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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和“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两个互不相关的概念和领域，但随着新兴技术的风险性、价值多元性、不确定性以及跨学科性等多种因素纵横交错，技术哲学家能够帮助决策者提出正确的问题。若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学科化技术哲学必须从开放科学中汲取经验，突显出技术哲学与政策结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欧美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后的实践延伸在1980年至1990年间，欧美技术哲学出现了称之为“经验转向”的本质性转变。与古典技术哲学单维、抽象和笼统的分析样式所不同，一种更具经验风格的理论形式成型。 经验转向的目的就在于引导技术的哲学研究摆脱以往对技术广义抽象的思考，将技术本身作为解决哲学问题的普遍现象，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应该聚焦于“技术发展的方式”与“制作中的技术”。  有学者认为经验转向后的当代技术哲学任务之一是如何在技术的哲学和描述中引入实践维度，从而通过详细的经验案例研究来审视技术，揭示技术的社会指向与工程指向的联系及技术功能与设计者、使用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 关于新时代技术产品的哲学研究，需要将实践维度纳入其中，技术哲学更多地理解为一种哲学的努力，从而对其情境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影响进行考量，以求更好分析和解决技术辐射面所带来的价值导向的相关问题。  经验转向的技术哲学分析，建立在社会实践或者相关的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基础之上。技术的哲学反思不能开始于对技术预先设想或神话，相反，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技术的社会性与实践性的具体的知识建构上。 哲学应该更多地关注技术产生的社会结果，紧密围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开展，需要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嵌入到更广泛意义的哲学图景中进行。可以这样理解，技术哲学不只是一个思考技术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纯理论问题，技术哲学要说明的是，一个好的技术社会应该体现着专业的、 技艺的、 经济的和政治的相互渗透的复杂性。  全球时代下的技术活动与社会愈加紧密。有学者认为，第三次技术哲学“实践转向”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转向是从社会和技术的相互关联中把握问题，从事批判理论的学者由以往对技术的哲学反思转而强调建构性的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家们应该积极参与到负责任技术创新的实践中，通过“工程指向”“政策指向”“使用指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打开技术的黑箱，从而推动技术制造物不断进化、完善，有效保持技术政策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实现技术与作为设计者和使用者的人类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  实践转向”融合实用主义特质，根植于日常生活中具体技术实践和案例，以集体意向性为核心，以“一个具有包容性与经验知情的视角对技术哲学的社会关联性的实践价值与意义进行审视，体现了对“技术哲学是什么”本体论问题的再思考。 对于个人而言，也许成为一个敏锐的世界鉴赏家是好的，这将为个人从“经验中汲取知识”带来快乐，但是，这样做对所有人都好吗?无论经典技术哲学还是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都是对技术的哲学研究的“放纵”,它们之所以得到深入的发展，因为它能够惠及技术哲学家群体本身。  也就是说，它有助于哲学反思。难道这就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或者找到一条更广泛意义的“好”的道路?哲学家“体验”技术就为了简单地成为更好的体验者，又或是为了将这种微妙的情感嵌入到技术使用中去? 有学者指出，经验转向不仅仅是对技术“好的”体验，更是解读和讨论现代技术对于社会以及人的境况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阐释这些讨论应该是什么，要知道，技术与种种社会现象存在互动关系，而这些社会现象是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在思考技术与人的应有关系时，必须纳入非哲学家群体因素，包括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工程师、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等。 二十一世纪的技术哲学：“政策转向”的当代启示如前所述，当代欧美技术哲学政策转向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变研究成果的评价方式，即通过将评价标准建立在直接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关的持续性技术争议解决的基础上，这种新的评价方式不是以研究成果的同行评议模式作为唯一衡量标准。 根据不同的情境，政策转向牵涉多个技术领域的研究：教育技术的、军事技术的、医疗技术的和农业技术等等。在这些技术领域中，技术政策的制定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这个过程负担着定义与维护利益相关者们特殊和共同利益的责任，本质上是把技术哲学理论应用到一个有实际用途的系统。  哲学家们应该参与到任何包含技术科学元素的政策决策中，与多种学科外的社会群体建立动态的伙伴关系，如社群组织、政府工作者、科学家、工程师、私营企业家和设计师等。 对于政策本身所特有的持续动态性，哲学家意味着什么?在最一般的抽象层次，哲学家将更集中于对技术中或有关技术的经验科学中的基本概念框架、关键词和问题的规范性维度的识别与澄清。哲学家擅长于挑战专业知识和权威，发现隐藏的价值判断和假设，分析和批判不同的哲学思想与理论框架。  哲学的公共性在于为世界公民提供创造性选择，并对那些以往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予以重新认识。哲学家的话语方式多种多样，他们既可以站在城邦的立场与公众进行对话，也可以以某项具体政策的倡导者的身份出现。纵观新一代技术哲学家的工作，能够看到新的技术哲学就是从底部建立起来的，而不是悬浮于高层次的、笛卡尔“数学宇宙”式的乌托邦。 为了实现政策转向，技术哲学应该如何蜕变?具体来讲，就是要努力拓展技术哲学的读者范围，截取技术哲学广泛影响的最大横截面。特别是利益相关者与政策制定者应该成为主要受众群体，而不仅仅是学科范围内的同行。  一方面，在常规同行评议的评审程序后附加额外的互动环节，技术哲学家就某具体政策问题发表针对性文章和见解。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被社会所广泛接受，但是他们可以将类似针对性的文章展示给与该问题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并与这些个人或组织展开会谈，积极协商讨论技术哲学家所提出建议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完全超越学科化模式——至少不以该模式为起点。主张技术哲学家们沿着“参与观察”的研究路径，着手开展相关政策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情境，技术哲学家们不仅能够深层次地分析问题，而且正在为克服问题的弊病作出哲学应有的贡献。  由于政策问题的哲学维度是间质性的——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因此，技术哲学家需要以“具象化”和“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对现实问题予以及时有效回应。最后，受众群体的变化也必然会导致技术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在学科化的评价体系中，对“卓越”的定义是依据同行评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传统的文献计量学的形式存在,而那些打破学科化的评价体系则是根据可替代性指标与可行性报告来定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标与报告在影响目标群体的评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作为评估者的目标群体也不再是技术哲学家们所熟悉的哲学同行。  技术哲学研究的政策转向不是把关于技术的哲学问题远离经验材料，也不是要消除技术哲学中学科化的哲学思维方法，而是要开辟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去关注那些和技术与技术哲学相关的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方法实践，它似乎能够挽救哲学的生命。 当前技术哲学正处在同行评议或问责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哲学研究越来越被要求合于投资回报率，政策转向恰恰为技术哲学家对现实社会进行“原始叙事”提供可能途径，这有助于将技术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从人才培养来看，“政策转向”意味着一种技术哲学专业从本科生到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的创新模式。它以哲学理论为实践框架，试图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帮助学生发现其他学科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为学生提供在社会中对科学与技术现象的基本而全面的理解。 毋庸置疑，技术哲学研究离不开学科化的文本话语与修辞学游戏，但要寻求技术哲学理论本身多元化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需要新的评估标准来对其蕴含的学术价值进行衡量，政策转向正应和着这一评价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应该说，除了关注基本概念和概念框架的澄清问题，政策转向的功用在于不断扩大技术哲学共同体的边界，在其服务对象的开放性、包容性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这种“严慎性的”研究才是技术哲学家们值得关注的，抽象的技术哲学理论如何在现实中得以贯彻和执行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课题。 技术哲学应该开展一个关于哲学的广泛社会影响的研究项目，反过来也有助于对广泛社会影响的哲学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批判与思考，打开认识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新视窗。 前，欧美技术哲学政策转向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多元化趋势”。然而，只有少量的经验案例是对“政策转向”基本范畴的界定，跨学科技术决策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必要性等相关内容的反思，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对下一代技术哲学家的培养。 政策导向的或社会参与的哲学研究仍处于方兴未艾阶段，在许多情形下，这种政策转向主要还迷恋或停留于大胆的个体主义尝试，而不是持续动态的、建制化的努力。 欧美技术哲学的政策转向能否成为克服传统技术哲学研究学科化以及评价标准单一性等弊病的良方，还是一个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问题。对技术哲学本身的反思不能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有必要以反身性形成自己独有的技术认识理念，才能推动技术哲学学科体系理论和实践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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