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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雅民来源：《党员文摘》/《家庭》发布时间：2020-11-10 09:29:17
沈安娜，一个曾受周恩来、董必武委任，潜伏在蒋介石政权核心机构的地下工作者，在长达14年的潜伏生涯里，贫病交迫、生死一线，在无数个身陷绝境的危急关头，她与丈夫华明之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智勇相伴……
沈安娜、华明之夫妇 投身革命取情报 亲密战友结连理 沈安娜原名沈琬，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个封建世家。1930年，沈琬进泰兴中学读书，受老师影响，萌生了爱国与救国的思想。一年后，沈琬与姐姐沈珉离家，去上海闯世界。 沈琬在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上到高二，盘缠花尽，辍学了。为早谋出路，她和姐姐报考了为期半年的炳勋中文速记学校。1934年11月，浙江省政府派人到学校招聘速记员，校长推荐了聪明、勤奋的沈琬。谁知沈琬并不高兴。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原来，进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后不久，沈珉、沈琬姐妹就结识了两名学友——舒曰信、华明之。舒、华二人高中毕业，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共“中央特科”旗下的两名秘密情报员。两男两女，情趣相投，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不久，姐姐沈珉与舒曰信相爱，很快结为夫妻。 接到浙江省政府实习应考的通知，沈琬对两位大哥说：“我痛恨当今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想去衙门机关。我愿像姐姐一样，投身于革命，做独立的新女性。” 舒、华二人心中一动，随即向上级汇报。直接领导他们的“中央特科”王学文（化名“老李”）当即指示：“这是个好机会。她不仅要去，而且要力争得到那份工作，为党搜集情报。” 当时，蒋介石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然而，刚过了19岁生日的沈琬，得知这项任务后却极其郑重地说：“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进入浙江省政府后，沈琬的实习格外用功。1935年1月，沈琬被正式安排在看得到很多机要文件的议事科。两个月后，姐姐突然寄来暗语信，让沈琬速回上海一趟。沈琬偷偷从议事科架子上抽了几份印得不好待销毁的油印件，拿回宿舍装进小皮箱。然后，她拎着小皮箱大摇大摆地去了上海。 舒曰信拿着沈琬带来的文件给“老李”，王学文一看，顿觉了不得——这竟是时任浙江省保安司令宣铁吾部署的作战计划！王学文说：“这情报太重要了。安娜一炮打响。”（地下工作者都改名或有化名，沈氏姐妹决定在亲人间改称伊娜、安娜，对外仍叫原名。） 此后，沈安娜按照“舅舅”（即“老李”）的指示不断地搜集情报。不久，“舅舅”派来收取情报的交通员换成了华明之。 从此，华明之不定期前往杭州密会沈安娜。革命激荡着两名青年的爱国心，也激起了他们的爱情。1935年秋，华、沈二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沈安娜、华明之夫妇 “核心雷区”来潜伏 贫病交迫苦坚守 1936年7月，沈安娜当上了母亲。 1938年5月，沈安娜受命到被蒋介石重用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手下工作。从此，23岁的沈安娜，成了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派遣打入国民党高层核心机构的中共情报员。不久，华明之经人介绍也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电讯总台。 如今影视剧里一演潜伏在敌营的地下工作者，就有舞厅、大餐，而真实的沈、华夫妇的生活却绝非如此。 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栋老楼二层一间九平方米的小屋，老楼隔壁就是国民党宪兵队驻地。警车日夜号叫着外出捕人，拷打“犯人”的声音也昼夜不绝，沈安娜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除了心理压力，贫困的生活也在无休止地折磨着他们。夫妇俩都是小职员，薪水微薄，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月里，只能勉强糊口。孩子患上“百日咳”，没药，常咳出血来，夫妇俩只能拍打孩子的后背，硬挨着。 1939年中秋节前后，新领导卢竞如来沈家“串门”，一进门她就小声说：“安娜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博古同志亲自批准你入党。”卢竞如紧紧拥抱着沈安娜，没党旗，没誓言，更无《国际歌》，信仰的追求和对党的忠贞全在这紧紧的一抱中。
沈安娜 险象环生陷危难 步步惊心斗敌特 1942年秋，灾难突然降临——当时负责与沈、华单线联系的徐仲航被捕了。那时，徐仲航已打入国民党官办出版机构“正中书局”，在总管理处任业务处长。 有两件事，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了沈安娜身上。 一件是，前些时候，徐仲航想弄个国民党的“特别党证”（“特别入党”不仅手续办理快，更重要的是“介绍人”一栏要有三名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签名，且办好后党证上印有醒目的“特”字。持这种党证的人一般没人敢惹。）来掩护自己。沈安娜、华明之认为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就答应了。 另一件是，徐仲航突然“失踪”，情急之下，缺乏经验的沈安娜发了一封信到徐仲航工作的“正中书局”，说“孩子有病，借他的钱，下月再还”，作为试探。 特务很快找到沈安娜，拿出沈安娜寄给徐仲航的那封信，像是抓住了把柄似地问：“他是共产党，你为什么找他借钱？是不是他在收买你？” 沈安娜脸一绷，严肃地说：“我们只是小职员，孩子生病，找人借几个钱，这点钱就能收买人？再说，人家是'正中书局’堂堂的处长，你们凭什么说人家是共产党？”特务立刻回答说：“他藏有好多反动书籍！” 沈安娜一下就知道了他们的底牌。“信的内容你们知道，有事你们向朱局长去报告好了。”说完，沈安娜扬长而去。朱家骅时任中统局局长，正是特务们的顶头上司，一提局长，特务都傻眼了。 当晚回家后，沈安娜与华明之赶紧从竹竿里抽出密藏的情报，连书信、进步书刊、歌片等一切可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翻出来烧掉。 第二天下班时，中央党部的收发员破例来到沈家，借口帮着哄孩子，赖在沈家不走。一连好几天，发现没什么可疑的情况后，他就不来了。地下工作采取单线联系，试想，这期间突然冒出另外一位联络人，后果将不堪设想。 很快，有人就“特别入党”的事找沈安娜正式谈话了。 对方是中央党部财务处长兼“正中书局”的董事长。谈话时，此人开口就问：“你了解徐仲航吗？他是共产党！”沈安娜说：“呀，我怎么了解。我只知道他是东北人，为人正派、讲义气，还是'正中书局’的一位处长。他想'特别入党’，我觉得这是好事，就想帮他一下。他不就在您手下工作吗？您不了解他？” 沈安娜说话绵里藏针，财务处长没想到这小女子这么厉害。加之他已调查过，这位速记员是朱局长的老部下。自从进入中央党部，她已生育过两次，谁见过拖家带口、挺着大肚子去搞情报的女特务？因此，他改换口气，责备了沈安娜几句。沈安娜赶紧认错说：“好在还没办成，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沈安娜、华明之夫妇一家 三年不忘尽己责 夫妻联手窃情报 一连数月，没人再来找麻烦，机要处长仍派沈安娜记录“中常会”等小范围的机密会议，这就证明那场“危机”确实已经过去。但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为提防沈安娜和华明之被长期监视，决定暂时不再分派任务给他们，也不再派人联络他们。 那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准备调配给沈安娜一间面积稍大、条件较好的住房。沈安娜和华明之听到这消息，高兴得要命，心想这回可要离开那该死的宪兵队了。可又一想，组织派人来找我们怎么办？而且，新邻居可能大多是中央党部的人，将来与党组织联络、传递情报很不安全。第二天，沈安娜便谢绝了搬家的提议。 事实证明，华、沈夫妇的抉择非常正确。1945年10月的一天晚上，屋门突然响起熟悉的暗号声，让他们浑身一震。华明之开门一看，竟然是老领导吴克坚！ 沈安娜说：“搜集情报的工作，我们从未停止过，毁了的不知有多少。现还存留的是国民党'六大’的重要情报。此外，我还有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情报，全在我办公室的速记本里，明天就能给您拿来。” 吴克坚没想到，三年里，在那么危险的环境下，他们不仅坚守了岗位，还凭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自觉地搜集情报。 此后，沈安娜从国民党即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的预备文件中，看出国民党将在这次全会上制定反共战略决策。一个速记员，想弄到“全会”所有的文件绝非易事。于是，她想出一个好主意一一以往召开大会，机要处忙不过来时，会按规定临时聘请本处职员的直系家属前来帮忙，何不趁机拉华明之进来。处里的人都认识华明之，而且对他印象很好。沈安娜一说，大伙儿就同意了。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为防走漏风声，国民党的宪兵、特务把会场围得铁桶一般。但共产党的两名情报员却在那“铁桶”里尽情地搜集着情报：沈安娜仍干老本行；华明之做记录稿编校工作，所有速记员记录的材料，华明之都能看到。沈安娜常以孩子尚小需要回家照顾为由，申请把速记材料带回家去整理。夫妇俩回家后整夜地摘编情报，并且由华明之连夜送出。 1949年4月，解放军的炮火打到了长江边，国民党政府开始南撤。这时吴克坚通知华、沈夫妇：趁机撤出南京，到上海等待建设新中国！接此指令，夫妇俩激动得难以自持。打入敌阵14年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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