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撤地建市

文 | 杜云昌

历史上浙江省就有“上八府、三下府”之说，“下三府”指的是杭州、嘉兴、湖州三府。

解放后，嘉兴、湖州合并为嘉兴专区（期间建德专区也曾经合并过来），中共嘉兴地委、专署驻嘉兴。1958年，中共嘉兴地委、专署驻地从嘉兴迁至湖州，迁址原因是谓湖州的地矿产丰富，为了加强对“大办钢铁”的领导，故将驻地北移、靠前指挥。

时至1983年初，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潮流，“撤地建市”之风掀起（撤地区、建地级市）。上级决定将嘉兴地区一分为二，分设嘉兴市、湖州市，如加上杭州市，又恢复到历史上“下三府”的行政建置。

嘉兴市辖嘉兴、嘉善、平湖、海宁、海盐、桐乡六县（市）。为了建立“设区”的地级市，又将原嘉兴县级市一分为二，称城区、郊区，故嘉兴市实际上管辖五县（市）、两区。

我于1983年3月，在援中非共和国农业专家组组长任上离任回国。在北京国家农业部招待所，碰到一位嘉兴专区农业局搞水产的同志，他谈到了嘉兴地区将要一分为二的消息。因为此事与己无关，听过了之。

回嘉兴后，休假了两个月。在假期中，原专区农科所副所长顾启麟同志来我家，说他正在为设立嘉兴建置市而考察干部，并说中央规定新提拔的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撤地建市的第二个消息。

5月中旬，我回地区农科所上班。约在7月中旬，中共嘉兴地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兆贤同志打电话给所里领导，说要来看我。我与韩从未正面接触过，我认得他，他肯定不认得我。介绍见面后，他又介绍了一位老同志，说他是省物资局局长，是一同来考察干部的。他俩东问西问，主要是问我在国外的工作情况。不到一小时，他们离开回湖州去了。

我当时想可能要调我去地区农业局工作吧，在农科所工作时间长了，换个环境也好。不几天，原地区农科所副所长、时任地区农机所所长赵庸尧到我家。他说：“中共嘉兴地委常委、常务副专员周芸辉来我家（他们两家是亲戚）讲起，地区农科所有一位同志要提拔，我听起来像指你。”我这时想起韩部长来看我的用意了。

又过了几天，中共嘉兴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周洪昌同志打电话到所里，要我当天晚上到嘉兴市内部招待所找他。晚上我去“内招”找周（我俩原本熟悉），周又把我介绍给地委副书记杨明同志，并给了我一大叠材料，说你抽空仔细看看。我不便多问就回来了。当时我想我将被提拔是可能的了，但不知做什么。

后来又有一天晚上、一批陌生人到我家里，有人介绍说这一位是省委干部考察组嘉兴组组长张小眉同志；这一位是考察组的贝品明同志，他是嘉善县副县长。他们看了我的家庭住房情况，又问了一些家庭人员和我在国外工作情况后便走了。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可能要提拔我去当个农业局长。

7月底8月初是收早稻、种晚稻的“双抢”大忙季节。我是农科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整个“双抢”业务工作由我负责。农科所有个光荣传统，不管是谁都要参加田间劳动，每人每天都是一身泥、一身汗。

“双抢”于8月8日结束，8月9日大扫除，8月10日杀猪分肉，8月11日～13日放假休息。

8月10日上午，我正在食堂做分肉的准备工作，突然接到电话（别人转告），要我下午去湖州开会，开什么会、开几天都没有讲，并说如果双桥买不到车票，可在下午某时到嘉兴某地乘车一道去，我急急忙忙吃了中饭，带了点换洗衣服、向别人借了点粮票（自己的粮票放在嘉兴家里）就去双桥汽车站买了去湖州的车票出发了。

到了湖州地区招待所，我自报姓名，就有人要我签个名，领我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已有人，但我不认识。安顿好后相互探问了一下，他名叫徐长福，是长兴化肥厂的。8月11日上午，有人通知徐长福去开会，对我说你上午没事。

后来徐长福回来说：省委书记王芳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共湖州市委、市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两套新班子的成员。到下午，有人请我去参加一个会议，果然省委书记王芳同志也在，到我单位、家里看望过我的人也都在场。王芳同志讲话后，便有人宣布谁谁谁是中共嘉兴市委、市人民政府的什么职务，各人都表了态。

会上宣布人员、职务是：市委书记庄洪泽，市委副书记贝品明、周洪昌、姚金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莉贤，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旭峥，市委常委、纪检委书记沈雷，市委常委、市委部书长许国桢：嘉兴市人民政府市长候选人周洪昌，副市长候选人姚金林、杜云昌、范巴陵、赵冰、徐良骥。以上12人中，周洪昌我比较熟悉，贝品明见过一面，其余都不认识。

晚上，由庄洪泽主持去嘉兴任职的人开了个会。除自我介绍、相互认识一下外，宣布8月18日到嘉兴报到，正式上班工作。8月12日上午，中共嘉兴地委召开了全区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撤销嘉兴地区，建立嘉兴市、湖州市决定，宣布了两市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组成人员名单。

散会后，我们这批人各自回原单位。我回到地区农科所后，向其他领导通报了情况，并说明8月18日我就离开农科所到嘉兴市里工作了，做什么工作，我没有说，所里大部分同志还不知道这件事。

8月18日上午，我去报到。

新市委、市政府办公地点，就是原嘉兴市（县级市）时的大院。市委在8号楼（最北），市政府是6号楼（中间）。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来自三方面：一是原地专机关分配到嘉兴约230人，二是原县级市调来一批干部约80人，三是从其他各县调入约40人。

至8月底，市委宣布了部、委、办、局的领导人名单，开始对外办公。城郊两区领导班子已配齐，城区区委、区政府在中山西路原嘉兴镇政府处办公，郊区区委、区政府在新建的第一招待所办公。至9月底，市、区两级党委和政府已全面开展了工作。

建市之初，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仅举两例：

一是组建市级部、委、办、局的领导班子。原地委、行署分配到嘉兴的干部不可能，也不允许配齐每个市级单位的班子，需要从两区、县（市）调干部。例如组建市文化局，正副局长从桐乡、海宁调入：组建市教育局，局长从平湖调人：组建市财税局，副局长从桐乡调人：组建市经济委员会，主任由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兼；组建市委农委，副书记由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兼。从两区、县（市）调干部，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要花去领导许多的时间和精力。

二是地委、行署分配至嘉兴的干部及家属住房以及一些市级单位的办公用房，都必须安置妥当。市委、市政府领导住军人接待站，部、委、办、局领导住原第二招待所，其余住工矿企业和街道招待所。机关办公用房，必须要有起码的条件（如要有几部电话等等），最后到实在没有办法了，把市气象局、市工商局安置在少年路电影院南一个浴室的楼上办公。

撤地建市初期，在工作中碰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市、区之间、市、区各部门之间不和谐，意见很多、矛盾不少。究其根源，是对撤地建市的作用和意义有不同的看法，对把一个县级市分为两个区有不同看法。作为亲身经历者，我认为要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去分析。

客观原因：

首先，在撤地建市的市体制上设计不合理。建立“设区”的嘉兴市，把县级的嘉兴市一分为二为两个区，而两区却是一大、一小：郊区大，等于一个大县；而城区小，只辖城市周边五个小乡，无论分到哪个区的干部，思想上都有疙瘩。

其次，体制设计是省管市（县、市）。县（市）财政与省辖市的市财政没有一分钱的关系。而省里的工作方法还是把省辖市看作行署，大部分的会议都开到市，再由市贯彻到县（市）。这笔开支很大，却要市里支付，实际上是由县级老嘉兴市支付。两个区说是半级财政，又不准设金库。所以，有时资金周转都有困难，两区干部有看法，都有怨气。

第三，在政府部门设置上，市与区不对口。区里有些部门没有设，有一些部门只设市局的分局，说法是撤地建市就是要减少机构、精减人员。但实际上，上下部门不对口，往往延伸至市、区上下政府对不上口。

第四，财力分散，靠财政资金什么事也办不成，撤地建市前的1983年，县级嘉兴市一个政府，决算支出2592.3万元，撤地建而后的1984年，三个政府决算支出5026.2万元，区里叫苦，市级部门也叫苦，真是“一条街上三个府，不穷也是苦”。

主观原因：

市和区的各级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能适应搬地建市后变化了的新情况、新要求。撤地建市后，原县级市的经济实体，统统划归市里，权限也相应上收，客观实际要求市里相关部门面对基层、面对实体，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而市级机关的主任、局长们许多是地专机关分来的。

地专机关是督导机构，对下检查督促就是了，所以跑市（县）的多，跑市本级的少：跑行政部门多，跑经济实体少，基层怨气很大，两个区的同志都感到权力小了，决策自主权少了，而基层的同志往往熟门熟路找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们感到束手无策，只有推诿和埋怨。

我认为撤地建市，建“设区”的市，是把驻地的县级市或县划分为两个区，要运作顺畅、和谐，必须经过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相当长，我体会要用八到十年时间，建市初期，市委、市政府不知研究过多少次，要理顺市与区的关系、市各局办与区各局办的关系。开始只是喊喊口号，如要提高对撤地建市的认识，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靠改革去解决等等，但作用不大。

经过两三年运作，大家体会到一条，市政府除了抓好直属的经济实体外，主要要抓好两个区，市本级和两区都发展了，困难也就解决了。所以市和区都要摆正位置，要互相为对方着想。市里要明确抓好实体，抓好本级这一指导思想，深入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与两区共谋发展；区里要体谅市里的困难，在抓实体工作上为市里出谋划策。

1991年3月我接任市长后，在理顺两区关系问题方面主动做了三件事：

一是每年两次听取两区政府的汇报，当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城区塘汇乡永政桥、郊区蚂桥乡铁路立交桥两个半拉子工程经费安排；

二是为城区各居委会干部一次性增加补贴，为各街道协调各方办一个农贸市场.既解决”马路市场”问题，又有一些收入，逐年解决街道聘用人员和居委会干部的各种费用；

三是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微调.即市对两区财政参照省对县（市）财政的政策.但财政分成比例要有区别。在分税制改革以前，省对县（市）财政分成县（市）得40％．而两区不承担粮食供应亏损、不承担城镇居民粮油及副食品补贴，故市财政与区财政分成，区财政得33％-使两区财政困难得到一定的舒缓。

正值市和区的关系逐渐理顺时，在体制上又发生了一段插曲。

就是1994年在城区除保留人大外．区委、区政府各部门与市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实事求是地说，此事我事先不知道，等有人到外地参观回来汇报时我才得知此事。事后议论合署方案时，我也是赞成的。

但一合署，把正在磨合期的市、区关系等于推倒重来，增添了不少麻烦。城区的部门主要工作是管乡里的事，合署后等于市级部门要管乡里的事，往往比区里管时慢半拍。有人开玩笑说：“过去是老子管儿子，现在大爹管孙子”，“大爹管孙子，有好事他来管了，有难事他就推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做此事无多大实际意义。

2002年，中共浙江省委对嘉兴市两区的体制、建置作了重大的改革，郊区一分为二建立秀洲区、南湖区（包括原城区）按实运作，比建市时的建置合理多了。改革后的两区所辖乡（镇）基本上是明朝时期秀水县、嘉兴县的地界。区别只有一点，城区古时由秀洲区管，现在归南湖区管。

时至今日，撤地建市已快30年了，市和两区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初期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困难都已不复存在。当然今后还会有矛盾和困难，但毕竟发展了，实力强大了，要解决矛盾和困难也比较容易了。1995年3月，我离任前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市本级财政开支不足3亿元，2008年市级财政开支已达46.4亿元。

但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我认为“撤地建市”是多余的。因为：

一、浙江省在1983年撤地建市时就实行财政“省管县”体制（全国刚全面实行），随后又出台了“强县放权”政策，省辖市和省辖县（市）无大差别。

二、市、两区“三个四套班子”，部门上下对口，领导职数、人员大量增加，人头经费、行政开支惊人，而这笔经费都是嘉兴县（市）这块土地上产生的财富、纳税人的钱。所以.我认为：可以撤销省辖市嘉兴市，撤销秀洲、南湖两区，设没有区的省辖嘉兴市（广东省就很多）或县级市嘉兴市。

三、现交通方便、信息灵通，可不设督导机构，省可派巡视组巡视，职能可以扩大，或视情增加巡视组。

写于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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