史的基因，它会在未来某个时候顽强地表现出来。因为历史越长，对未来影响越大，历史的基因已经深深地根植在人们的血液之中。所以越懂得历史的人，越具有相对主义的思维特质，也越坚信历史看重成败而淡化“真相”，也越能过滤掉那些情绪和立场。老子讲，“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怎么才能让污浊停止，变得清澈？一杯水掺进了尘土，如果没有定力，带着焦躁，老是去摇晃它，整个杯子永远都是浑浊的。学会冷静、学会沉淀，慢慢就变得清澈了。“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万物生长发展最后返本归根，这个本和根就是“静”，“静”是主宰和根本，就是我们要追寻的“真相”。《大学》讲，“静而后能安”，镇静不躁才能心安，才不会乱花渐欲迷人眼，才容易看清事物的“真相”。戴建业先生解读了蒋介石办公室牌匾上的“静”，最高统治者处在“静”情况下，容易掩盖自己的行迹，隐藏自己的念头，让你看不到我的“真相”，使臣子对自己捉摸不透。群臣处在“动”的状态下，他们的真实思想、实际才干都暴露无遗，让我把你的“真相”一览无遗，这样便于君主控制和驾驭。这就是“以静制动”，“静”是君主的法宝。水静才能鉴物，人静才能明理。当我们的精神变得浮躁，当我们的思想不再澄明，当我们的心灵失去恬静，就非得下一番致虚守静的功夫不可。诸葛亮用一生的智慧告诫儿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能看清他人是机智，能看清自己才算高明。春秋时期，楚庄王想攻打越国，谋臣杜子进谏说：“大王为什么要攻打越国？”楚王说：“越国政乱兵弱”。杜子说：“愚臣很为此事担忧。智慧好比眼睛，能看见百步以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眼睫毛。大王的军队曾被秦、晋打败，丧失数百里土地，这是兵弱；庄跷在境内造反，官府却不能加以禁止，这是政乱。大王兵弱政乱，并不在越国之下，反而想去攻打越国，这就是见远不见近啊！”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讲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看不清自己的主要原因，就和身在庐山反而看不清庐山真面目是一个道理。
自知之明，就是一种自我觉察，把自己当成客观对象进行审视，研究自我运行之“道”。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远离哀怨心态，一旦被哀怨情绪所控制，“这都是别人的错”，那就失去了反思自己的视角。 有自知之明的人，为人处世有主见，听到别人吹捧不会飘飘然，受到别人打击也不会垂头丧气，就像庄子所言：“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判断真相来自价值判断力，不仅是来自知识储备，更多的是对人心的把握、对价值的认同与坚守。百年之未有大变局，变的只是外部形态，不变的是价值坚守。人的精神空间，没有价值坚守，将是一片漆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真相”可能就只能是你的“想象”。人们疯狂追逐获利的千变万化之“术”，非要把腰间的镰刀磨出“宝剑锋”，他们不明白还有永恒不变之“道”，就是要清楚这刀哪些东西能砍，哪些东西不能砍。曾国藩一直提携出身低微的左宗棠官拜浙江巡抚，后又晋升为闽浙总督。左宗棠却恩将仇报，盯着曾国藩告阴状。两人彻底失和后，左宗棠每次接见朋友或部下的保留节目就是骂曾国藩，而曾国藩从没公开说左氏一句坏话，做到“相忘于江湖”。曾国藩给好友郭嵩焘讲，我早就听说左公不停骂我，然而如果我也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老来精力日颓，还不如一不听二不骂三不管，这样省心省力。后来，左宗棠平定新疆时需要筹集军饷，很多省份拨饷打折扣，更担心曾国藩这个“两江”财税大户不给力。事实上，曾国藩不仅筹饷不遗余力，还将湘军中最得意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并在西征中屡立巨功。至此，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敬重和钦佩，“自愧不如元辅”。豪杰能征服天下，但是不能征服自己。圣贤可以征服天下，但还专门征服自己。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左宗棠的价值判断力、格局要比曾国藩低一个层级，所以他们看到的“真相”是不一样的，当然只有“自愧不如”。苏轼是北宋文坛夜空最闪亮的那颗星，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的造诣，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在任何一个艺术门类当中，他几乎都能够做到顶级。欧阳修经常读苏轼的文章，跟周围的人说：“我喜急而汗下”，我一读浑身冒汗，觉得写得太好了。宋仁宗见到苏氏兄弟时说：“我今天已经给后代选了两个宰相”。仁宗吃饭的时候，要是筷子拿在手里不动了，那一定是在看苏轼的文章。而这样的一个人物，屡遭贬谪，一再流放。一生在政治上起起落落，最初不被王安石的新党待见，后来又不被司马光的旧党待见，一辈子不合时宜，两头排挤，空有一身才华和能力，始终没有在治国理政上得到施展的机会，可以说苏轼在政治上是一个悲剧人物。苏轼一生被贬谪过10多次，虽然饱经忧患，但人性更趋温和，并没有变得尖酸刻薄，而是有趣甚至是可爱。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余光中说过：“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为他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在黄州，他跟当地农民一起修渠、挖井、插秧，同他们一起去城里听书、喝酒，待到饮醉而归，孩童们口吹葱叶为他送行。在惠州，苏轼写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传到京城，宰相章惇冷笑，这小子还过得如此快活，又一纸诏书将他发配到人迹罕至的儋州。在海南，他和儿子于草屋中教学、抄书，使得这块蛮荒之地，“书声琅琅，弦声四起”。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生动诠释了罗曼·罗兰那句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讲到，钱是有腿、有性格的，也是有气味的，因为钱心跟着人心走。钱乃是非地，合法的钱就是“是”，非法的钱就是“非”。在西方宗教观念中，钱不是你的，是你替上帝看管的，西方人进教堂是要把钱捐出去。在中国，进寺庙是为了保佑发财，希望把钱带回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财富的“数量”，多多益善，很少去关注财富的“本质”。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为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南怀瑾先生讲，你拥有的财富只有五分之一为自己支配，还有五分之四的去处是：第一份交给了政府，缴纳税费；第二份交给了盗贼，被骗、被抢、被偷；第三份交给了医院，生病治疗；第四份交给了亲友，馈赠或遗产。中河失船，一壶千金。一只船开到河中间，船坏了，要沉了，这时金银财宝都不值钱了，值钱的是救命的葫芦，可以抱着当救生圈。富无经业，货无常主。一生挣再多的钱，并不为你所有，我们都是财富的匆匆过客。城市的楼房与别墅，几十年之后，不知要更换多少主人。在农村，兄弟反目成仇争墙界，而今宅基地复垦，夷为平地；邻里头破血流争地界，如今撂荒一片，野草丛生。真是“花开满树红，花落万枝空”，就算“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老子连发三问，名声与生命、生命与财富、得到与失去，孰轻孰重，不言而喻。他紧跟着又告诫我们，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脱不花说，读书是一种长期的脑力训练，不仅有无穷的乐趣，还会让人获得一种宝贵的能力，就是把不同事物之间隐秘的联系完全打通的能力。我尝试用“真相”这个词语来打通这一年的阅读，明显有些生搬硬套，但也能带来阅读与思考的愉悦，也许这些启发是无聊的，但“我以为”聊之有趣，聊之兴奋。老婆鼓励我，“比去年的读书笔记写得好！”这种兴奋正如加缪所言：“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随；请走在我的身边，做我的朋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