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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首批流失文物回归亲历记北京晚报 | 2023年01月25日 ▌侯帆星 1860年英法联军在掠夺之后又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这座被世人誉为“万园之园”的“世界奇迹”，沦为一片残垣断壁，面目全非。此后多年，圆明园屡遭劫掠，成千上万株名木古树尽遭砍伐，无以计数的石雕、碑刻、太湖石等被盗卖或运走，散失各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后，圆明园遗址受到重视。周总理曾明确指出：圆明园遗址要保护好，地不要拨出去，以后有条件可以做些修复。1976年底，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开始对遗址进行整理和保护。翌年，在侯仁之的热心推动下，北京大学同意将散落在朗润园的五块观水法石雕围屏等石构件由圆明园管理处运回原处安放。这是自圆明园被毁百余年来，首批流失文物回归。 然而，第一批文物的回归在当时没有媒体报道，也没有引起社会的轰动。笔者是侯仁之之子，退休前也是圆明园管理处的职工，有幸见证了这鲜为人知的一幕。 西洋楼铜版画第十六面，观水法，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刻板印刷。2009年，笔者曾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看见过铜版画，大约87厘米宽、50厘米高，每一条镂刻纹路都非常清晰。当时五块石屏风之间原有四块浮雕石柱，每块石屏风上的垂花状琉璃装饰，屏风之上的横幅石雕，八个圆宝鼎以及观水法东西两侧的西洋门楼至今下落不明或者尚未归位。 沉睡在朗润园的石屏风 1919年，美国摄影师西德尼甘博（Sidney D.Gamble）拍摄的石屏风，当时石屏风中间的石柱已被画上标号。笔者于2009年与杜克大学联系，为圆明园管理处获取甘博7张圆明园照片公开展览的使用权。 1977年的一天，我陪父亲绕北京大学未名湖散步，正巧北京大学负责校务的王希祜总管迎面而来。王总管和蔼可亲，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寒暄几句后，父亲开门见山对他说：“我去区里规划局开会，边满堂局长说现在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已经开始清理遗址了，打算变成一处遗址公园。我们支持一下。” 王总管听后很欣慰，嗯，好事。父亲说：“咱们朗润园里有几块石屏风是圆明园的，要还给人家。”王总管听罢沉默片刻，毕竟北大校园里的圆明园遗物多了。父亲接着说：“这几块石屏风，不是燕京大学拉来的，是贝勒载涛。拉来之后就一直扔那儿了，也没用上。” 王总管琢磨了一下，心想也是。王总管呵呵一乐，说：“既然您都发话了，那，行吧。” 当时，我去圆明园管理处上班的人事关系还没完全办好，但我经常去尽义务。很快我就把这个好消息转告圆明园管理处的总工杨振铎师傅和新来的张恩荫书记，“北大王总管点头了，咱们可以去把观水法石屏风拉回来了！” 张书记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早就听赵光华老先生说，石屏风流落在北大朗润园。侯老先生帮咱们把这事搞定了，太好了！”杨师傅也很兴奋，说，我安排人把观水法石屏风的基座清理出来，估计到了秋天就能接“宝贝”回家。 这天我还拿着腾固先生编辑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和1933年实测圆明园的地形图给他们看，上面各有父亲的印章“仁之藏书”。《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中的照片是德国摄影师奥尔末于1873年拍摄的圆明园，也是当时我们所知道拍摄时间最早、最接近西洋楼原貌的影像资料。他们看到资料后，如获至宝，希望有机会仔细研读。这本图册和地图就一直留在圆明园管理处。前两年圆明园管理处李向阳主任听说此事后说：“那咱们还欠侯老一个捐赠奖状呢。” 那段时间，我有空就骑车去圆明园，结识了圆明园专家赵光华老先生。他给我讲，圆明园虽然在1860年10月被英法联军掠夺焚毁，但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幸免。毕竟圆明园太大了。赵老说同治年间，慈禧太后还曾试图重修圆明园，拆东墙补西墙，恢复了绮春园里的一些殿堂，并改名万春园。最终因国库亏空，重修尚未完成，转为修复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圆明园已经相当没落。园内的许多未被英法联军烧毁的房屋建筑逐渐被拆、被挪用、被拍卖。圆明园西洋楼观水法的石屏风也差点就被卖了。 “水法”就是喷泉，源自欧洲，明清以后由传教士传至中国，因此又称“西洋水法”或“泰西水法”。乾隆皇帝非常欣赏传教士带来的欧式喷泉建筑，于1751年（乾隆十六年）先在圆明园东邻长春园之北墙外，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设计监造了“谐奇趣”“养雀楼”“迷宫”等一组欧式风格庭院建筑，大喜。于是又于1759年自养雀楼向东延伸轴线上，建造了“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线法山”等欧式庭院建筑。为了观看远瀛观前大水法的喷泉秀，大水法的对面还设立了露天观景台。乾隆坐在观水法中心的宝座上，面朝北方。宝座的背后有石屏风环绕。屏风上分别雕刻着西洋军旗、甲胄、刀剑和枪炮等图案。屏风之间有石柱，东西两侧各立一座汉白锥形四方塔。在石屏风的东西两侧，各有通向长春园的西洋式门券。西洋楼完工后，乾隆还下旨刻制了20幅西洋楼铜版图。 赵老告诉我，1910年之后，圆明园内的李太监擅自与私商串通，试图索价五千银元将石屏风一套出售。而私商只肯出两千银元，双方争价之际，被光绪皇帝同胞兄弟贝勒载涛得知，于是把太监驱逐出园，并将这七块石雕运至朗润园的西门内。圆明园建筑专家金勋先生对此有过记载。 朗润园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与圆明园仅有一墙之隔。其前身是清朝嘉庆时期庆亲王永璘的赐园，旧名“春和园”，咸丰年间改赐恭亲王奕，并改称“朗润园”。奕于朝政倾轧之余在此园居，园内水榭临月、烟波渺渺，环境极佳。 父亲曾在《燕园史话》一书中考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奕去世后，朗润园被内务府收回，一度用作赴颐和园上朝的诸臣召开会议的场所。曾任尚书等职的晚清大臣荣庆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在朗润园开会议政的情形。 宣统末年，溥仪将朗润园改赐七叔贝勒载涛。上世纪20年代初，载涛将朗润园租给燕京大学，作为教职工住宅。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址燕园后，将朗润园买下。此后多年，即便是住在朗润园的北大教职工，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里隐藏着散失的国宝，而失主就是北墙外的圆明园。它们在朗润园的芦苇丛里，沉睡了半个多世纪。 知道石屏风下落的人还有几位，但是能决定将石屏风送回圆明园的关键人物是父亲。当父亲从边满堂局长那里得知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后，就琢磨着如何推动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于是才有了与北大王总在未名湖畔达成的口头协议，这仅仅是第一步。 圆明园管理处的员工在推绞盘，将陷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泥塘里的圆明园观水法石屏风拉出来。侯帆星 摄（该图翻拍自圆明园管理处园史展览） 用“大解放”接“宝贝”回家 1977年11月，圆明园的植树工作总算告一段落。杨振铎师傅带着十几号工人，浩浩荡荡跨过万泉河，进了北大东门。小岳师傅开着常州牌手扶拖拉机，孙建华师傅开着上海581三轮汽车，拉着撬杠、滚杠、大绳、杉板和绞盘，直奔朗润园。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终于可以接“宝贝”回家了！ 不过回家的路并不容易。朗润园在未名湖北边，石屏风陷在朗润园岛的西头，临近红湖游泳池，大卡车根本进去。因此石屏风、四方塔、石柱只能靠人力，一块块从泥塘里拉出来，再用杉板托着，底下铺滚杠，用绞盘牵引，沿着行人小径，一段段拉，直至一百多米以外的装运点。 这五块石屏风中，四块厚63厘米，高220厘米，宽83厘米，约有4吨重。最大的一块，宽114厘米，估计有5.5吨重。可以想象，搬运的过程异常艰辛。全靠十几个人铆足劲儿，推着绞盘，一寸一寸地拉。 搬运过程中，父亲抽空过来瞧了瞧。他很有意识，让我赶快用相机拍下来。于是，我用他从英国留学带回来的莱卡135照相机，拍下了搬运石屏风的历史镜头。杨振铎师傅也带来了他的海鸥120双反相机拍了一张。 那时，圆明园管理处没有自己的卡车和吊车，都是杨师傅走关系向建筑公司借来的。起运时卡车一次只能拉一块石屏风。那几天我们在朗润园和圆明园之间辗转数次。卡车开在前面，吊车跟在后面，一路绕行未名湖，经过罗锅桥，出北大东南门，路过清华大学西门，长春园宫门，最后从西洋楼东头豁口进入圆明园。 当年，观水法的石屏风坐着马车离开了圆明园。谁也没想到，五十多年后，它们坐着“大解放”回家了。 石屏风回位后观水法全貌。石屏风环绕观水法宝座成弧形排列，在当时近距离单张拍摄不容易展示全貌。笔者在左右两个机位各拍摄一张，冲洗放大后把两张照片粘接在一起，再翻拍而成。由于当时的技术、设备和资金有限，无法获取完美成像，可以看出照片中间偏右有一道接缝，这也成了特殊的标识。侯帆星 摄（该图翻拍自圆明园管理处园史展览） 石屏风是怎样复位的 圆明园管理处的员工用栅板、滚杠、撬杠搬运观水法汉白玉方锥塔。左一董世光，左四张恩荫，右侧站立者王大个，右一董平波（从方形构图和成像质量来看，笔者认为这张可能来自杨振铎的海鸥120相机。） 在观水法基座上吊装石柱。站在柱顶的是杨振铎，下面扶着的是董平波，后面负责盯着的是曹师傅。侯帆星 摄（该图翻拍自圆明园园史展览） 为了迎接它们回家，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人提前把观水法的基座，从2米厚的渣土里刨了出来，并把渣土用手推车运到远处的泽兰堂。由于时间紧迫，宝座尚未完全清理出来，还埋在渣土下面。不过，正好可以让吊车骑在乾隆宝座上面，安放石屏风。 方锥塔体积相对较小，吊车安放时一步到位。石柱由于早已断成两截，我们把下面一截安放妥当后，在接缝处加了一些水泥浆当黏合剂，再把上半截放上去。如果你在观水法留心观察，就可以在石柱中间看到这道缝隙。 石屏风的安放过程，没有方塔那么顺利。因为解放卡车的承重能力是4吨，吊车的安全载荷上限也是4吨，而最大的一块石屏风有5.5吨。但当时条件有限，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 于是吊车司机先把大臂尽可能立起来，再把石屏风吊起来，然后慢慢地旋转塔台。石屏风在半空中，缓慢地切割着空气，吊车的支撑脚下，不断发出砖石破碎的声音。看到这一幕，大家全都屏住了呼吸。 终于，吊车吊着石屏风，转到了基座的正中间。但麻烦接踵而来，虽然原位安放的高度是够了，可距离还差一些。此时，吊车司机把油门收了点，大声跟杨师傅说：“还差点，我再放大臂往前来点，您帮我瞧着点啊。” 杨师傅点了点头，跟董平波师傅一左一右护着石屏风。接着，吊车司机小心翼翼地下放大臂。眼看大臂越降越低，石屏风也越来越接近预定位置。就在这时，吊车的车头越抬越高，支撑脚下渣土飞溅，噗嗤噗嗤冒着白烟。我站在一旁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忽然，由于吊车大臂伸出去太多，整车失去平衡，向前栽了下去。只听砰的一声，石屏风闷闷地砸落在台基上，吊车的前轮悬在了半空。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 杨师傅赶紧查看。没想到，石屏风和基座都安然无恙，好一个完美的一次到位！大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五块石屏风、石柱和方塔，终于被安放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是自圆明园被毁百余年来，首批流失文物回家。一个多么具有意义的历史转折点。 可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似乎忘记了石屏风是怎么回家的。近四十年过去了，2016年夏，我去圆明园管理处拜访圆明园专家刘阳先生，正巧刘阳接到一个电话，我可以听见对方问是谁找回了圆明园最初的三件回归文物？刘阳说：“第三件是大水法的一对石鱼，是我发现的。第一件石屏风和第二件喷水池我不清楚。”我一听乐了，用手指指自己。刘阳惊了，马上把手机递给我说：“你跟她说，北京电视台的尹导”。那年秋，我和刘老师合拍了纪录片《谁找回了圆明园》。回忆这段历史，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成了石屏风回归的目击者之一，还是个替父亲跑腿的经办人。 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挖掘石屏风基座时，我们在碎砖渣土中发现了观水法宝座周围的西洋石雕栏板。由此可见当年的人们在拆运石屏风时的暴力场面。他们先把镶嵌在石屏风周围的砖扒倒，连同宝座栏板一起埋在砖石渣土中，然后将平板马车顶至石屏风跟前，拉倒石屏风后躺在马车上拉至朗润园。宝座栏板没有放回原位，现在圆明园西洋楼展室院内展出。 父亲的“圆明园大学” 1978年4月，侯仁之在101中学一间教室里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讲解圆明园。 侯帆星 摄 父亲对圆明园一往情深。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以优异的成绩从潞河中学考取了燕京大学。他曾称自己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即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的大学，他称之为“圆明园大学”。 圆明园毗邻燕京大学，父亲是学历史地理学的，他曾带着圆明园的老照片和测绘图，一处处踏勘。久而久之，圆明园里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他都了然于心。父亲说当时圆明园已荒废多年，野草丛生，狐兔出没。看着昔日的“万园之园”沦为断壁残垣，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痛恨不已。 我认为父亲的圆明园大学是他推出的一个理念，就是走出书本，野外调查。父亲不仅多次坐燕京大学校车进北京城，穿胡同走巷子，熟知北京老城，也曾一日远足直至万寿山、樱桃沟、香山、八大处。他还发现了明清时代用来运送西山泉水的石槽。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在饭桌上多次提起当年送燕大学生去抗日，就是穿过圆明园。每当说到这里，父亲就压低声音：“你们到了挂甲屯问一个农民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对方说我们是同路人就对了”。父亲说送学生出走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父亲的一位女学生就是在穿越日寇封锁线时不幸中弹身亡。父亲也是因为送学生去大后方被日寇抓进监狱的。 1976年秋，父亲到海淀区规划局开会，边局长非常兴奋地告诉父亲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了。随后有一天父亲说带我去趟圆明园。 记得多年前父亲几次带我去郊游。他带我坐31路去碧云寺看樱桃沟的水槽，带我从清华园站坐火车去居庸关，最后一次是带我坐北大的小轿车去元大都北土城、卢沟桥、北海团城。 这次，我们骑着车去圆明园。我们从北大西校门出，到了西苑往北，穿过居民区，很快进入了圆明园。不多时就来到了三一八纪念碑。父亲拿出一份1比2000比例尺的地图，那是民国二十二年的圆明园测绘图。他用手指了指说，眼前这个鱼池，曾经叫前湖。前湖之南，是“正大光明”殿，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我们面前的这座碑就在这个岛上，叫“九州清晏”。父亲把手一指，北面这片稻田是原来的后湖，环绕后湖的还有八个岛屿，每个小岛上都有一组美妙的庭院。 父亲说，圆明园散布着数以百计的风景点，各自因地制宜，又加以人工创造，构成千变万化的景致。工匠们在平坦的土地上，开凿出许多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湖泊和池沼，因此到处都是清澈的溪泉、潺潺的流水。 随后，我们按图索骥，经过“杏花春馆”“濂溪乐处”，路过一座夯土打造的大城，几处用大块青砖砌成的猪圈和一堆堆坟头……行进在山环水抱或断臂残丘之间，不时会出乎意料地出现嶙峋的山石，或是崎岖的蹬道。如此反复的视觉冲击，令我目不暇接。 领略了圆明园山形水系的魅力之后，我们又来到静谧的西洋楼景区。这时，父亲拿出一本相册说：“这是在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烧后，过了十余年，外国摄影师溜进来拍摄的西洋楼照片。” 我一看，“天啊，原来圆明园真的神奇般的存在过，太震撼了！”而彼时，那些西洋式建筑已经完全破落，掩映在高耸的树木之间，仿佛一座沉睡的宫殿，被世人所遗忘。 父亲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司徒雷登校长请墨菲先生在设计规划燕京大学时，曾把圆明园废墟中的麒麟、丹陛、华表，还有西洋风格的水槽、石鱼、石桥等买来安置，作为陈设点缀。而观水法的石屏风，早在燕京大学兴建之前就被载涛搬到了朗润园。 圆明园是父亲的第二大学，在父亲的眼中，圆明园也可以成为我学习研究一生的课题。现在回想起来，由申遗第一人专门为一个人在“圆明园大学”里讲解圆明园，我是第一人。 幸运的是我的“圆明园大学”真的开学了，几个月之后，我终于办完工作调动，来圆明园管理处上班了，正赶上经办石屏风回归。之后我担任圆明园的第一任讲解，第一任摄影师，并开始收集圆明园的资料，还开启了圆明园第二件流失文物回归的程序。 看到曾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又遭破坏，父亲怀着一颗爱国心、爱人类遗产文化之心，为保护圆明园遗址竭尽全力。 父亲首先提出让石屏风复位，随后父亲除了忙于教学，还带研究生到圆明园上课。他为第一届圆明园园史展览写了序，还带着在北京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来圆明园参观，并发起了圆明园学会。这还只是在1978年。两年后，他发起“整修圆明园倡议”；五年后，他为“圆明三园整修兴工奠基”题字；七年后，他向世界遗产公约组织UNESCO提出申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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