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定见，才能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相

先来读几段言简意赅的精彩史论。

第一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多数人虽然希冀天下一统，共享太平日子，但被征服后的心理反应也很复杂。张良是韩国真正的贵族，他要刺杀秦始皇，为的是替韩国报仇。有名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显示楚人对秦痛恨之深。

秦昭襄王将楚怀王的尸体送还楚国时，楚人全国哀悼，项羽入关后对秦的大肆报复，与这种心情有关。换言之，数百年政治思潮主流虽是大同主义，但亡国之恨、故国情怀很难顷刻完全从人们心里抹去。

秦始皇用人，尽量不分国籍，唯才是举，但仍有很多人隐逸不出，张耳、陈余、范增等人都是例子。对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情操是不会被轻易忘怀的。

第二段，殉道者亘古不绝。

董仲舒大概死于武帝中期，他的政治学说却深入人心。武帝死后九年（公元前78年），就有人上书请武帝的儿子昭帝让位，最终上书者被杀。十八年后（公元前60年），又有人请宣帝禅让，亦被诛。由此可见董仲舒的政治理论已为人所信崇。

对于一种当时人士咸以为合理的理论，死罪并不能遏止它的影响力，它只待时机成熟，自然水到渠成。就如同秦始皇统一天下一样，王莽使五德终始说得以实现。

第三段，德不配位不行，空有美德也不行。

贞观之治与文景之治完全有别，后者只是皇帝个人有节俭的美德，但任令豪强横行，使天下百姓过着牛马猪犬不如的生活。放弃育民的责任而“无为”，从政治的立场上看，他们是不负责任的；从人道的观点来看，他们是残忍的。

进而言之，贞观之治是君臣上下一心，励精图治，为疮痍满目、萧条残破的社会做培元固本的工作，使社会繁荣，生民揖让雍容。文景之治则显然不是。

以上史论，源自台湾知名学者李定一先生所著《中国史纲》。这是一部全球华语世界公认的中国通史杰作。

挑选中国通史类的书，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

动辄五册十册的多卷本大部头，虽材料丰富、事无巨细，给人一种“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尽在我手”的感觉。但真要扎起架势，一本一本读起来，怕也是一件让人望而却步的苦差事。

所以相信大家都希望有那么一本篇幅适中、详略得当、不失精髓与深刻，让人愿意读又能读得下去的中国通史。没错，这本出自台湾学者的《中华史纲》，就是这么一部你理想中的通史著作。

先知书店有充足理由向大家推荐这本《中华史纲》，这里只说三个：

其一，作者权威，治学条件优越。

本书著者李定一先生，不光是治中国史四十余年的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更是史学大师钱穆的弟子，还曾受教于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

而正因为李定一是从大陆去到台湾的学者，能够免受大陆史学研究那样的条条框框的约束，因而其著作价值值得信赖。

本书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而不是以朝代划分），上起于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5000年的历史变迁，一口气读下来，没有障碍。

其二，不一样的高度，不一样的角度。

罗振宇在一次演讲中如此形象地评价《中华史纲》：“我读这本书，有点像用无人机拍照，人还是这些人，但是换了一个高角度一看，原来天高地广，别有一番见识。”

比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

这种从独特角度分析史实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读来既感新鲜又深受启发。

其三，颠覆定见，更接近历史真实。

李定一博采众大师之长，融入最新的考古学和学术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而是他三征高句丽的失败；实际上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主要目的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军……

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等等，李定一也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

当别人还在纠结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以及用“好”与“坏”的二分法进行简单评价时，李定一却在客观、理性地将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好坏优缺、影响波及剖析得透透彻彻。与偏颇的争论相比，展现历史的全貌更为重要。

此外，李定一叙述历史的方式颇似司马迁，精炼而又犀利，常常只用几百字，便将一个王朝几百年的兴衰变迁择要勾勒，或将一个历史人物几十年的生平、多面复杂的个性传神道出，即便是读者熟悉的历史，他也能把它们变得别有味道。

权威、独到、客观、引人入胜，这便是《中华史纲》，一部简练而又深刻，有格局又有温度的中国通史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